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美国曾经的首都，如今已被华盛顿的盛名所取代。然而读过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建国史上，有三份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文件，它们是《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独立宣言》不仅仅是宣告了美国的独立，更伟大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美国人建国的理想、美国人的精神。《邦联条例》则确立了美国的国名，开始了13个独立邦国的联合。《联邦宪法》最终使美国人的理想成为现实，在短短的200多年后，迅速超越世界上所有历史悠久的帝国，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这三份伟大的文件，都诞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因此，要真正了解美国，不可不去费城。在费城的历史遗迹中，读一读美国的开国历史，许多不曾理解的文化冲突，理念差异，顿时豁然开朗了。
（一）
费城，被誉为“万古不朽美国诞生地”的历史遗迹，现被保护在国家独立历史公园中。公园的中心是独立宫。独立宫建于1732年。是一座两层红砖楼房。乳白色的门窗、塔尖、围栏点缀着红色的楼房，显得古朴典雅。独立宫两侧还有两座对称的同样建筑风格的小楼。这里，原为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独立宫两侧的小楼，分别是当年的旧议会大楼和市政厅。独立宫及其周边建筑朴实无华，然而它却是美国人心中的圣地。
1774年9月，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届大陆会议。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那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些原本合理且有限的要求，竟然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宣称“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战斗于1775年4月19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列克星顿村庄民兵的枪声，揭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随之，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同时，会议还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一是由杰斐逊执笔起草了《独立宣言》，庄严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于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之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其权力的组织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美国的理想”。按照这个理想，他们做了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制定了《邦联条例》，宣布13个殖民地永久联合，并享有一个共同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最后，他们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合众国下各邦人民制定宪法，并依法建立“能够保护其选民幸福与安全”的邦政府。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之后，悬挂在独立宫上的钟声立刻被敲响。市民们听到钟声，聚集到议会大楼前，聆听大陆会议的代表宣读独立宣言，这一天，被美国人定为他们的国庆日。而那一口被敲响的钟，也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称之为自由钟。
这口重量仅900公斤的钟，外观实在是很平淡。1751年，宾州议会以100英磅的价格从英国订购这口钟，安置于州议会屋顶的钟楼上，用于开会时鸣钟召集议员。大钟命运多舛，终成大器。它被运到费城后，试敲时就出现裂纹，经修补后，总算可以使用了。但是，在以后的重大活动中，它又被多次敲出裂缝。可是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它是一种断臂维纳斯的美丽。它被写入诗歌，礼赞到顶峰，它被复制成礼品，流传至四海，它被作为国宝在美国巡回展览，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其象征意义不断被美国人丰富和提升。它在为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鸣响之后，1783年4月16日，为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而鸣响；1787年9月17日，为《联邦宪法》通过而鸣响；1799年12月14日，为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逝世而鸣响。此后，每年7月4日的美国国庆日，象征美国独立的钟声，都要在这口钟上第一声响起，随之全美国的教堂，钟声齐鸣，回荡在美利坚的上空。1976年美国独立200周年时，为更好地保护和方便更多游人参观，自由钟被移至距独立宫不远处的草坪上，并专门为其制作了玻璃屋，供人参观。在玻璃屋中，我看到了伤痕累累、其貌不扬的“破钟”上，有一行铭文：“宣告自由，遍及全国，家喻户晓”。我想这正是自由钟200多年经历的故事。它以自由为主题，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诉求充当代言人，在它的代言的过程中，诠释美国的历史轨迹，丰富它的历史内涵，最终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象征。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象征，它的外观远不及耸立在纽约港口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但它的知名度远不在其下。
