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内外政策。
中国革命的低潮
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对外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所办的几件外交大事就是清楚的证明。
一件是对于1927年3月24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的处理。本来，帝国主义开炮轰击南京，毁坏许多房屋财产，军民死伤2000人，当时武汉的革命政府已经向各帝国主义发出了严重的抗议。但是，经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交涉的结果，竟不是要外国帝国主义向中国道歉、赔款，而是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对各国政府代表及侨民表示歉意，赔偿各国“损失”数十万元，并下令通缉领导北伐军第六军光复南京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林伯渠），替帝国主义“惩办凶首”。
再一件是“五三”济南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大肆屠杀我国同胞，把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也杀了，并且占领了济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残暴的侵略行为，蒋介石既不反击，又不抗议，反而训令部下保护日本人，说：“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卑躬屈膝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就有了显著的增长。他们在对华投资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22.557亿美元，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增加到34.876亿美元，其中英国在中国的资本增加了近60%，美国的资本增加近两倍，而日本的资本增加了四倍半。在对华商品输出方面：1927年中国入超为0.9431海关两，1931年便增加到5.2401亿海关两。由此可见，在国民党卖国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的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了。
以美、日、英为首的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加剧，反映为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比以前更加频繁起来。
国民党新军阀的大混战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引起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首先是国民党反动派本身就分裂为蒋家的南京国民党、汪家的改组派，还有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广西派等。在争国民党党统的名义下，1927年10月发生了蒋、李（宗仁）和汪、唐（生智）的战争，12月又爆发广东军阀和广西军阀间的战争，1928年4月，蒋、桂、阎、冯四派联合，继续“北伐”，夺取奉系军阀的地盘。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助张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给蒋以下马威。5月3日，日寇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人民，造成“济南惨案”。蒋介石公开无耻地对日妥协。6月初，张作霖弃守北京，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这时，美国为了和日本争夺东北，策动蒋介石与张作霖之子、新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合作，于是在东北也悬起“青天白日旗”来。至此，国民党实现了表面上、暂时的全国统一。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当时军阀战争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47～48页。
毛泽东的这个估计，不久便被证实了。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战争，为了争夺西南地盘，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结成反蒋联盟，结果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5月间爆发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战争；1930年5月又爆发了蒋和阎、冯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此外还有各小军阀的混战，如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贵州的王（家烈）毛（光翔）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这些军阀战争，据估计共战死50万人，并使无数老百姓遭受了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浩劫。
这些战争都是蒋介石方面取得了胜利，其原因是由于他那一派挟持着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国民党中央的旗帜，能够取得帝国主义的更大量的援助以及上海、江浙财阀的支持。
但是这些军阀战争，使各派军阀相互削弱，客观上正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51页。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国民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恶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自从建立之日起，就实行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迅速增长，外货倾销，白银外溢，外资源源侵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起的中国民族工业，像棉纺、缫丝、面粉、火柴、水泥、烟草、五金等，都遭受到直接的打击。中国民族资本中最重要的纺织工业，纱锭和布机在全国总数中逐年下降，1930年增加的纱锭18.7万枚中，华商仅占6.42万枚。该年纺织工业部门的外资增加到80%，五金工业部门的外资则增加到90%。外资中尤以日资发展最为迅速。此外，如缫丝业，1930年比1929年减产八九万担。加上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掠夺排挤，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都市中商业资本和投机事业的某些虚假繁荣的现象，掩盖不了国民经济濒于破产和中国日益殖民地化的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阶级的遭遇更加悲惨。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政治权利一概被剥夺：工人自己的工会被解散，罢工被禁止，革命分子被捕杀……他们所争得的经济利益，也丧失殆尽：上海纱厂、丝厂、印刷厂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由10小时增加到12小时，甚至14小时；丝厂由每人管理一两部机器，增加到管三四部，工资却减少了1/3.据瞿秋白在1930年所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地各业资本家都实行减少工资，例如油业，甚至于接连减少了三次。失业的工人日益增多。所以在1929年，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只五一节上海就有5万工人参加罢工。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更加艰难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负担是大大加重了，单是营业税一项，到1931年，比起在旧军阀统治下增加了3倍到11倍以上，再加上苛捐杂税，负担就更大了。自由职业者和青年学生，则因国民经济各部门普遍濒于破产，也都到处失业、失学，困苦颠沛；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所受的残酷压迫，更是空前未有。
广大农民也不得不在啼饥号寒中过日子。土地问题，本来严重地存在着，据1927年武汉政府的土地委员会调查：小农、中农合计占农村人口的32%，占土地所有者的68%，而他们所有的土地仅占39%。反之，地主、富农仅占全农村人口的13%，占土地所有者的32%，而其所占有土地为61%。农民中无土地者（佃户、雇农）占全农村人口的55%，加上土地不足者（小农、中农）占全农村人口的32%，合计需要重新分配土地的人，达全农村人口的87%。由此可见，土地问题是怎样迫切地需要解决。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权利全部被剥夺了。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农民领袖被迫害和捕杀了；豪绅地主阶级普遍地向农民反攻倒算，大革命时期农民分配的田地一概被夺，减租减息转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被兼并和集中到地主豪绅手里。他们和官府密切勾结，任意拘禁农民，动辄罚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也巧立名目，越来越多，田赋附加税每年加重，要超过正税十余倍乃至二三十倍，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少。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连年不绝地进行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抓兵征粮，急如星火，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日益萎缩，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荒地面积不断增加，农村经济完全陷于破败不堪的状况。
