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记载着我们一八九四年工作经历的三大本手稿时，我承认我很难从这么丰富的材料中，选出那些最有意思、同时又最能说明我朋友为大家所知的那些特殊才能的案件。我翻阅手稿时，看到了令人发指的红水蛭事件和银行家克劳思比的惨死；看到了阿道顿惨案和英国古墓里的奇异葬品。
发生在这期间的案子还有着名的史密斯-莫蒂默继承权案件，以及追查和逮捕布洛瓦街的刺客胡列。后面这个案子的侦破使福尔摩斯赢得了法国总统的亲笔感谢信和法国海外勋章。虽然上述每个案子都值得一写，但总的说来，我认为没有一起像约克斯雷旧宅案那样扑朔迷离。这个案子不仅包括了青年威洛比·史密斯的惨死，而且案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带出了这起惨案的起因。
事情发生在十一月底一个暴风雨肆虐的夜晚。福尔摩斯和我默默地坐了一个晚上，他忙着用一个高倍放大镜辨认一张羊皮纸上的残留字迹，我在埋头读着一篇新的外科论文。外面狂风呼啸着刮过贝克街，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说来也怪，住在城市中心，方圆十英里内都是人工杰作，却仍能感到大自然铁一般的束缚力，仍能感到整个伦敦在大自然巨大的力量面前显得像田野里的小土丘。我走到窗子边，望着窗外空空荡荡的街道。零零星星的街灯照在泥泞的道路和闪亮的人行道上。一辆单人马车溅着泥水从牛津街的尽头驶了过来。
福尔摩斯把放大镜放到一边，卷起羊皮纸，说：“华生，幸好我们今晚不用出去。我一口气干了不少事。这是很伤眼睛的活。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一所修道院的记事簿。喂！喂！喂！这是什么声音？”
呼呼的风声中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以及车轮摩擦人行道的石边发出的声音。我刚才看到的马车停在了我们的门口。
看到一个人从马车上下来，我说：“他会有什么事呢？”
“什么事？他是来找我们的。我可怜的华生，我们需要大衣，围巾、套鞋等对付恶劣天气所用的一切装备。先等一下！马车又走了！我们有希望得救。要是他想请我们去，就会让那马车等着的。好伙计，快下楼去开门，因为别人早就睡了。”
当门厅的灯光照在我们这位深夜来客身上时，我立刻认出了他。来人是年轻的斯坦莱·霍普金斯，一位很有前途的警官。福尔摩斯曾几次特别关心他的事业。
“他在家吗？”他急不可待地问我。
楼上传来了福尔摩斯的声音：“上来吧，我的好先生。我希望你没有为我们在这样的夜晚作出什么安排。”
警官上了楼，灯光照着他的雨衣，闪闪发光。我帮他脱掉雨衣，福尔摩斯把壁炉的火捅亮。
他说：“我亲爱的霍普金斯，过来暖暖脚。这儿有烟，我们的医生还会给你准备开水加柠檬，是对付这种夜晚的良药。你在这样的大风天气里出来一定有重要事情。”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整整忙了一个下午，真的。你看了今天晚报上登的约克雷斯的案件吗？”
“我今天看的都是十五世纪前的事情。”
“报上只登了一小段，而且完全错了，所以没看也不要紧。我倒是抓紧时间到现场去看了看。现场在肯特郡，离查瑟姆七英里，离铁路三英里。我三点十五分接到电报，五点钟到了约克斯雷旧宅，然后进行调查，坐末班车到了查林十字街，又叫了辆出租马车直接上您这儿来了。”
“这意味着你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案子，是吗？”
“是的，我完全摸不着头绪。我觉得这是我所办过的最复杂的案子，然而起初它好像简单得绝对不会出错。福尔摩斯先生，没有任何作案动机。让我烦恼的正是这一点，我找不出作案的动机。死了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我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理由伤害这么一个人。”
福尔摩斯点燃一支雪茄烟，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
他说：“你把情况讲给我们听听看。”
“情况我已经非常清楚了，”斯坦莱·霍普金斯说，“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些情况都说明什么问题。根据我的调查，情况是这样的：几年前这所乡村住宅——约克斯雷旧宅——被一个科兰姆教授买了下来。这位教授行动不便，有一半的时间躺在床上，另一半时间拄着手杖在屋里一瘸一瘸地走走，或是坐在轮椅上由园丁推着在房子周围转转。几个跟他有来往的邻居都很喜欢他，而且那里的人都说他很有学问。他家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管家马可太太，还有一个女仆苏珊·塔尔顿。自从他住到这儿来之后，这两个女人一直服侍他，而且两个人脾气好像都不错。教授在写一本书，两年前觉得有必要请一个秘书。最先请的两个秘书都不大满意。第三位威洛比·史密斯先生，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好像很合教授的意。这个年轻人的工作是上午记录教授的口述，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查资料，做准备。这个威洛比·史密斯无论是小时候在阿平罕姆，还是年轻时在剑桥读书，都没有不良行为。
