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
真的无言并非沉默，而是不断说话。
——阿尔贝·加缪
那么，好吧，你听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南方。我是木命，南方雨水充沛，适宜树木生长。事实上，在南方，我从来未长成一棵树，而更像一株麦子，在城市的街边生长，谦卑而顽强。南方多河，我生活的木头镇就有一条河，河名忘川，是珠江的支流。这条河为什么叫了忘川这样一个充满虚幻感的名字？我没有考据过，也未曾打听。事实上，在木头镇安家多年，内心深处总觉得我是这小镇的过客，我从未关心小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就像小镇不曾关心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样。这样说，并不意味我不热爱这小镇，热爱和归宿感是两回事。我热爱南方，热爱这南方的小镇，热爱小镇的繁华，还有那流经小镇的河流。有了河，就有桥，小镇有许多桥。最著名的要数忘川大桥，一座银灰色的钢铁水泥结构大桥，铁路公路两用。从我工作的八楼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忘川大桥。对这座桥，我说不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我的词典里，它就是一堆没有生命的钢铁水泥。不停地有行人走过，有汽车涌过，有火车穿过。行人与汽车总是那么拥挤，火车穿过时，钢铁与钢铁发出的快节奏撞击声冰凉刺耳，让我想起达利的某些超现实主义油画。我爱达利，这个热爱享乐、声名与金钱的艺术家，他对世界的想像，时常激发我工作的灵感。这是一个崇尚享乐、声名与金钱的时代，有关崇高的词汇已日渐稀薄。我是世俗中人，自然不能免俗。但这些标志着成功的金钱、声名，一直与我无缘。
说说这座桥，它将在后面的叙说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具。
据说有诗人为这这座桥赋过诗，还用上了长虹卧波之类俗极的词。还有一个摄影师，数年如一日地在拍摄这座桥。这位摄影师是我的朋友，许多年前，作为小镇第一代的打工者，他随着工程兵团来到小镇搞建设，转业后留在了小镇，并在政府某部门谋得一官半职，位不高，权不重。他喜欢和我这样的打工仔混在一起，是个不适合走仕途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坚持拍摄忘川大桥，每周至少一次，风雨无阻。对此，我的摄影师朋友有他的见解，他说他要用相机记录时间的重量，他不知道自己会拍到什么，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项工作有意义。我问他知不知道莫奈，那个伟大的印象派画家。他问我莫奈是哪里人。我告诉他，莫奈为鲁昂大教堂绘制了三十余幅油画，有时他在不同的角度同时支开几块画布，他奔走于几块画布之间，捕捉阳光走过大教堂时留下的痕迹。莫奈说他每天都会有一些头天未曾见到的新发现，于是赶紧将其补上，但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我对我的摄影师朋友说，你坚持拍摄忘川大桥，是在做一件和莫奈反复绘画鲁昂大教堂一样伟大的事情。他笑笑，说其实也是一种惯性，他拍了几年，积下了上万张照片，但一直未找到意义所在。直到有一天，他拿着一沓照片给我看，他眼里的光亮告诉我，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从此，众声喧哗，上帝无言。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座桥，在小镇大抵是被人忽略的。近半年来，这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不断有人爬上桥去寻死，忘川大桥一时间声名远播。时至今日，许多人大抵都淡忘了第一个爬上大桥的人，我的摄影师朋友不会忘却，我也不曾忘却。那天我坐在窗口，像现在一样，望着窗外发呆，其时正是春天，忘川大桥桥头高大的木棉盛开满树的红，像没有温度的火。我看到许多人往桥上涌，我看到车辆像一群甲虫，从桥的两头向中间挤，然后被警戒线挡在了桥上，于是甲虫们见缝就往前面钻，还有甲虫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我是先发现满桥的甲虫，然后再发现有人爬上了桥的。那次，爬桥人从桥上一跃而下。从我的角度看，他更像是一朵木棉花，轻盈地从钢架桥上飘零。后来我想，是他那件醒目的红衣给了我这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摄影师朋友，用相机记录下了整个过程。红衣人从桥上跃下的一瞬间，被他定格在镜头上，美轮美奂。第二天，这座桥，连同那跳桥的人，一起出现在了报纸和电视上。我从报纸上得知他跳桥的原因，这原因如同那个有关彩虹的比喻一样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一个打工仔，被厂里的机器弄断了手。老板不肯赔钱，原因是他并不是开冲床的工人，只是一个做搬运的杂工，却跑进了冲床车间乱动机器。也许，他是想学会一门技术，比方说开冲床，这样他将能拿到比当杂工高一些的工资；也许，他只是出于好奇，他还很年轻，正是好奇心很强的年龄。总之是，他不该摸那冲床。他失去了一只手，被老板踢出了厂。他可能也想过许多办法为自己讨还公道，然而未有结果。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不会想到用放弃生命来示警。他爬上了钢架桥。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爬上桥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理，也没有人想要知道。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报导了此事，他们采访了老板，让老板也有表达的机会。我还记得那老板的样子，他身体单瘦，背有些驼，脸上很疲惫。老板似乎很无奈，他说金融风暴来了，他这样的小企业，本来就风雨飘摇，他说那打工仔不是冲床工却要跑去开冲床，被砸了，他很同情他，虽哀其不幸，但更怒其不争。这个“其”，当然是指那断了手的打工仔。老板说他对打工仔的死不负责任。记者问老板，那该谁负责？老板说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报纸和电视未有跟进，第二天，媒体又找到了比跳桥有噱头的新闻。