从1929年到1931年，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酿成的天灾人祸，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929年，仅据南京反动政府赈务处的官方调查，全国灾区遍及21个省中的1093个县又4个市，灾民达7000 万（《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38页）。1930年，陕、甘两省因饥馑而饿死的农民，竟达几百万人之多，奄奄待毙的饥民亦在550万人以上。1931年夏，各地霪雨为灾，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均暴涨，因堤防失修而洪水泛滥的区域达17个省，灾民在1亿以上。当长江大水危及汉口时，人民欲提堤防基金修堤，不料此数百万巨款竟已被国民党反动官府移作贩卖鸦片之用了。疏导淮河的“导淮基金”也被充作内战经费。南京反动政府借赈济为名所发行的数千万元赈灾公债，以及各地数百万元义赈捐款，用于灾民身上的不及万分之一，大部分都被吸血的国民党的所谓“党国要人”中饱。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之下，中国经济日益破产，中国人民处在极端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
革命的低潮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依靠地主买办阶级，特别是江浙财阀，建立了地主、买办、军阀、官僚、流氓、党棍为一体的统治。
这个反革命政权的本质，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47页。
在这个反动统治下的中国，也正像毛泽东所说：“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937页。
这个世界上最残忍最黑暗的反动统治，对中华民族的精华——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施行了最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据1935年11月清华大学等11校的救亡通电称：“奠都以来（按：1927年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反动政府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的两三年中，约有45万人被杀。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又据另一材料说，从1928年1月到8月，最少有10万的工人和农民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被杀了；从1928年以后四五年间，直接被杀害的革命者最少也有100万。著名的共产党员彭湃、向警予、郭亮、蔡和森、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恽代英、罗登贤、罗亦农、陈乔年、马骏、夏明翰、袁玉冰、王荷波、李启汉等同志，就是在这期间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杀害的。
在这种极端恐怖的反革命屠杀下，革命力量被削弱了。1928年至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只有7万人左右。城市工人运动的高潮暂时过去了，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进攻转到防御。工人罢工的事件，在白色恐怖的摧残下逐年减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大量减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近6万人下降到1万人左右。在农村中，毛泽东根据革命失败之后在井冈山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正确地指出革命潮流低落的情况。他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76～77页。
但是，革命低潮是暂时的，高潮一定会要到来，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引起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一个都没解决，而且越来越激化。被剥削和压迫的工农以及其他革命人民，都仍然迫切需要变更现状的革命。毛泽东说：“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同上书，76页。
第二节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八一南昌起义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937页。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坚决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
1927年7月下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当时敌人在南昌的兵力比较空虚，而党当时能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九江由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有驻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属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率领的七十三团（其前身就是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还有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新开到九江；在南昌方面，还有原由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总兵力有两万余人。
7月22日，汪精卫到庐山，与孙科、朱培德、张发奎密谋，企图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扣押，并命令贺、叶两部集中于德安，以便反动军队合围聚歼。这个阴谋为在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所察觉，他立即在甘棠湖的小船上同贺龙、叶挺秘密商讨对策，贺、叶决定不去庐山，也不理睬张发奎要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立即将部队直开南昌。
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下，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响起了起义的枪声。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敌三千余人。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把驻马回岭车站的二十五师大部拉出来参加起义，开到南昌与主力会合。在周恩来主持下，起义军编为九军、十一军、二十军三个军，贺龙任起义军代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朱德任九军副军长。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为敌军所阻，未能赶上起义，后来分别参加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宋庆龄、邓演达（以上二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7人组成主席团。
起义部队于8月3日开始撤出南昌城，计划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因而，退出南昌经瑞金向广东东江进发，在会昌与敌钱大钧阻击部队16个团激战，经过英勇奋战，将敌击溃。部队经闽西长汀顺韩江而下，9月23日占领潮州、汕头。10月初，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处与广东黄绍竑、徐景堂、钱大钧等部激战数日，因反革命军队数量过大，革命方面主观指导上也有错误，如溽暑远征，会昌之战后未能乘胜全歼敌军，经筠门岭直插广东东江惠州，而绕道闽西，延误战机。到潮汕后，敌军已占领北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起义军则师劳疲惫，向北仰攻，地形不利，加以兵力分散等原因，终于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冲至海陆丰与当地农民军结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由三河坝退至福建，经江西转移到广东北部，后转入湖南南部，发动湘南起义，最后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朱德是四川仪陇人，佃农家庭出身。1911年辛亥革命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云南陆军士兵中做秘密的革命工作。武昌起义后，参加和领导了云南军队的起义。袁世凯称帝时，他参加蔡锷在云南举行的反袁起义（时任第六支队长，后即升旅长），所领导的一个旅是蔡锷部的主力。1922年他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回国在江西南昌办军官教育团，组织工农运动。他参加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此后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及湘南农军共一万余人上井冈山，大大增强了井冈山斗争的军事力量，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和壮大，建立了重大功劳。