我看了他的证明材料，他一直就品行端正，性情温和，勤奋刻苦，没有任何缺点。可就是这样一个青年，在教授的书房里惨遭谋杀。”
风呼啸着，拍打得窗子吱吱作响。福尔摩斯和我往火炉旁凑了凑，年轻的警长不慌不忙地把这离奇的事情讲了出来。
他说：“你找遍整个英国，恐怕都见不到比教授家更加不受外界影响的家庭。他家可以一连几个星期没有人迈出大门。教授专心于自己的研究，从来不关心外面的事情。年轻的史密斯一个邻居也不认识，所以也过着和他主人一样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两个女人走出家门。推轮椅的园丁莫蒂默尔有退伍抚恤金。他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也是个好人。他不住在大房子里，而是住在花园另一头的一座三居房的农舍里。住在约克斯雷旧宅的就是这些人。花园的大门离伦敦通往查瑟姆的大道一百码。门上有门闩，谁都可以进来。
“下面是苏珊·塔尔顿的说法。只有她还能明确地说出一点当时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她当时正在楼上南面的卧室里挂窗帘。科兰姆教授还躺在床上，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很少在中午前起床。
女管家在房子后面忙着干活。威洛比·史密斯一直呆在他兼作起居室的卧室里。女仆这时听到他走过过道，下楼进了书房，书房就在她的脚下。她没有看见他，但是她说，他那迅速、坚定的脚步声，她是决不会搞错的。她没有听到书房关门的声音，但一两分钟后，楼下传来了可怕的叫声。这叫声粗野、嘶哑，听起来很怪，让人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发出来的。同时，又砰地一下传来了重重的声音，震得这所旧房子都晃动了，然后是一片寂静。女仆完全吓呆了，过了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跑下楼去。书房的门关着，她推开门看见年轻的威洛比·史密斯先生仰面躺在地板上。她起初没有看到有伤口，但是当她想把他扶起来时，才发现血正从他的脖子下面往外冒。那里有一个不大但是很深的伤口，切断了颈动脉。在他旁边的地毯上有刺伤他的工具——一把老式写字台上常见的那种刮火漆印用的刀子，象牙做的刀把，刀背很硬。
这是教授书桌上的用具。
“女仆起初以为史密斯已经死了，但是当她用冷水瓶往他额头上倒水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喃喃地说：“教授，是她。”女仆发誓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想再说些什么，还把右手举了起来。然后他倒下去死了。
“这时女管家也赶到了现场，但是晚了一步，没有听到年轻人临终的话。
她让苏珊守在尸体旁，自己跑进了教授的房间。教授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惊恐万状，因为他听到了声音，知道家里出了可怕的事情，马可太太肯定地说，他当时还穿着睡衣，没有莫蒂默尔帮忙他是穿不上衣服的，而莫蒂默尔通常是十二点钟来。教授说他听到了远处的叫声，但其它的事情就一概不知了。他无法解释这个年轻人最后说的话：“教授，是她。”不过他认为这是神志不清的胡话。他相信威洛比·史密斯没有任何仇人，因此无法解释这起案子的动机。教授的第一个反应是派园丁莫蒂默尔去叫当地的警察。没过多久，当地的警长就请我去了。在我到那儿之前，什么都没有移动，而且警长还严格规定不许人们在通向房子的小道上行走。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是运用您的理论的好机会。一切都已经齐备了。”
“只差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朋友苦笑着说，“我们先听听你的解释。你认为这是件什么样的案件？”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请您先看看这张草图。这张图可以让您对教授书房和有关东西的位置有个大概的了解，也可以帮您弄清我的调查。”
他打开那张草图，放在福尔摩斯的膝盖上。我站起身，走到福尔摩斯的身后。下面是我复制的这张草图：
