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妻子早已知道，在她整天沉浸其中的那些毛线纹路里，她早已洞悉我隐而不吐的秘密：频繁地跟一个异性摄影师见面。她手中所编织的，那不是纹路，而是她的祷词，她的解脱之径，她的寄托之所。
两周后，八只小而圆与一只大而圆的茶杯垫，完整的一套，放在了我面前。
“喏，给你的摄影师。”
我注意到她的左手食指尖，连续的戳与钩，在那里形成了一块小小的老趼，黄巴巴的，像衣服上褪不掉的色斑。我的妻子，她会终身带着这些老趼。
三
1第一次进入唐冠的房间，是应邀看照片。房间的布置，表明她是单身。我向她求证，用一个不太高明的玩笑：“这么说，你不大瞧得上男人……瞧你到现在都……”
她停下在倒水的动作，没有回答，等茶叶在开水里慢慢沉到杯底，才开口：“离了。因为那些照片。他可能认为我不大适合过日子。”她的表情骄傲而脆弱。我后悔我刚才语气中的轻佻。
“嗯。我比你大十三岁，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十六，儿子十岁。”我下意识地交代，竟然毫无愧意，像个一心渴望跟别人合作的商人，缺乏经验，惴惴不安，急着摊开所有的底牌。
她这下笑起来，牙齿雪白，嘴角再次出现那几道打动人的弧线。
她把房子中间收拾出一块地方，然后趴下来—她的上衣离开了腰际线，需出一点内裤的颜色。从床下，她翻出她的宝贝们。许多大小一样的纸袋，厚而沉重，袋子外用蓝色水笔编了号码。
“先看什么？井，背影，屋檐，野猫，器官……”
“你好像说过，有菜场……”
“哦。”她竖起一道眉毛，嘴唇翕动着，准确地数出六个纸袋。“喏。”
我们并肩坐在床上，像两个同窗共读的学生。她戴着手套一张张缓慢地翻过，没有解说。当我想要说点什么，她竖起指头，加以制止。
她的菜场是这样的：
洋葱堆上飞过不合时宜的蝴蝶。氧气棒下等待死去的鱼群。肉案板上被摆成奔跑模样的去皮羊尸。卖蒜人的女儿在吮吸一株生蘑菇。污水横流的地面，伫立着一双被玷污了的拉丁舞鞋。被磨损了边线的零钱包挂在主妇臃肿的臂上。
不知为何，我激动万分，内心如惊涛拍岸，双目酸胀，差点掉下泪来。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一双跟我一模一样的眼睛？这些日常小景，这些我的目光曾经停留过的地方，她的取景器也曾调整着光圈流连不去……我真想紧紧地拥抱她、深情地亲吻她……你信不信，我所想的跟肉体无关，我只是希望能够靠另一个亲爱的灵魂更近，无限接近，像贴近一丛微暗的火苗。
我求助地看着她，因为巨大的喜悦而万分紧张。她也看看我，我确信她看到了我想要她看的。
2这以后，我们一起看了她几乎所有的作品。但我还是没有拥抱过她。其实，我知道她并不会反对进一步的亲密，但我极力克制、拖延，我害怕那重大的时刻—我担心，一旦从拥抱开始，我肯定会走得更远。
也许我已走得太远：在她的卫生间，我见过她的私人用品。从她的枕上，我悄悄捡起过几根头发。还有她的写在胶卷盒外面的潦草笔迹，现在我已能够辨认，并且会因为认出来而心跳。当我与她一起走在大街上，我会慢下几步，看她的背影，腰间柔和的扭动。
她给我讲过她的一些事情。母亲去世那年，她一度成了结巴，总也说不出完整的话。她之所以会迷上摄影，是因为一位男老师，她想留下他的侧脸。她有一个陌生的爱慕者。在刚刚结束的婚姻里，她曾经流产过一个孩子。
有些事情我似乎不必知道，她仍是固执地讲，经过精心地选择，却假装毫不在意。她这样让我多感动！我猜，她是想把她的往事也翻出来，像翻出床下那些微微卷曲的照片。我们所要的不仅仅是一株粉白的莲花，还有它周遭的污泥。
