鲁迅祖父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生于道光17年（1837）年12月27日。其时通行旧历，按此他应为1838年出生。二十多岁考中秀才，1867年浙江甲子、丁卯两科合并乡试中考取第八十六名举人。
那个时代，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中举一点都不算晚，正可谓是前程无量，然而这位老先生却命运乖桀，仕途坎坷，一生中跌跌撞撞，没过几天好日子。
中举的次年，他到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不第，只考取了方略馆的誊录，不过是个抄抄写写的文职人员，虽然按例五年后有做知县的可能，但志大气盛的他岂肯仅以举子的功名混迹官场，那就如同今天只有一个专科文凭一样，在以后的升迁中处处要低本科生一等。他又苦读三年，终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会试中了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那是他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然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辉煌的顶峰。在翰林院深造三年之后，他并未如一些幸运者那样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或分发某部任主事之职，而是外放到江西金溪去任县知事了。也许是由于他的耿介，也许是由于他以翰林出身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总之，他为上司所不容，终于在光绪元年（1878年）由两江总督沈葆祯革了他的知县职，改选为教职。所谓教职，介乎今天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之间这么一个职务，而且就这样，吏部也没有批下来，当了三年差两天知县的周福清只能以七品知县的级别退职了。
进士出身又点过翰林的周福清，此时刚刚四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岂肯在仕途上就此善罢干休？在那个绝对官本位的时代，一个在科考与官场中混迹半生的人，没有任何职业能引起他的兴趣。而退职后的官员除去极个别有被皇上重新启用的以外，想要重蹈宦海，就只剩下捐官这一条路了。他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得内阁中书，一直侯补了九年，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才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此时，他已是知命之年了。他在这个专事抄写的小小京官任上不到五年，母亲戴氏去世，他回家奔丧，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三年之后重新侯补，周福清此时五十六岁，再过三年，虚岁便是六十的人了，哪里还能再有机会补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仕途也就基本到头了。
恰巧这一年为庆慈禧太后的“万寿”，全国范围内举行恩科乡试。浙江省的正副主考分别为殷如璋和周锡恩，这位殷如璋大人恰巧与周福清是同榜进士。清代科举作弊之风甚炽，因此当别人得知周福清与殷如璋的关系后，就不断有人前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打通关节，周福清一开始并不情愿，但经不起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他的侄子这一年也要参加乡试，又有马、顾、陈、孙四家子弟愿共出银万两，周福清一来抹不开姐夫和众乡亲的面子，二来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也要应试，五家人共出银万两，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便可省去一份贿银，当然是一件合算的事情。
清代科举贿考舞弊情形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这是整体政治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皇帝与下属官员是有各自的利益考虑的，皇帝当然想通过科举考试擢选自己认为杰出的人才，而每次科考则是各级官员捞取贿赂的大好时机。这从每次科考自上的严加防范可略见一斑。考官一出京城，就不允许会见亲友，考官到达目的地，还有监视他们的官员在侧监督，想要走主考的“后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这些因素，周福清觉得一旦主考殷如璋到了杭州，不要说见他的面，就是送一封信也难。思前想后，惟一可行的就是在殷由京赴杭的途中设法。那时南北交通一是海路，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到上海，再抵杭州；另一条路则是由运河水路直达。得知殷如章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周福清就认定只能在苏州相机与殷联系了。
于是，他于8月31日只带领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途经上海，五天后到达苏州，等了两天，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不敢怠慢，当即派陶阿顺前去投帖拜会。陶阿顺雇船朝着主考官的大船驶去，但无法接近，又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将一个信封交给殷如璋的差人。此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见差人送上一个厚厚的信封，心中大约早已有数，便将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这位副主考多少有点不识相，屁股沉沉地坐着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也许他也早已看出端倪，故意不走，看看你主考大人如何应对。殷如璋无奈，只好故作镇定，与周锡恩海阔天空地继续闲聊。官船边的陶阿顺等着等着，没有一点消息，毕竟是一位没有见过世面更不懂官场规矩的绍兴毡帽，终于耐不住性子发作起来，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连个回执也不给？舱内的两位大人听得真切，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包不住了，便示意周锡璋拆阅来信，信封中是一张一万两的银票，一张周福清的名片，另一张纸上写着五个考生及鲁迅父亲的姓氏。至此，周福清贿考事已完全败露，两位主考大人当下摆出一付义愤填膺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发往苏州府讯问。