“这当然只是张草图，只画了我认为重要的几点。其它的地方您以后会亲眼看到的。我们首先假设凶手进了屋，那么他或她是怎么进来的呢？无疑是从花园的小道和后门进来的，因为这样可以直接进入书房。从别处走太复杂。而且凶手一定也是顺原路逃跑的，因为另外两个出口，一个被跑下楼梯的苏珊挡住了，另一个直接通往教授的卧室。因此，我立刻把注意力放在花园的小道上，由于最近多雨，小道很潮湿，一定会有脚印留下来。
“我的调查表明，我对付的是一个谨慎、老练的罪犯。小道上找不到任何脚印，但小道旁的草地上显然有人走过，而且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免留下脚印。我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脚印，但是草被人踩倒了，所以肯定有人走过。这个人只会是凶手，因为园丁和别人今天早晨都没有去过那里，而雨是昨天晚上下的。”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这条小道通向哪里？”“通向大路。”
“离大路有多远？”
“大约一百码。”
“在小道穿过大门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痕迹吧？”
“遗憾的是大门旁的路上铺了砖。”
“那么在大路上呢？”
“大路早就踩成泥浆了。”
“太糟了！那么草上的脚印是进来还是出去的呢？”
“这很难说，因为脚印一个也不清楚。”
“脚印是大还是小？”
“看不出来。”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他说：“从那时起，天一直在下着大雨，风也刮得很猛。现在去辨认脚印比辨认那张羊皮纸还要困难。可这是没办法的事。霍普金斯，当你确信你的调查一无所获时，你干了什么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我弄清了很多事。我知道有人从外面小心翼翼地进了屋。后来我检查了走道，上面铺着椰子毛垫子，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顺着走道来到了书房。书房里家具很少，主要有一张大写字台，下面有个固定的柜子。柜子有两排抽屉，中间是个小柜。小柜锁着，抽屉却全部开着。
这些抽屉好像总是开着的，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小柜子里有些重要文件，但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而且教授也说没有丢失东西。可以肯定没有偷走什么东西。
“然后我去检查年轻人的尸体。尸体靠近柜子的左边，图上已经标出来了。伤口在脖子的右边，从后往前扎进去的，因此不可能是自杀。”
“除非他跌倒时摔在刀子上，”福尔摩斯说。
“正是。我也有过这个念头，但我们发现刀子离尸体有几英尺远，所以不可能是自杀。再说，还有他临终前的那些话呢？最后，我们在死者紧握着的右手中发现了这件非常重要的证据。”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他打开纸包，拿出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眼镜的一端垂着一根断成两截的黑绸绳。他说：“威洛比·史密斯视力很好，所以这无疑是从凶手脸上或者身上抢来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伸手接过眼镜，饶有兴趣而又极为认真地检查起来。
他把眼镜架在自己的鼻梁上，试着看看东西，又走到窗口朝外面的街道凝望着，然后在灯光下仔细地查看这副眼镜，最后咯咯笑着在桌子旁坐下来，写了几行字，把纸扔给斯坦莱·霍普金斯。
他说：“我给你的帮助就这些。这也许有点用。”
惊讶的警长大声地念了纸条：
寻找一位谈吐文雅、打扮得像贵妇人似的女人。她鼻子很大，眼睛长得紧挨着鼻子。
她额头上有皱纹，喜欢贴近看东西，也许还是削肩膀。有迹象表明她在前几个月里两次去过眼镜店。她眼镜的度数很深，城里的眼镜店又不多，要查出她并不难。
福尔摩斯微笑着看了看霍普金斯惊讶的神情，我的脸上肯定也是一副惊讶的样子。
福尔摩斯说：“我的推理非常简单。什么东西也不能像一副眼镜那样说明问题，何况是这样一副特别的眼镜呢。我说眼镜的主人是个女人，根据是这副眼镜很精致，而且还可以考虑到死者的遗言。我说这个女人谈吐文雅。
穿着考究，根据是戴这种眼镜的人是不会穿得邋邋遢遢的。你看眼镜上的这两个鼻架很宽，说明这位女士的鼻子底部很宽。这种鼻子往往比较短，比较粗，但也有很多例外，所以这一点我不敢武断。我自己的脸很窄，可我的眼睛对不上这副眼镜的中心，因此这位女士的眼睛长得很靠近鼻子。华生，你看镜片是凹陷的，度数很深。一位一辈子视力受到如此影响的女士，必然会在生理特点上留下一些痕迹，可以在前额、眼帘以及肩膀上看出来。”
我说：“好吧，我同意你的分析。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断定这个人两次到过眼镜店的。”
福尔摩斯把眼镜拿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