我的摄影师朋友，大约是第一个见到红衣打工仔爬上桥的人。他说当时他和平时一样，在忘川大桥上寻找。当他看到有人在爬桥时，本能地举起了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红衣打工仔从爬桥到跳下来的全过程。他拍下了这一组美得残忍的照片，却让我感到一丝隔膜与冰冷。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交往淡了下来。这事过去后不久，在桥边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乞讨的女人，女人长时间跪着。她的面前摊开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报导了红衣打工仔的跳桥事件。她的面前还摊开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一些话，大意是，她是那跳桥孩子的母亲，来城里处理孩子的后事，也拿到了一些抚恤金，但钱被小偷偷了，她回不了家，希望好心的路人施舍一点回家的路费。报纸和白纸的四角压着几块石子，一些零星的钞票散落在纸上。我每天都从女人身边经过，也曾经往她的面前扔过硬币。女人在桥上呆了很久，以至于我把她当成了桥身的某个固定结构，直到某一天她突然消失。也许她筹集齐了回家的路费吧，我想。后来我偶然在木头镇火车站广场见到了那女人，她依然在乞讨，但面前白纸上的求助换了一个说法。我无权谴责她利用人们的同情心骗人。当街跪下，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许，当跪下成为一种职业习惯时，她的内心已然麻木。但她的第一次跪下，一定经历了我们难以想像的挣扎，我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给了她这样做的勇气。
那个乞讨女人离开忘川大桥后，我总觉得这桥上缺了点什么。在木棉花把一树的红变成绿时，我差不多已忘记那个跳桥人，以及那桥上缺损的部件——乞讨的女人。桥像一个受了冷落的孩子，时不时总要不甘寂寞地要捣蛋一下，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又有人爬上了忘川大桥。过程和前一次差不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上一层的桥面，汽车把桥堵得严严实实，只有下面一层的铁路上，时速二百五十公里的准高速动车有力划过，钢铁与钢铁发出坚硬的声音，动车组将广州、东莞和深圳串在一起，成为所谓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所谓的“深莞穗三地同城”。自从金融风暴后，报纸上关于“深莞穗同城”，“广佛同城”的讨论就多了起来。这对我的生活多少有一些间接影响，至少它像划在我老板面前的一个饼，让我的老板看到了希望。金融风暴后，许多的企业都减少了广告投入，特别是房地产首先感受到了冬寒。地产广告的投入量锐减，导致我打工的公司业务量锐减。开始时，老板还在安抚我们，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说：寒冬杀死的是抵抗力差的动物，大自然优胜劣汰，我们的竞争对手将在这次寒冬中死去一大片，我们只要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说：现在我们要像虫子一样蛰伏，冬眠，但是冬眠不是休息，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生存策略。老板说完这些话后不到两个月，就陆续辞退了一半的平面设计师。这也是她主动的、积极的生存策略之一种。作为一名文案，我在公司苟活了下来，但从此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工作。就算这样，我仍然对老板感恩戴德。最起码老板认为我应该对她感恩戴德……那天的结果似乎有所不同，爬上桥去的人，最后爬了下来。这样的结果，也许让许多人失望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诉求似乎得到了解决。后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爬上忘川大桥，但再也没人从桥上跳下来过。每一次有人爬桥，总是会引来媒体的关注。在媒体关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了对爬桥者的谴责，甚至有人建议要严惩“爬桥秀”。还有人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每次有人跳桥，造成的社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六百五十三点八万元。我不懂经济，不知他如何得出这精确的数字。我只知道，爬桥寻死的人多了，我这看客也渐渐麻木，只隐隐期待有人从桥上跳下来，给我这平庸的生活来点刺激。