陶阿顺当下就招供自己系受周福清指派。苏州知府当下报告吏部，并将陶阿顺及物证押送杭州，浙江巡抚崧骏即令杭州知府陈鹿笙审理，同时将考生马家坛及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考卷扣留。
这件事在京城和两江传开，影响很大，御史诸成博先向光绪皇帝上了奏折禀告此事，并有“……伏思科场舞弊，例禁何等森严，乃竟敢明目张胆如此妄为，若不严加究治，恐以后奸徒玩法效尤，必更肆行无忌……”等语。十天后，浙江巡抚崧峻的奏折也摆到了光绪皇帝的面前。光绪皇帝当即给吏部下了批示：“……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
周福清被解到杭州，知府陈鹿笙审讯他时，他说自己是到北京探亲的，路经上海时得知这次主考殷如璋系同榜进士，一时起意，想为几位应试的同乡子弟疏通一下，事前他们并不知此事。至于一万元的银票，也只是一纸空票，因为那几家人家道殷实，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这样，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崧峻也向清廷写了报告，极力为周福清开脱。刑部也基本以崧峻的意见为基础，向光绪皇帝奏道：“……应请如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然光绪皇帝不肯通融，当天即下了圣谕：“……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那为什么周福清始终并未被处决呢？其实秋后处决并非到了秋天一定要杀头，而是到秋决前，刑部先将被判斩监候的人犯姓名写在一张纸上，届时由皇帝闭着眼睛手执朱笔在纸上随意画几个圈，被圈中者斩，未被圈中者则幸存下来，每年一次，三年均未被圈中者，则改为终身监禁。想来周福清就是三次未被圈中的幸运者，所以一直被监禁了八年。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后，礼部尚书薛允升在慈禧面前为他求情，慈禧随便说了一句：一点小事，放掉算了。这样，周福清终于在1901年释放回家。时已64岁。
1904年7月13 日，周福清病故于绍兴。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3年7月8日）
鲁迅对周作人的两次动手
在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共同生活的三十八年中（以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为止），鲁迅先后曾两次对周作人动手。
在鲁氏三兄弟中，大哥鲁迅在青年时代应当说对周作人情谊最深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自幼一同玩耍嬉戏，在同一所私垫中上学，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书信不断，互相作诗唱和，赠书寄文，他们一同翻译，一同出书，鲁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生官费根本不够用度，鲁迅决定回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弟弟的生活。周作人学成回国后，在鲁迅的举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篡处的编篡。这其间两人真是手足情深，相依为命。兄弟怡怡之情的细节在两人的日记中随处可见。这里，仅举出1902年2月中两天周作人的日记便可看出当时两人是多么的依恋。其时鲁迅已从水师学堂转入陆师学堂下属的矿路学堂，而周作人则刚刚从绍兴来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
二日：“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道路泥泞，下足为难，同大哥谈少倾，即偕至鼓楼一游，同乡张君协和（邦华，矿生）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饭后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
三日：“上午，大哥回去。……[晚]步至马路歧口，候大哥不至，归而复作，灯光如豆，伴我凄清，对之凄然，不能久坐，即睡，时七下钟。”
白天见了面，喝了茶，刚刚分别，晚饭后鲁迅就又为二弟送书来，一同读书到半夜，大哥就索性睡在二弟处，第二天一早回去，下午就又盼着大哥再来，没有等到，令作弟弟的怅然若失。情同手足，真是情同手足，一刻也不愿分离。
这样相亲相爱的兄弟，鲁迅怎么会对周作人动手呢？
1916年，鲁迅奉母命从日本回到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婚后三日即与周作人一同又去了日本，其时周作人已在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出国留学的考试也已通过，但因近视未被派学军事技术，而改学土木工程了。两人到了日本，住在一起，朝夕相处，鲁迅那时已从仙台医专退学，挂名在一个叫做“独逸语协会”附设的学校里，偶尔去听听课，大部分时间精力全都用在文学事业的准备上。
到日本的第二年，兄弟二人想要合译一本《域外小说集》，介绍俄国、波兰、英、法、美等国的短篇小说，鲁迅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对二弟挥动了拳头。这件事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大概我那时候很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
