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远喜
我知道，我之所以选择教师这门职业，缘于《少年文艺》，更缘于王老师对我的影响。
1980年，我读初中。
那时，小镇上几位吃“国家粮”的子女也在我们乡村中学借读。他们吃的、穿的、玩的都让我们那些乡下的孩子眼馋，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的老爹老妈都给他们订了各种各样的杂志：《儿童时代》、《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那时的农家偏偏是那么穷，而我对那些杂志却又是那么地着魔。为了能看到这些杂志，我总是不厌其烦、投其所好地同他们套近乎：摘野果、抓山兔、逮野鸡……想尽一切办法同他们换书看。最令人恼火的是小毛，他的老爹给他订了一本《少年文艺》。有一次，趁他上厕所忘了把《少年文艺》收进书包之际，我偷偷地看了几眼。乖乖，精彩的故事、离奇的情节、优美的语言……太有魅力了！直到上课铃声响起，我才贼一般地溜回座位。一连好几天，我的魂仿佛被勾走了似的，一天到晚，头脑里老是闪动着《少年文艺》的影子。
可这小子偏偏对《少年文艺》“爱惜”得要命，轻易不借给别人。倒不是因为他爱书如命，而是因为他人缘极差，成绩又一塌糊涂，他是借《少年文艺》来调我们的胃口。多少次，面对那酸酸的梅子、红脆脆的苹果、水灵灵的大蜜桃，他都强逼自己咽下口水，还假装镇静不为所动。我知道，他更爱看我们低三下四说好话的模样，以此来维持心理平衡。他还以此为杀手锏——拿《少年文艺》与我们换作业本抄。
可我偏偏不买那浑小子的账，他也对我恨之入骨，但那《少年文艺》的影子挺不争气，不时在我脑海里翻飞，竟把我折磨得坐立不安。终有一天，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的头脑中形成：那小子经常趁我不注意，悄悄地从我书包里拿作业，抄完后又偷偷地放回我的书包。他可以不仁，我为什么就不能不义呢？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趁那小子不注意，偷偷地拿走《少年文艺》，看完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一刹那，我被这个大胆而又聪明的计划惹得心花怒放。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每次，我偷偷地从那小子的书包里拿出《少年文艺》，四五天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他的书包。就这样一连看了他的四五期《少年文艺》，那小子却浑然不觉。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上体育课，趁体育老师不注意，我又悄悄地溜回教室。正当我如法炮制地从那小子的书包里掏出《少年文艺》时，门“砰”地一声开了，一声炸雷在我耳边响起：“好啊，好你个小偷。原来是你在偷我的书看！”血一下子涌入我的脑门，头脑中一片空白，我恨不得一下子从教室里蒸发。“求你，别嚷嚷！我明天给你带水蜜桃，以后你抄作业我保证不说。”我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希望他能放我一马，我差点儿就要给他跪下去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贼”这个字眼足以让一个人背一生的黑锅，足以让一个人的心灵背负一生的十字架，足以压得一家人在当地无脸见人，无法抬头。“谁抄你作业，我偏要嚷。看啊，有人偷书——”
全班的人仿佛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此时，我仿佛是一只被剥掉皮的山羊，可怜兮兮地吊在十字架上，任人嘲弄。
吵闹声惊动了班主任王老师。她走进教室，制止了学生，然后，把可怜兮兮的我叫进办公室。
“说吧，怎么回事？”
我又羞又怕，哭着一五一十地坦白了“作案”经过。
办公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七八分钟，仿佛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我分明看见王老师转过身去抹了一下眼泪。又好久，她才慢慢地转过身来，摸了摸我的头，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孩子，真难为你啦！不要多想。记住，你不是贼，你并没有拿他的书不还。你只不过没经过他允许就拿了他的书，这顶多只是有些不礼貌。记住，孩子，你不是贼！现在不是，将来也绝对不是。孩子，你要记住：抬起头来做人！走，把胸膛挺起来，跟我回教室！”
教室里安静极了，五十多双眼睛都齐刷刷地望着我和王老师。“同学们，大明不是贼。他只是太爱书了，没有经过小毛允许就拿去看了，这样做不礼貌，但他看完之后又及时地还给了小毛。如果你们认为大明是贼的话，那么我要问：小毛，小京，你们不是经常不经大明同意就偷偷地拿他的作业本抄吗，这是不是贼的行为？记住，今后谁要是叫了大明一声‘贼’，我会毫不客气地揍扁他。小毛，你要是不信，你就来试试？”老师威严地逼视着全班，逼视着小毛，又朝小毛走了几步。我们没有料到：平常温和慈祥的王老师这时竟然会这么凶。
以后每月，我的书包里都会被悄悄地塞进一本《少年文艺》。我知道，那一定是王老师悄悄放进去的。我读懂了王老师的意思——她希望我能成为一位作家，一位靠笔杆子吃饭的人，为我自己，也为小山村争一点儿光。
遗憾的是，我最终还是没能成为作家，而且这一辈子恐怕将与作家无缘。17年前，我坚定地“锁定”了与王老师一样的职业，任人怎样劝说都不为所动，一干就是15年。而今我已成为一名挺优秀的教师，也相继有一些文字变成铅字。我知道，我之所以选择教师这门职业，缘于《少年文艺》，更缘于王老师对我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