有时，我们会走到外面，她带着三脚架，装上最长的镜头，对准某一处，缓慢地移动，让我从取景器里往外窥视。被放大的一切，被丑化的一切。
我们看鞋子，没有主人的脚，在粗粝的地面上，它们像无头的躯干，莽撞而盲目地移动。
我们对准下肢，人们会在转角处不经意地停下，男人搔抓他们的生殖器，女人整理长筒袜。
对准垃圾箱，带血迹的卷纸，枯萎的植物，用过的塑料制品，带有咬痕的玉米棒芯。无数种生活的背影，在垃圾箱里越拉越长。
对准大学宿舍的窗口，女学生用皮尺反复丈量她的胸部，而在另一侧，几个正在午睡的男生，内裤上纷纷撑起小帐篷。
这游戏让我们乐此不疲，日子变得富有节奏。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讨论，下一次的见面地点，准备观察的对象，有时出现愉快的分歧，又互相谦让，或假装争执不下。
我的失眠症自动消失，为人变得可亲，跟同事间的寒暄不似从前那样虚伪。连我妻子，都注意到我的温和健康起来的情绪，她面呈欣慰之色，甚至鼓励我经常到“摄影师朋友”那里去坐坐。
我是说，对妻子，我没有撒谎，我一直都说，我最近交了一个“摄影师朋友”，就像人们说到建筑师、警察、斗牛士，潜意识里就应当是个男人似的。看着妻子无知无觉的脸，歉疚与庆幸，说不清哪个占了上风。但无论怎样，我都是个不忠的丈夫，快要不忠了。
3有一次，在她宿舍的楼下，她让我站到几米外的树阴下，在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突然按下快门，连续地拍起来。我下意识地躲闪，并且嘟囔着抗议，她不加理睬，反倒更加无情地追踪起我尴尬的表情。
我被她跟拍的遭际就此开始了。
我往楼上走，她就在后面拍我的背，转弯时变形的脸……我认为她是在开玩笑，但说真的，被一个镜头盯着，很不自在。
回到房间，她变本加厉。我看见她把镜头拉近，相机下方的嘴角露出控制他人的快慰笑意，修长的手指果断地按下，“咔嚓、咔嚓”。一个特写接着一个特写，可以想象她拍到了什么。我带有青筋的手。不够洁净的牙齿。额角的痣。发根深处的皮屑。
我不知所措，茫然地躲闪，像一个被逼到墙角的犯人。“咔嚓、咔嚓”，她还在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大声叫喊，她凑近了对准我的喉咙深处……
怒气变成了烦躁，接着，慢慢地转换成一股狂热之情，相机后面的女人，突然间陌生而激动人心。她真的要这样透过取景器记录我吗？好的，我愿意，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暴露在她的目光之下，像怕冷的人，从阴冷的楼顶一头跃进阳光之中，哪怕那阳光根本无法承载我的重量……
“脱掉你的衣服。”她小声而冷静地对我耳语。
四
11969年，我们的婚礼上，在人们富有革命气息的掌声里，妻子背诵了整篇的老三篇。
“革命伉俪多奇志，不爱红妆爱绿装”，没有鞭炮与红色双喜。我是蓝色制服，她是绿色军装，腰间束着新皮带。互赠的不是戒指而是红宝书。我们收到的贺礼是各种时新风格的毛主席石膏像和胸章，风格与尺寸各有不同—就在上一次搬家中，我还见到过那些像章，边缘处的金漆开始剥落，背后的别针生锈了。