南昌起义的光辉日子——8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这个会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任弼时、苏兆征、王一飞、罗亦农、陈乔年、陆定一、邓小平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替“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八七会议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屠杀政策的仇恨和愤怒而产生了一种急躁盲动情绪，到了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一度形成为“左”倾的盲动错误，并使“左”倾错误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盲动错误，就是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在一些敌人强固统治的中心城市，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没有胜利希望的起义，在工人罢工中也实行命令主义和冒险主义，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在共产党内的反映。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到1928年春渐渐地停止下来。
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红军的创建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大革命失败后，站在共产党的最前面、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清醒头脑，没有迷失方向，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盲动错误，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向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脚踏实地领导工农斗争的同志。
八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27年8月—1928年4月）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9月间，靠了湖南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安源矿工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毛泽东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部队曾一度攻占浏阳县城，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已趋向低潮，敌强我弱，部队受到挫折，试图里应外合攻打长沙的计划已不能实现。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集合了起义部队，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剩下不到1000人，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湾改编第一次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并成立了营以上的各级党委，设立了党代表，选举了士兵委员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间，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的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同时朱德和陈毅率领原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从福建到了广东北部，补充实力以后，于1928年1月进入湖南，击败许克祥、白崇禧等反动部队，扩大队伍，发动湘南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达三个月之久。4月间，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一万余人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毛泽东和朱德研究了在敌军优势我军劣势的情况下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个字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后来又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政治纪律，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革命的火把。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后来的广州起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人民武装的创造，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它就是今天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最初的艰难的创业。
列宁说得好：“革命政党应当补课……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等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固然使共产党从城市退却下来，但革命失掉了城市，却武装了农村，自觉地领导了工农起来革命，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许多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这个进攻，是比大革命时期更进了一步。当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毛泽东、朱德以及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等农村山区建立小块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同时总结了这些革命斗争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经过这条道路，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起来，正像毛泽东所说那样，开始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后来就发展成为“燎原之火”了。
广州起义1927年的11月，广东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发动战争，广州局面很混乱，群众纷纷起来，要求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于11月26日公开号召群众起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等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工农兵苏维埃”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意思，就是主张推翻反动政府，建立一个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
12月11日清晨，在张太雷、叶挺、黄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1932年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坚决勇敢地参加了对反革命的战斗。起义开始后，便建立了广州革命人民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反革命的各派军队立即联合一致向广州革命政权扑来，帝国主义者更以兵舰掩护反革命军队向革命的广州进攻。革命的士兵、工人和贫民英勇血战了三昼夜，由于敌我力量相差太大，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没有接受叶挺的建议作出及时撤出广州城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广州起义终于在12月13日失败了，起义的英雄张太雷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接着，反革命军阀更加残酷地大肆屠杀，许多革命工人和青年倒在血泊之中。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从广州撤出的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分别与东江、广西左右江一带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英勇的人民起义，是又一次对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叛变和白色恐怖的严重打击。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土地革命战争和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512～513页。
