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永不泯灭
文/安金鹏
亲情不会因贫困而泯灭，反而会因贫困而升华；不要因贫穷而自卑，要因贫穷而自信。
1997年7月28日，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金牌，为天津历史写下新页。
这位19岁数学奇才成功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下面就是他讲述的自己的故事。
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
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跛着脚的母亲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整车蔬菜在去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地抚摸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
4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7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愈学愈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小数、分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惟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
那年六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
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跟妈妈下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整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让他念下去。”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六百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吃多少苦？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地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6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生要爸爸赶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
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落去脱粒，也没有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靠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其他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给我做计算纸的废纸和一大瓶黄豆辣酱，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
我是天津一中惟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惟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惟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向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顾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只攻数学，一定能赢。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竞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
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官员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
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该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
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
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
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疲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亲情不会因贫困而泯灭，反而会因贫困而升华；不要因贫穷而自卑，要因贫穷而自信。
三弟的储蓄罐
文/周艳妮
他虽然砸了储蓄罐，可是有个砸不坏的储蓄罐已经永远放在三弟的心里，那是他对我们、对这个家倾注的一世的爱啊！
三弟是6岁的时候父亲从邻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很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
小妹“呱呱”落地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着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娃你养得起吗？”
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繁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津津的，塞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
苹果在那时是多稀罕的水果啊，父亲就买了一个！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
傍晚，我们给三弟来了第一个下马威。父亲和母亲都下地里去了，要很晚才回来，他们嘱咐大姐和我要做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和大姐得意洋洋地只盛了一碗白米饭端给三弟，姐妹仨躲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父亲专程买给他的肉片。吃完了我去收三弟的碗，还假惺惺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他睁着水汪汪的眼睛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二姐，我吃得很饱，你们做的饭真好吃。”我差点儿就感动了，但心想这是来跟我们抢东西的坏小子，心肠又硬了起来。
晚上父亲问起三弟饭菜吃得习不习惯，三弟还是那副感激的样子说：“好吃极了，大姐二姐也对我很好……”
三弟用稚嫩的真诚换来了我们对他的改观，我和大姐商量过，决定暂时放他一马。而对三弟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是在一个暴雨的天气之后。
那天我和大姐都上学去了，父母亲也都去了地里干活，家里只剩下三弟和小妹。早上下起了大暴雨，小妹在前天夜里已经受了风寒，下午的时候突然发起高烧来，三弟硬是咬紧牙关将小妹抱到村卫生院。那场雨真大啊，我和大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几乎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声音，可是三弟仅用一张雨布紧紧裹在小妹身上就冲进了雨里，听卫生院的阿姨说，三弟全身湿透闯进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昏过去了。
小妹两天后就康复了，可三弟却病倒了。父亲接他回来时我们都站在门口，我发现三弟伏在父亲的背上，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
晚饭时，我和大姐轮流给三弟夹菜，把他的碗塞得满满的。我们第一次亲切地叫他三弟，他也不吭声，耷拉着脑袋一个劲地吃。父亲说老三怎么也不说声谢谢，这孩子还得学学懂礼貌。我坐得离三弟最近，只有我看得到，三弟的眼泪一颗颗都渗进了饭菜里，他哪里还说得出谢谢。
小妹上学以后，父亲原本就不轻的担子更沉重了。好在我们几个孩子都晓得体恤。只有三弟比较贪玩，常常一放学就没了影儿，入夜了才能看到他拖着满身草屑回来。
这天，小妹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还被学校选为中队长。三弟很高兴，特地跑到集市上给小妹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笔记本。我和大姐却暗地里犯起嘀咕：三弟哪来那么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