在木头镇，我的生活与这桥息息相关。这些年来，我记不清多少次从桥上经过了，桥的一边，是我工作的地方，另一边，是我的家。我每天早晨从桥南往桥北上班，晚上从桥北往桥南睡觉。自有人跳桥后，经过这桥时，我总爱抬头琢磨。我怀疑，这桥被什么力量施了魔法，不然为何总有人要爬上去？是什么让这么多的人以生命为赌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这些人都和我一样，有着强烈的说话的欲望，但他们说出的话无人倾听，他们发出的声音淹没在众声喧哗里。我们都想说话，都热衷于说话，却越来越少人有倾听的耐心。我也是这样的人。走过忘川桥，当我停下脚步，触摸大桥冰凉或灼热的钢铁时，也曾有爬上去的冲动。好几次，我一抬头，总看见那凌空的钢架上坐着一个穿红衣的男孩，喧嚣的世界在那一瞬间退到了远方，我的世界变成了一幅黑白画面，也不纯是黑白，在无边的黑白中，那男孩的衣服是红色，不是暖色的红，是冷红。我一直疑心那是我的梦境或者幻觉，但接下来，那男孩冲我招手，他的声音缓缓地爬进我的耳朵里：
别走呀，你听我说……
有时候，男孩不说话，望着远方发呆。风吹动着他的红衣，他的两条腿吊着，一前一后晃荡。他的一只胳膊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每当这时，我背上的汗毛就无声立起，有电流从发梢到脚心，瞬间掠过我的身体。我落荒而逃。我害怕我经受不了桥上那红衣男孩的诱惑，当真爬上去倾听他的诉说。我对公司的同事说起过这事。同事们冲我笑笑，说：好冷！他们不是真感觉到了冷，他们以为我在说冷笑话。过了两天，我又对他们说我看到了那红衣男孩坐在桥上。我当时并未意识到，我这样的诉说，让我变得有点像祥林嫂。是的，祥林嫂为什么要反复地诉说他的阿毛？是什么让祥林嫂有那反复诉说的强烈愿望？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一点，桥上那个勇敢跳下去的男孩，那个断了手的打工仔，他一定也曾有过强烈的诉说愿望。他是否也和祥林嫂一样，未能觅到一个倾听者？想到这些，我的胃就会收缩。我害怕我也成为这样的人。一次一次，我说我想爬上那座桥，我说那桥上有一个红衣男孩。我的同事们都习惯了。于是他们也说：是呀，真有一个红衣男孩，我们也看见过。
我说是真的有，我没骗你们。
他们笑着说：我们也说的是真的，没骗你。
我发现，我无法和他们沟通。我们不是一代人，我出门打工时，他们还在读小学，现在我们是同事，他们叫我老师，或者前辈。这让我感觉到光阴的无情。我的同辈们，在金融风暴来临后离去，被大浪淘沙，更年轻的一代坚持了下来。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玩命工作，但工作再累，他们也不会忘了半夜三更起床，打开电脑，在网络上“偷白菜”，“摸美女”。他们极力鼓动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无动于衷，就像我对他们诉说那红衣男孩一样。我们关心的问题有着太大的差别。我知道这个世界，人人都需要多一些轻松与快乐，人们需要后现代式的消解，需要生活的轻。而我的生活是一块开花的石头，长满了时间的重。和他们，我变得无话可说，但我说话的欲望却与日俱增。对老板自然不能说这些，说了她会毫不犹豫地炒掉我。回到家里也不能说，我不能让家人为我操心。后来，我在桥下遇见了她，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我和她之间会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也许，她会是我最好的倾听者。
该说说她了。但真要说时，才发现我对她所知甚少。我想她可能和我相反，她在桥北居住，在桥南上班，于是我们经常会在早晨和傍晚，在桥上相遇。相遇的次数太多了，也许我们的目光不止一次有过交流，而且，她让我想起了一些久远的事，一些久远的人。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从未打过招呼，但已俨然是老熟人。有时，如果一连两三天，我未在桥上碰见她，心里便会有一些失落，担心。有时我又怀疑她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或许她只是我心有所思投射出的一个幻影。或许，她是我的——反物质。不止一次，在我们相视一望，然后擦肩而过时，我产生过要摸一下她的想法：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触摸一下她，感受她是否真实存在。但我不敢，我害怕她真是我的反物质。据说宇宙中的万物，有正物质，必在其反物质，而当正物质和它的反物质相接触之后，会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据说如果一个人的正物质与反物质相接触产生的能量，比扔在广岛的原子弹要大数万倍，已足以毁掉我们的地球。
我耽于幻想。我幻想着和我的反物质相识，我们一起逛街，走遍小镇的每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我们说话，不断说话，把这一辈子的话都说完，把上辈子没能说的，下辈子可能说的话都说完。但我们必得保持应有的距离，我们不能有任何亲昵的行为，哪怕是牵一下手，后果都将是万劫不复。
我对她说：我在桥上看到了那红衣男孩。
她说：是的，我知道。
她不说她相信，而说她知道。我当时应该想到相信和知道这两个词的区别，但我当时忽略了这一点。
我说：别人都不相信我。
她说：我相信你。
这一次，她说的是相信，没有说知道。
她说她和我一样，每次经过忘川大桥时，总有想爬上去的冲动。她还说她不能站在楼顶，每次站在楼顶，她都有想跳下去的念头。自由落体，一定是世上最美的飞翔。我说我和她一样，我也不能站在楼顶。为此，我总是租住有防盗网的房子，其实不是为了防盗，是为了防止我哪天禁不住飞翔的诱惑从楼上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