我至今记得婚礼上的妻子，没有任何妆扮，当别人起哄，她大方地站起，一字不落地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她是我们这一带第一个会完整背诵老三篇的女学生，但她风光没几天，更多的人都能一口气倒背如流。但无论如何，她是第一个，人们愿意在婚礼上让她以此为荣。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她背诵得那样字正腔圆、一脸浩气，乃至脸颊开始发红，嘴角湿润，小小的胸脯一起一伏。人们都看得目不转睛了，背到《纪念白求恩》时，有不少人开始小声地跟着背：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时的场面，真可谓纯洁感人，那一瞬，我想我的新娘真是美的，最高尚的美，最革命的美—我不敢想象几小时后，等前来道贺的革命同志们一一散去，我如何能与她在一个被窝里，脱光衣服，露出带有体毛的身体？
也许婚礼的基调对女人的心理影响是终身的。在接下的漫长时日里，直到今天，她再也没有喜欢过化妆，喜欢过色彩鲜艳的服饰。她听任肤色黯淡下去，听任身形走样下去，一心只跟毛线们打着忠诚的交道。
相比而言，我对美的敏感真是一种罪孽。除了在新婚之夜，我注意到她因为背诵而涌上脸颊的红晕。此后，我再也没有觉得她跟美有过关系—缺乏变化的表情，没有曲线的身肢，过分专注于编织的癖好，那四根针，像是刺猬伏在她的身边。这一切，我真的没法真心喜欢过。
我想她必然也知道这一点，这似乎让我有了心安理得的理由。
2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与妻子的夜晚，几乎总是和衣而眠。我们像家狗一样，竖起我们远逊于狗的耳朵，留心外面的动静。有锣鼓一阵紧过一阵地敲起，或是大喇叭突然嚣叫起来，电流声之后，一个粗暴而权威的声音发出集合令：快起床啦，传达最高指示！
我们这时就得紧急出门，一路小跑，生怕落在众人后面，我们在黑暗中搀起手奔跑，冰冷的指头相触，毫无温存与柔情—半夜出门，似乎总有惊骇之感，人们抖抖索索地聚拢在一起，煤气灯照得大家的脸色分外白净，全无血色。最高指示还没到，我们站得整整齐齐，先朝主席像深深地鞠躬，然后齐声背诵此前接到的各条语录，人们一边暗中整理扣错的纽扣一边激动地等待……有人自作聪明地在我耳边解释：最高指示，正在从北京出发，一级一级，一级一级，像走楼梯一样，正往下面走……
现在回看，多像荒诞大师的一出多幕戏！可惜我当时远没有足够的幽默，可能所有的人在那些年都失去了幽默的因子。
我有时会突发奇想—若干年之后，在书房里，对着我一摞我喜欢的诗词全集或选集发呆时—如果，真的需要以那种形式传播什么，可以不是“深挖洞、广积粮”与“斗私批修”吧，而是诗句，是他作为诗人的语录：“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那会是何等的情形呀，那会让诗意如大雪普降吧，同样是在寒风中，人们会像树苗一样，美滋滋地从冻土中吮吸诗歌的乳汁。那整个时代，一定会远离残酷与阴险，背叛与遗弃，阳光像从山坡后爬起来似的，一寸寸照到人们脸上……
与传达最高指示富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是武斗时期。827派与红总派的斗争总在半夜时分出现关键的临界点，那些站在楼顶上的值班者会突然发现情况，作为暗号的哨声或号声尖锐地响起，瞬间，各种家伙都被抄起来、都动起来、都响起来，巷子里的脚步声急促而紊乱，手电筒的亮柱子在窗户上晃来晃去……那种正在发生大事情的架势，足以使缩在被窝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动弹、瑟瑟发抖，陷入无法醒来的噩梦。
3我与妻子，在无数个被粗暴打断的经历之后，两个人的夜晚，它终于彻底变样了，被成功改造了，成了猛然惊醒后的心悸，成了强灯光下的梦魇，成了黑暗中摸索着的冰凉衣裤，成了奔跑时的高一脚低一脚。总之，除了不是夜晚，它可以是别的任何什么。