党在革命实践中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1927年秋到1929年年底前后，在党的领导下，群雄四起，先后在各地举行了约200次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回击。除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还在海陆丰、渭华、赣东北、平江、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海南岛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和乡村革命根据地。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斗争任务的确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这次大会对于克服当时共产党内由革命失败引起的思想混乱是有功劳的。大会正确地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肯定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则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按：在大城市中）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大会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左”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大会号召全国的劳动人民，为彻底实现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并提出了现阶段革命的政治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提出了在红色区域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第六次大会的缺点，曾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但是，这些缺点不足以掩盖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在这次大会后的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有迅速的发展。从1928年到1930年，主要农村革命根据地有赣南、闽西的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广西左右江区等区域。
中央革命根据地：自1927年10月，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区域，奠定了湘赣边界根据地以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开辟了赣南根据地。1929年2月至10月，红四军三度入闽，与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的闽西地方党相结合，开辟了闽西根据地。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1927年冬，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了弋阳、横峰起义，成立了红十军，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以上组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0年5月，红五军和湘鄂赣、湘赣根据地的红十六军、红八军扩大组成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6月，红四军和闽西、赣南的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组成红一军团，军团长朱德，政委毛泽东；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为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吴光浩、潘忠汝、戴克敏等领导的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和周维炯、漆德伟、徐其庶、姜镜堂等领导的商城、六安起义，建立了游击队伍。发展到1929年，在鄂东、皖西、豫南三个地区各成立了一个师的红军。1930年春，在曾中圣、许继慎等领导下，三个地区连成一片，称为鄂豫皖区。同年秋成立红一军，随后改为红四军团，由徐向前任总指挥。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7年冬，党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到湘鄂西地区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贺龙回到家乡桑植一带与贺锦斋等会合发动农民起义，经过几起几落，于1929年建立了红四军，开辟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湖北洪湖地区段德昌、段玉林两支游击队在周逸群领导下，1930年春组成红六军，创立了洪湖根据地。1930年夏，红四军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邓中夏先后任政委，创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和壮族群众领袖韦拔群等领导的东兰一带农民武装，在广西百色举行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2月，驻左江的一部分军队在俞作豫、李明瑞等率领下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和左江民主政府。后因强敌进攻，红八军退至右江与红七军会合，加入了红七军。
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形势（1927—1930年）
此外，在陕、甘一带，1928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和华县、渭南等地农民武装举行渭华起义。起义后在关中、陕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为以后建立陕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海南岛，从1929年秋开始，在冯白驹等领导下一直坚持游击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海陆丰，1927年11月，在彭湃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开始，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扩大到13个军约10万人，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河南、安徽等十余省的300多个县份，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
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周恩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1927年11月起，周恩来在上海坚持了长达四年的白区斗争，从人力和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援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将贺龙、周逸群、邓小平、徐向前等分别派赴各地去创建革命根据地。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军事干部和在白区不能存身的干部，也都是首先派赴各革命根据地。为了适应因根据地日益扩大而对干部需要的不断增加，周恩来还和聂荣臻等在上海举办了党和军事干部、无线电报务人员等训练班，将毕业后的大部分学员派到根据地去工作。在物质方面也对根据地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时党在根据地边境各县开设了很多店铺，如百货店、药店、布店等，利用这些店铺向根据地输送需要的物资和作为交通联络站。这些店铺的开设，都需要精心筹划，有些是经过周恩来亲自指导而设立的。为了加强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及时交流各军开展军事斗争和各地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周恩来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红军会议。他在中央军委创办的军内刊物《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亲自在前面加编者按语，对毛泽东、朱德建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作了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这样，就使红军的经验很快得到发扬传播。
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执行了大会的决议，并在1928—1930年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道路。当时，党和红军内一些人存在右倾思想，在强敌进攻面前，对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怀疑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认为创建红色政权是徒劳的，而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另一些单纯强调城市工人斗争的意义的同志，也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因此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时所指出的：“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172页。
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既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利用议会讲坛，也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是经过长期合法的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598页。