独立宫的正前方有一座华盛顿的塑像。独立战争期间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将他的指挥中心设在独立宫中。从列克星顿的第一声枪响，到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前后历经8年，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胜利后的大陆军官兵，在“大陆会议”的鼓励下欢天喜地，一哄而散，解甲归田了。华盛顿也从独立宫中走出，回到了自己的弗农山庄。他们想得很天真，既然英国人已经承认他们独立了，《邦联条例》已经将他们联合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家庭中，剩下的事，就应该交由合众国下的“大陆会议”去办，他们只管在“美国理想的家园中，享受自由快乐的幸福生活”。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事态的发展迅速走向人民美好期望的反面。四年后，华盛顿不得不再次走进独立宫中。
（二）
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其权力是由一个一院制的议会来行使的。这个国家，没有元首，也没有政府首脑，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部门。议会虽然身兼立法和行政两种职能，但实际权力很小，即使这小小的权力，也没有确保其贯彻执行的法律依据。因为《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联合起来的13个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力”。按照《邦联条例》，各邦基本交出外交、军事权，但各邦可以对外开展贸易。各邦可以自己组建军队。事实上，各邦都建有军队，拥兵自重，对经过自己邦的其它邦经商者征收税款。各邦基本保留财政权，只有各邦政府，而不是合众国，才有权直接向居民征税，合众国的财政由各邦政府按土地价值分摊。国家没有统一货币，直接造成金融混乱。各邦交出的权力，虽然集中于合众国邦联议会，但在决定重大事务时，各邦各有1票表决权，13个邦中，必须得到9个以上邦一致同意，否则，邦联议会的决议就是一纸空文。这种状况虽然符合各地方邦政府的心思，但无法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胜利成果，甚至造成动乱、内战，违背了战争期间浴血奋战的美国人民的初衷。用华盛顿的话来说，叫忘恩负义。例如，战争初期，大陆会议决定发行一种称之为大陆币的美元纸币。这种纸币的信用后盾，是美国人民和参战官兵对爱国事业的信心。但是到战争后期，这种纸币已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四十分之一，其原因，有不法商人从中牟利等因素，更主要的是名邦政府同时也在发行自己的纸币，从而使合众国财政雪上加霜。战争胜利后，7600万美元战争债务，无人负责还贷，而这些债主，其中有一些是战争中的军官，他们流血捐躯，领不到军饷，如果再赔上国家欠自己的债务，那真是天理难容。还在战争期间，由于官兵的薪饷要求，华盛顿曾经几度面临兵变之险。战争结束后，关于薪饷和退役年金，华盛顿曾向追随他浴血奋战的官兵们许过愿，保证他们过上光荣、体面、幸福的生活。为此，他致信大陆会议，要求他们务必言而有信：“如果他们从战场上退役后，竟在贫困中潦倒一生……，那么，我真不知道什么才叫做忘恩负义”。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仅仅靠华盛顿的许愿是做不到的。事态的发展使华盛顿没有心情继续退隐在弗农山庄了，他要自己和全体美国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我们在一个领导之下，成立联邦而联合成为一个国家，要么我们就保持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永远相互争吵”。
华盛顿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美国革命元老和各邦有识政要的响应。1787年5月，13个邦中的12个邦派出55名代表，又一次来到费城，走进独立宫中。他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修宪，这是建立一个更加权威的全国最高政府的法律保证。华盛顿众望所归，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然而，令他和与会代表始料不及的是，这个会议竟在争争吵吵中开了近四个月，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几乎成形的方案，差点夭折。最终，修宪变成了制宪，争吵中的利益相关方，在相互理智的妥协中，产生了美国建国史上、世界宪法史上一部伟大的文件——《联邦宪法》。
我在独立宫中参观了制宪会议的会址。整个会议室中，散乱地摆放着13张小型的方桌和一些靠背椅。桌子的大小，也仅够四个人围在一起吃快餐。铺着绿色丝绒台布的桌面上，摆放着蜡烛台、白色羽毛笔和零散的纸张、书籍，好像是来喝咖啡或下午茶性质的沙龙聚会，与我们想象中，那种制宪会议神圣场面，落差巨大。会议大厅中没有主席台，会议主席华盛顿与代表们的差别是他端坐的高背椅，椅背上是一轮太阳的浮雕。会议期间，81岁高龄德高望重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富兰克林，常常注视着会议主席，准确地说他是在注视会议主席高背椅上的那轮太阳浮雕。他说，我心中充满希望和担忧，无法断定这轮太阳究竟是在东升还是在西落。