我不记得，开始的那几年，我们是否尝试过亲密的搂抱，有过缠绵的盘绕。甚至，我不曾有心境去观察过她侧躺着时的身际线，她头发铺在枕上的形状，此前及此后，任何一对少年夫妇可能有过的闺房之乐，我似乎全无经验，亦全无记忆。作为一个新妇，她的形象也是残缺不全的，除了她背诵“老三篇”时脸上的红晕—原谅我一再提起这细节，关于她最好时光的记忆，我的头脑像一贫如洗的柜子，只能捡出这一点点还算光亮的瞬间。
然后……等我们从那个夜不能寐的时期走出来，不过十年，她却俨然已是中年妇人了。当我开始心疼地端详，所能看到的已是布满两腮及鼻翼的黄褐斑，腰间被裤带勒出的红印，白色的假领子被洗得泛了黄。更令我痛心的是，她的表情，已经模式化了，似乎永远担惊受怕、忧心忡忡。
我这不是抱怨，事实上—如果听上去不太刺耳—我是在怜悯，不是怜悯一个妻子，而是怜悯一个女人。一个从惊惶中走出来的一家之妇，她那样的表情也许才是最恰如其分的：永远为着一件什么事而烦恼。远虑与近忧，这在她看来，才是人生的真正面目，生活不可能有彩色，生活永远都应该是折磨与沉重，匮乏与努力—
粮票，布票，油票。以及后来，日子“好”起来之后，买手表买凤凰车的条子、买缝纫机的优惠券，等等。持家之道的购买行为总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程，这里面，有人际的关系，有时机的选择，有沟通的技巧，有对妒忌心或同情心的巧妙利用等等，那复杂而殚思竭虑的过程，是多么世故而可怜的经验！
我记得最清楚，当可以使用磁带的收录机第一天进入家中，我的那对儿女，田甜与田园，像小猫围着鱼缸似的在桌边转来转去。我小心翼翼地反复阅读使用说明，妻子则依着它的尺寸连夜勾出白色花边罩子。我们抹干净桌子，关紧窗户，还拉下帘子，然后放进去一盘我托人悄悄找来的邓丽君，那声音，与仙乐有什么区别！
我激动万分地亲亲两个孩子，又抱抱妻子，她正在门后，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她僵硬而迅速地把我推开，朝外面努努嘴，一脸戒备之色。
我拥抱的胳膊在空中一点点僵硬起来，满腹对新生活的喜悦慢慢凉了下去—
都说女人只能同享富贵，而不能同甘苦涩。我想我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我的妻子，恰恰相反，她只会把生活当成苦难来享用。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在或大或小的灾难面前，她似乎可以显现出些许光彩与力量，反之，则木然、缺乏活力，平淡得可怕。
我的怀抱，注定永远空荡荡。
五
1我藏有一张唐冠的照片，藏在一件我久已不穿的毛线裤里，妻子织就的毛线裤。这像是下意识的一种讽刺。对妻子，对我，对唐冠，都是讽刺。偷情本身便是对人性的正当讽刺。
我来到黑乎乎的贮藏室，伸手进入毛绒绒的裤子，在细窄下来的裤腿处，我摸到了她的照片。
这照片正是出自我之手。认识唐冠之前，我像一个普通的男人那样对摄影略知一二，可以应付家用，在公园的草地上拍摄伸手做V状的儿女。在唐冠面前，我当然非常拘谨，她鼓动过若干次，我统统拒绝，直到她那天对我跟拍之后。
“脱掉你的衣服。”她轻柔地对我耳语。
她依旧举着相机，嘴角泛起神秘的笑纹。我无法抗拒，我说过，我愿意扑向一片虚无的阳光，在她的目光里摔得粉身碎骨。
我脱下全部的衣服，一件不剩。一个四十五的男人，身体已不值得炫耀。我不算胖，但也没有什么肌肉。我略微有些颤抖，为了这举动的惊世骇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