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发展，必须实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毛泽东说：“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78页。没有武装，土地革命便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根据地也要靠武装来开创、发展和巩固。因此，要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就必须依靠武装，放手发展红军战争。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的土地革命，红军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红军本身也就没有了来源，武装斗争就会失败。同样，没有土地革命，不发动农民起来，根据地就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而无法巩固。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95页。
革命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靠，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如果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不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土地革命就不能坚持和巩固，武装斗争就不容易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就会失去依靠，变成流寇式的武装。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的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就是建立红色政权的观念。这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批革命同志的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毛泽东还从理论上阐明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因而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第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地方，首先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地区，例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广大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工农群众起来参加过革命斗争，所以红色政权首先可以在这些地方产生并长期存在。
第三，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是不断发展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
第四，有支持红色政权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就不可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正因为红色区域内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因此能够造成“工农割据”的局面。
第五，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还需要领导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当时，党是经过了锻炼的，党员是经过了考验的，因此，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是可能的。
毛泽东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光辉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给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去争取胜利的榜样。
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作了报告，陈毅传达了由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总结了红军建设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遵照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根据两年多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集中大家智慧而写成的。决议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决议指出：我们的党和武装是为人民的，建党、建军和群众工作是三位一体的建设任务。我们的党首先在思想上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决议具体地揭露和分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及其危害，找出了它们产生的根源，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决议特别强调在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对党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决议指出，没有改造好的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观察问题常常不从客观的全面情况出发，而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当做客观实际，这种“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89页。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教育党员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注意调查研究。在组织上，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增强党的观念，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党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决议指出，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式样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军队的本身必须是民权主义的，要树立坚强的群众观念和政权观念，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倾向。这个决议确立了建党建军的整套的理论与原则。
这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初步回答了处在农村环境、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我党我军，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使党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使红军成为一支党绝对领导的、不断肃清一切旧式军队影响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是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中心环节。在革命政权所在地和红军所到的地方，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运动都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由于党对土地革命原来是没有经验的，在土地革命初期，曾对某些问题有过不适当的规定。如曾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因而引起一部分中农的不满；曾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这也是土地私有观念很重的农民难以接受的；在平分土地时开始只注意“抽多补少”，因而富农在分田过程中将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但这些缺点在实践中都及时地纠正了。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就根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仅“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同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中规定：“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1930年6月在南阳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闽西关于“抽肥补瘦”的经验，提出了在分配土地中，除“抽多补少”外，应再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范围，经过调查研究和在实际中的摸索总结，确定了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毛泽东还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反对了不注意争取中间阶级的“左”的倾向，纠正了某些地方出现的打击中小工商业者的错误政策以及采取按劳动能力大小与生产工具多少分配土地这种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的右的倾向，坚持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和按人口平分的原则。