富兰克林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正式会议一开始，弗吉尼亚代麦迪逊、伦道夫提出，修订《邦联条例》，就是要建立由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最高政府，就是要将13个主权独立的邦联合体，改造为“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部宪法”的，具有中央权威的统一国家。富兰克林知道，这已经超出了修宪的议题，这是一个制宪和建国的问题。而邦联议会和各邦与会代表的授权仅仅是修宪。好在美国人很现实，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当前面临的国内各种问题就无法解决，于是会议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决议，接下来的会议实质，顺理成章就是制宪会议。
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在立法机构代表分配席位的问题，发生了重大分歧。弗吉尼亚方案提出按人口比例分配。与会的小邦代表原来在观望，担心自己代表的小邦利益受到侵犯，而现在这种席位分配办法，无疑是在保护以弗吉尼亚为代表的大邦利益，事关切身利益，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新泽西的佩特森。佩特森出手非凡，一剑封喉，他首先质疑这次会议是否有权制宪，接下来他提出了《新泽西方案》，要求无论大邦、小邦，在立法机构的席位必须相同。两派代表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会议陷入僵局。八十高龄的富兰克林忧心重重，他说，看来我们只有祈求上帝保佑了。他建议，聘请牧师，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让上帝引导会议顺行。然而，制宪会议没有这笔经费，上帝也帮不了忙。
会议在争吵中陷入两难，按比例分配，小邦说他们的公民权利有受到侵犯危险；按平等席位分配，大邦说他们交给政府的钱财有受到侵犯的危险。争吵的双方最终还是找到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美国黑人奴隶。制议会议给了奴隶制以很大的让步，并决定每个奴隶以五分之三个自由人纳入人口计算为前提，众议院议员以人口比例产生，参议院议员则每邦席位平等。至此，争吵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伟大的妥协”，也为以后留下了问题。60多年后南北战争，美国人为当时的妥协付出了代价，但当时，也只能那样做。
立法机构的问题解决后，会议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是行政长官总统的选举产生。这个问题难在对总统既要授权，又要限权。富兰克林说，第一个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会是好人，后继者如何，只有天知道了。富兰克林说的好人，指的是华盛顿，而后继者是谁，大家都不放心。为此，宪法中设置了三道防火墙，两院分开立法，并经立法复审，法院司法复决。国会有立法权，没有执法和解释权；总统有执法权，没有立法和解释权；法官有解释权，没有立法和执法权。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约，连环相扣，宁愿事情麻烦一点，办事效率低一点，也要防止狼狈为奸、权力滥用。
至此，发生在独立宫的这次会议从5月25日开始到9月12日宪法成稿，似乎已大功告成了。然而，风云突变，祸起萧墙。在宪法草案文本签字的仪式上，三位重量级人物，伦道夫、梅森和格里拒绝签字。伦道夫是弗吉尼亚制宪方案的提出者；梅森被称为“美国权力法案之父”；格里是曾在《独立宣言》和《联邦条例》上签过字的老革命。他们并非政客，而是公认的有理想的政治家，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他们认为这部宪法没有充分体现对公民权力的明确保护。为此，富兰克林在签字仪式上请人宣读了他的书面发言，他首先承认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到现在他也仍然不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同意。在作了一番感人至深的陈述后，他希望每位对宪法或许还有异议的代表和他一起，就此机会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取得一致意见，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富兰克林的陈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一个全国政府，结论是要，那就只好签字，连同它的瑕疵一起接受，况且还有时间，让历史和人民去检验、修改这些瑕疵。富兰克林再次感动了大家，反对派代表站起来表达了此刻他们痛苦的心情，其它代表则陆续离座，在宪法草案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此刻，富兰克林的目光又一次投向会议主席高背椅上的那轮太阳浮雕。他对身边的代表说，他现在终于有幸知道这轮太阳是在升起，而不是在落下。
（三）
制宪会议期间，华盛顿作为会议主席，每天除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按照会议礼仪在主席椅上就座外，其它时间都坐在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桌子旁参加讨论。但他的发言也很少，他说处境和身份限制了他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情绪，但是他的出席并担任会议主席，使制宪会议目的和美国革命的主题以及巩固发展革命成果的紧迫性联系起来了，这是会议成功的精神基础。富兰克林在整个制宪会议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威望给代表们以信心，他的智慧给代表们以启迪。没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出席，会议的结果很有可能在争吵中一哄而散。
