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只身外出,来到遥远的北方就学。那时,除了冬天的寒冷外,最难适应的便是当地的饭菜。
北方以麦食为主,主食几乎是馒头、窝头之类的。配套的菜肴也极为简单,早、晚餐大多是萝卜干、什锦菜等容易让人“反胃”的酱菜,中午虽然有炒菜供应,但往往是简单重复,不是白菜煮粉丝,就是红烧萝卜,偶尔才会有炒肉丝,洋葱炒鸡蛋算是比较合我胃口的高档菜了。
在北方,馒头习惯上是和着稀饭吃的,吃馒头我从小不太习惯,稀饭倒特别喜欢。北方的稀饭就相当于家乡的“粥”,比较稠,又好喝,因此,每次排队买饭时,我会尽量多打些,便于将干巴巴的馒头尽可能多地送过喉咙,装入肚中。其结果,往往是一吃就饱,一会儿就饿。
食堂卖菜是现打现卖,菜多菜少的标准很模糊,主要取决于食堂师傅的情绪和打菜时的动作幅度,一勺子舀起来,菜多菜少也就基本“定论”了。
南方去的学生多心眼,也多“歪脑筋”。为了达到“少花菜票多打菜”的目的,我便和几个同学一起,琢磨着如何“对症下药”,以取悦食堂师傅。
食堂的司务长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为了照顾还在务农的老婆,平时就住在学校不远的农村。于是,一到农忙季节,我们几个就相约去他家帮助收割庄稼,既解决了他家劳动力紧缺的燃眉之急,更主要的目的是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当然,每逢寒、暑假结束返校时,总不忘给司务长带上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久而久之,那种“双赢”的格局也就自然形成了。
由于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段,平时胃口就不错,再加上喜欢“折腾”(打篮球、踢足球等),因而,经常会有饿的感觉。
有时,真巴不得能放开肚子大吃一通呐!
机会终于来了!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到邻近的农村参加秋收义务劳动,晚上收工回校,集中到食堂就餐。
那天,食堂破天荒地为我们这个“南方班”煮上了一大桶白米干饭,还有平时难得一见的“佳肴”,而且不用饭菜票,可以放开吃。我一看,乐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简直是“天公赐福”嘛!
开始时,食堂师傅还是每人一碗地分给我们吃,后来干脆让我们各取所需。于是,班里几个被称作“大胃”和“饿狼”的就来了一场吃饭“擂台赛”。食堂司务长居然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裁判。他用一种“搪瓷”碗盛米饭,每人一碗,吃空一碗再由他添第二碗,以此类推,显得公正、公平。不能再继续吃的人就算“淘汰”,还能继续吃的,继续下一轮,谁能吃到最后,谁就是“擂主”。下一个星期他便可以“坐享清福”——不用打饭菜,不用洗衣服,也不用值日,一切都由那些“嘴下”败将代劳。
论“胃”大小和“饿”的程度,我还够不上“选手”资格,但在司务长的热情“邀请”下,我也被“拖”入了竞争行列。
起初有八个人参加的擂台赛,吃到第三碗后,只剩下三人,我居然是其中之一。当第四碗吃到一半左右,三个人都感到再也吃不下去了,都说不能再吃了,便无奈地结束了这场“擂台赛”。
饭是吃下去了,大米饭却把肚子堵塞得没有一点空隙,出气和进气都很艰难。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躺下,只能端坐和站立。那种难受比饿肚子还厉害十倍。嗨!悔不该如此“贪吃”,更不该那样“逞能”。
不能坐又不能睡,我们几个“傻冒”只能在空旷的篮球场,手挽着手,肩靠着肩,轻声地哼着国际歌,缓缓地在篮球场上绕圈,一圈一圈又一圈,不知绕了多少圈,直到自己觉得可以躺下了,才悄悄地溜回寝室。
第二天,直到晚上,才能勉强地喝一些汤水,人像大病一场,没有一点精神。
从此,再也不敢对“白吃”有奢望了。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