这样，毛泽东制定了一整套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即以乡为单位，按人口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1930年，毛泽东还根据大量的、科学的实际调查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作了正确的分析，并总结了几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这是党在农村中一条坚定的阶级路线。它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反对了“左”的和右的倾向，使党能够联合占农村人口90%的贫雇农和中农，集中主要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条土地革命路线为党在当时以及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胜利地领导反封建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摧毁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巩固了工农联盟，使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广大农民分配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踊跃参军参战，努力进行生产，使革命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被克服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形成在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期间，不仅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较快的发展，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工作中，对保存党的精华，恢复和发展白区的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刘少奇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华北坚持地下工作，他和陈潭秋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6月，刘少奇到满洲任省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在各地深入宣传群众，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并着重在东北各大城市特别是哈尔滨、沈阳、大连、抚顺四个工业中心，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大力开展以反帝反军阀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东北的农民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也有了一定发展。
1930年5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军阀战争，削弱了反动势力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又有了某些发展。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一“左”倾的决议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于：第一，他们“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当然更不要日常细小的经济斗争，因而对当时正在开展的革命高潮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认为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第二，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同样存在，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他们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第三，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错误地认为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由此规定了若干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如主张没收民族工商业和建立集体农庄等。
由于以上的错误认识，李立三等人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们不顾红军力量的弱小，调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调左右江的红七军北上攻打桂林，调赣东北的红十军攻打九江，调湘鄂西的红二军团和鄂豫皖的红四军团配合进攻武汉。他们提出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计划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香港、旅大等中心城市，首先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措施，将党、青年团、工会等机构都合并起来，组成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因此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他们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批评和建议，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们主张的干部。结果，使初步恢复起来的白区的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由于举行冒险的起义而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失。红二军团攻打武汉失利，丢失了洪湖根据地而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由于孤军北上，丧失了左右江根据地，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攻打九江失利，不得不退回赣东北老红区。红三军团趁敌人空虚，一度攻占了长沙，但在敌军集结反扑时，不得不被迫退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打到南昌外围的牛行车站，由于战术灵活，没有受到损失。1930年8月，李立三等人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组成红一方面军，令其再攻长沙。但久攻不克，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中央代表周以粟和红一方面军中的一部分干部，将部队撤离长沙，利用蒋、冯、阎混战的有利形势攻取了敌军力量薄弱的吉安城。结果，不仅避免了损失，而且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从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统治约4个月，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但三中全会认为，这次“左”倾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说李立三等的错误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这时，党内一些年轻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犯有严重教条主义错误的干部，以王明为首，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下，从“左”的方面来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他们认为李立三的主要错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并且责备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与打击”。当时王明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实际上是在新的形态下，提出了一个继续恢复和发展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它以王明的小册子为基础，主要错误是：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并列起来，强调民主革命中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主张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反对富农。他们否认有政治上的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否认资产阶级自由运动的存在，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反革命，甚至因为第三派在人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因而认为第三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要求党和他们进行“决死斗争”，主张“打倒一切”。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问题上，他们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这些省份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因而就极端地强调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继续在反革命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中采取进攻方针，梦想发动中心城市的起义以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并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而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三，在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战争问题上，他们从上述错误出发，就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重要意义，污蔑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民主政权，要求当时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去服从和配合城市工作。