尽管如此，美国人民对于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文本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按照会议决定，宪法草案文本必须经13个邦中的9个以上邦批准才能生效。从那时起，各邦又历经一年半的艰难讨论，才于1789年3月4日正式批准生效。其中还有3个邦附加了批准条件，要求宪法正式实施后增加保证公民权益的《权利法案》，北卡罗来纳则更是坚持先增加《权利法案》，后批准宪法。《独立宣言》的执笔起草人杰斐逊，因当时担任驻法公使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他在对宪法草案文本大声赞好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决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权利法案》的宪法，他甚至鼓励各邦将制定《权利法案》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条件。
华盛顿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致信国会支持制定这一法案。于是美国第一届国会开始运转后的首要议题，就是制定《权利法案》。1789年9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决议，以“修正案”的方式，将《公民权力法案》纳入《联邦宪法》的组成部分。法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伸冤的权力”。这一条款的关键词是“不得立法”，史称“不得立法款”。它对应的是宪法中的“必要和适当条款”：“为行使本宪法赋于合众国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的种种权力，联邦议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法律”。什么叫“必要和适当”，这里说得很含糊，美国有识之士自然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存在：总统是人民选举的，联邦议会从理论上说是“民意机关”，他们制定出来的任何法律制度，自然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因而也自然是“必要和适当的”。但是又不能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人民的利益是整体的，公民的利益是分散的，当法律代表了整体的人民利益时，完全有可能伤害分散的公民利益，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因此，完全有必要立法，把公民认为自己最需要保护的权力，从法律上确立下来，以抗衡含糊不清的“必要和适当条款”，让每一个公民享有《独立宣言》中宣布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了解了美国制宪会议过程中的这一段史实，不由得对那三位拒绝在美国宪法草案文本上签字的革命元老肃然起敬。正是他们的远见和执着，为日后美国妇女、黑人等不同阶层的民众，争取自己的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多少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亲身领略了“群众专政”的恐怖，才真正明白，个人的权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转换为“多数人的暴政”。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三位拒绝签字的美国革命元老，也是美国的“宪法之父”。
美国宪法是近代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它创立了包括人民主权、政府限权、共和政体以及公民权力不可剥夺等内容在内的宪政原则。同时通过三权分立等机制，使共和政体、宪政原则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现实。随着美国宪法的实施，松散的邦联顺利过渡到统一的联邦，联邦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它有效地调解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使美利坚合众国真正走向统一，日趋发展强大。由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参加会议的代表高瞻远瞩，有很高的政治理论和理想抱负。其实不然，从北美蛮荒大陆上走进制宪会议中的代表，绝大部分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他们想的问题非常简单：既要限制政府权力，争取独立自由，保障公民权力；又要寻求一种有效的办法，能够挽救邦联，避免走向分裂，走向失败的现实。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讨价还价，争争吵吵，相互妥协，最后居然成就了奇迹，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而且维持200多年不变。
对于这个现象和结果，在走出美国独立历史公园后，就很容易理解了。美国开国元老的建国理想和美国人坚守的底线很简单，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国家和政府职能，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这种权力。否则，人民就有权力推翻或变更它。因为理想简单，道理就容易明白，底线才知道如何坚守。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道理，变成可以简单操作的办法，这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也是美国第一部宪法能够成为世界经典的基本解释。
从美国归来后，人们常常向我问及美国观感。说到行走美国的感受，印象最深的还是费城。每当我回忆费城美国独立历史公园中的历史遗物时，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华盛顿当年主持制宪会议时，就坐的那张高背椅和高背椅上那轮日出的浮雕。我告诉他们，美利坚的日出是这样升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