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借韩国海军“天安舰”沉没事件，美、韩两军在日本海和“天安舰”出事地点附近海域摆开阵势，大张旗鼓地实施联合军演。此次大规模海上军演，除了向朝鲜发出强硬的遏制信号外，其更深层次的目的，便是美国借机显耀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震慑力，巩固美、韩军事合作的指挥主导权，并将海上打击力量向西推移至事关中国战略安全的敏感区域，牵制中国的崛起。
不难发现，由美国主导的各种类型的海上联合军演，每年都会在全球不同海域上演，而一旦有地区事态发生变化，此类军演便更加有针对性，更加规模化，更加肆无忌惮。
常人很难理解这种“多管闲事”式的军演，更纳闷美军为何远离“国”门，千里迢迢地劳师动众。其实，这是以“海权”为核心的美国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最直接的体现。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一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汉的美国海军上校以战略家的理性和史学家的智慧，将西塞罗的预言作了透彻的诠释。他研究了有史以来海上战争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及未来的思想。他用二十多部专著创建的以“海权”为核心的海洋理论体系，得到西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重视，从而直接促进了德、英、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壮大和国家的崛起。马汉的代表作——《海权论》也因此被誉为海军的“圣经”。
马汉在《海权论》及一系列著作中，对海权的构成要素，海权与陆权的冲突，海域、海峡、岛屿的战略地位，海洋资源，海洋协约，海上军事合作以及典型的海上战争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最终得出鲜明的结论：海洋是陆域的延伸，谁重视海洋权益，谁具备了制海的能力，谁就拥有了未来。由此可以联想：一个没有海权意识，没有制海能力的国家，注定是一个裹足不前、随时会蒙受凌辱的国家。无数的历史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称奇的是，马汉在他的《海权论》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地理等用了相当的篇幅进行了精辟的解读和分析，并卓有远见地预测了中国的未来。他指出：中国虽然处于动荡之中，但这种局面不是国民的意愿，一旦全民族有了统一的信念，它将是屹立东方的“巨人”。
为实现控制海权的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正像马汉所说：“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的海域、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
在马汉的海洋理论创立之初的1890年，美国就率先在国会制定了《海军法案》，将海军力量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至19世纪末，美国海军的实力已由全球第12位跃升至第3位，仅次于英、法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便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仍然拥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航母战斗群和数量庞大的驻军。美国海军是美国处置地区冲突、维护“国家利益”的马前卒和急先锋。
马汉指出：“历史不赞成这种事实，即坚信和平就是保证战争不会发生。”确实，我们不能幻想像一个男孩从树上硬生生地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日益提高，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能源进口的不断增加，海洋开发利用的加快……对海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可见，对海洋控制能力的建设也显得越来越紧迫。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理论，这其中需要吸收前人的成果，尤其像马汉这样一位近代以来杰出的海洋理论学家带给我们的成果。尽管马汉的《海权论》中包含着浓厚的大国强权色彩与逻辑，还透射出当时背景下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溢美之词。但是，马汉的海权理论，对我国现行的国家政策，对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在拓展国家主权与权益的内涵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