第四，在组织上，新的“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在党内结合了一部分人，进行反中央的活动，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他们的“左”倾错误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没有起积极作用，其结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比前两次“左”倾错误气焰更盛、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和“左”得更坚决。他们倚仗其“马列主义理论”外衣和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在党内统治时间很久，因而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也很大。
第四节 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胜利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毛泽东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也就是说，十年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过程，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命“围剿”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徐向前、方志敏等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反“围剿”斗争的过程。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0年冬，红军已建立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对于中国人民的军队和政权的发展，感到极度的恐慌。在蒋阎冯大战结束后，便集合七个师十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总指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采用以数路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由北向南，妄图把我红一方面军消灭在清江到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是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约有4万人，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红军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主张红军东渡赣江，适时实行战略退却，然后依靠老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反攻歼敌，粉碎“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等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从1930年11月上旬至1931年1月1日，红军英勇奋战，人民踊跃支援，消灭敌人一个整师又半个师，缴枪1.3万支，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生擒。其他部队狼狈逃回，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准备了4个月，第二次“围剿”又来了。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20万人，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到南昌坐镇，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筑成一道八百里的战线，对红军施行“围剿”。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采取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方针。战争从5月16日开始，30日结束，共15天，红军由西向东，从富田到建宁，转战七百里，连打五仗，痛快淋漓地横扫八百里战线，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何应钦狼狈地逃回南京。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又胜利了。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1931年7—9月）
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及其他根据地的发展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又凑集了30万大军，在7月里，距第二次“围剿”仅仅一个月，即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到南昌指挥作战，并请了许多德、日、英军事顾问来为他筹划。敌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左、中、右三路，中路由南昌，右路由吉安，左路由南丰，从三面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妄想一举把红军消灭。当时红军经过苦战之后，仍是3万人。战争于7月开始，蒋介石认为红军疲劳易打，必然取胜。到8月初，红军虽然当时只有三万人，而且经过苦战未得到休息，但是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三战三捷：第一仗打上官云相师，该师全军覆没；第二仗全歼郝梦麟师；第三仗全歼毛炳文师。这三仗红军缴枪一万多支。在敌军饥疲沮丧，实行退却时，红军又歼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蒋介石垂头丧气败回南京。至12月，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革命根据地也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到黎川、建宁等县，东南到龙岩、漳州。
在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战术指导下，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这个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我军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的持久战，在战役战术上则是以多胜少的速决战；在敌人气势汹汹闯进革命根据地时，我军迂回退却，诱敌深入，结合人民武装给以困扰，当其疲惫懈怠时，即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路，一举而全歼之，然后逐路各个击破。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胜利的同时，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在及时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后，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发展。1931年2月，鄂豫皖的红四军团，沿着京汉铁路和淮水两岸出击，在双桥镇击败了反动军队的进攻，活捉敌总指挥岳维峻。以后又攻破黄安，俘敌总指挥赵冠英，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第三两次“围剿”。同年11月，红四军团扩大成为红军第四方面军，仍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纵横数百里。湘鄂西的红军在贺龙等领导下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湘鄂西根据地扩大了，包括桑植、鹤峰、大庸等县，直到常德附近。洪湖根据地自红军主力西移后，经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至1931年初又得到恢复，同年年底，红军主力又重回洪湖。1932年春，红军连克应城、潜江、皂市、老河口等地，歼灭了多股敌军。闽浙赣区的红十军自九江外围退回原根据地后，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1931年又恢复到将近一万人。此外，右江、东江、海南岛、陕北及江苏中部各县的游击队也都很活跃。总之，从1930年9月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后，到1932年初，一年多时间内，不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300万人口的区域，而且其他各革命根据地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恢复发展到十万余人，并且发展了赤卫队十多万人。红色区域日益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