二十七岁的哥哥带着二十四岁的弟弟在国外，一边求学，一边还想干点事业，哥哥性子急，弟弟性子慢，情急之下，就动了手，完全是两种个性的冲突，大约也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在其中。拉架的许季弗（许寿裳）既是同乡同学，又是两人的好朋友。和人世间每个家庭兄弟间的小冲突一样，这是生活激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充满生气的奋斗乐章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谁都没有在意，照样一同在伍舍居住，照样在学习之余译书，第二年，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上下两册便相继出版了。这是兄弟二人友谊的结晶。也许是弟弟的外语功力比哥哥更加扎实，也许是哥哥那几拳激发了他的志气，书里收了译作十六篇，其中十三篇是周作人译的。
如果我们把鲁迅的第一次动手看作是年轻的两兄弟生活中的一件趣事，那么十五年后鲁迅第二次动手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
1919年，鲁迅将绍兴祖屋变卖，买下了八道湾一所三进大宅，全家搬进了八道湾。一家人经济上不分彼此，因朱安不大识字，家政便由羽太信子掌管，鲁迅每月从教育部以及所兼课的各大学领回的薪水，几乎全部交给羽太信子，这样过了几年，兄弟间相处得应当说还是不错的，当然，家庭琐事所引起的小矛盾还是有的，比如后来周建人俞芳等人回忆说那时羽太信子用钱比较糜费，还对孩子说过“不要到大伯那里去，让他冷清死”一类的的话。但照理说这都属于一个大家庭里正常的小磨擦。
然而风云突变，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信交给鲁迅，信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
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封语气颇为凝重的绝交信，文字中充斥着冷漠与压抑着的愤懑，周作人到底为了什么，鲁迅也不知道，这从鲁迅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如果知道为什么，或者自已做了什么对不起弟弟的事，他就不会“邀欲问之”了。但是这事在五天前，似乎就有爆发的征兆，7月14日鲁迅就在日记中曾写下了沉重的一笔。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好端端的一大家人家一直围在一起吃饭，突然间作为大哥的鲁迅独自离开了，而且还很慎重地当做一件大事记在日记中，足见这不是一般缘由引起的。而且极有可能与五天后周作人送来绝交信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周作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经济问题，即羽太信子比较的挥霍，鲁迅曾与劝诫，因而引起其不满，遂向周作人进谗言。二是说鲁迅偷窥弟媳羽太信子洗澡。但是这两条均为研究者及知情者否定。如果因为经济问题，不会暴发的这样突然，也决不至于令多年相亲相爱的两兄弟从此形同路人；至于第二条，据熟悉当时情况的章川岛等人说，一是八道湾周作人的住室外有土沟，种着花木，根本无从偷窥，而且日本风俗女子洗浴时一般是不大避人的。就连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鲁迅对其母非礼是不可能的。
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日记中只字未提，周作人后来也把7月19日的日记有关记载的十多个字挖掉了。从此后两人至死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这不但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椿迷案。从现有的资料看想要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有一条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与羽太信子有关，1924年鲁迅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最后署名为“宴之敖”，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写道：
先生说：“宴从 （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 ，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兄弟失和后不久，鲁迅携朱安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后又买下了西三条21号（即今北京鲁迅故居），1924年6月21日，鲁迅回八道湾欲取回自己的书籍等物，此时，兄弟二人发生了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鲁迅第二次对周作人动了手。鲁迅那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
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的日记记得简约了一些，据当时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回忆说，那天他看到鲁迅来了径直进了进了周作人住的后院，过了一会，会从后院传出周作人的一声骂，章川岛赶忙走进后院，在后院西厢房看见可怕的一幕：周作人从木架上抓起一个尺把高的铜香炉正要砸下去，章川岛抢下香炉，把周作人劝回住房，然后回到前院自己的住处，路过客厅时，听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正在给张凤举、徐耀辰打电话，至于请他们来是增援还是评理，他就不知道了。而据周建人1983年回忆说：“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显然，这次冲突是一年前两人绝交之因的延绪，其时两人都已年过四十，又都是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动这样大的肝火真是匪夷所思。这一次，是周作人先动的手，鲁迅只是自卫还击，幸好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不过从这次冲突之后，两兄弟真的就象他们各自的名字“启明”“长庚”那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从此成了陌路之人。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4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