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桂林漓江，月夜，沙滩，在工程师学会的年会活动上，才三岁多的我聆听了马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那神奇的音乐、美妙的感觉形成一幅朦胧的画面影响了我的一生。不知是否冥冥中的安排，我入学的考试曲目是马先生的作品《牧歌》，那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
1960年夏，我毕业留校教授小提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文艺界的禁锢也稍稍放松了些，年轻教师都找机会进修，我通过邻居的一个朋友——在音协任秘书工作的李锦凤介绍，开始了我和马先生的师生关系。马思聪，广东海丰人，自幼负笈渡洋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后又进修作曲，当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北京，西单，马勺胡同五号，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拿着小提琴去我慕名已久的马先生家上课。马先生平易近人的态度打消了我一进门的拘束与紧张，在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开始了每两周一堂的提琴课。他耐心地纠正我以往拉琴的毛病，从基本功开始，一直到每首乐曲的讲解。每首新曲，我严格地按照谱子练好，然后他将谱面上写不出来的东西，从乐句的分段、曲式分析、作曲家的生平世界观到他在创作当时的状况娓娓道来，舒缓有致。时间长了我们互相了解了，我也开始提出我的疑惑、见解，甚至得寸进尺地拿了自己的作品向他讨教。马先生平时并不善于言辞，但一讲到音乐，他的那种投入、那种人文气息总是深深地打动我，这实在是一种享受。上课的时间也从原本的一小时延长到两三个小时，甚至有时要让在我后面上课的向泽沛等上一段时间。有时我们也会谈到一些题外话。以我的观察，马先生纯属艺术家，书生气十足。由于过往的名望坐在这个副院长的位子上，对繁重的行政工作、复杂的人事关系感到十分头疼，在当时变幻无穷的政治气氛下真是有苦说不出，所以只有在上专业课上他才能得到彻底的放松。
从一开始，马先生就没有收我的学费，几次要给都让他回绝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近三年，这里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坦诚的相对。1964年，“上海之春”第一届全国小提琴比赛，马先生是首席评判，他极力让我也去参加比赛，对他的鼓励我心存感激，但审时度势下来我自己更清楚自己的状况，由于战乱，我学琴开始得晚，加上没人督促练琴，等到自己明白要的时候已耽误了好几年，进了大学后正赶上几次大运动，下乡下厂半工半读，实际学习的时间很短，我学的是师范，对专业课重视又不够，所以我的基本功不扎实，加上当时学院正筹备成立中国音乐学院，对我的参赛也不支持，与其这样，不如作为一个听众参加，当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那次比赛的结果得奖者均是各大音乐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马先生年轻的学生向泽沛拿了第四名。当年暑假中国音乐学院成立，院领导决定让我改行，我从此离开了小提琴教学，马先生直叹可惜。我十月份去陕西参加“四清”，结束了和马先生的上课。
1966年暑假，“文革”刚开始，在北海公园我最后一次见到马先生，他一个人，满脸忧虑行色匆匆，我们谈了一会儿互道珍重告别，再往后红八月红卫兵造反运动开始，连我都遭受到抄家斗争，更何况“三名三高”的马先生。听到他挨斗直揪心，听到他出逃从担心到放心，又听到向泽沛为了这事坐了几年的牢而感到伤心。再往后“文革”结束为马先生平反，直至二十年后我去了香港亲自和他通了电话才最后联系上，有如隔世。
1987年马先生在做心脏手术时去世，我们没有机会再次见面和畅谈了，这是我一生的憾事，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永世难忘！
2007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