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1925—1927年的大革命

第一节 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大革命高潮五卅运动的序幕——工人反帝斗争的展开

1923—1924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相对稳定，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紧，中国工业发展表现为停滞状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恶化，农民也因军阀混战与租税加重而破产流离，中国各革命阶级的革命要求是日益强烈了。以日、英、美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强盗，虽然互有矛盾，但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时也更加联合一致，横行无忌地向中国人民挑战。于是，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就展开了。

二七的第一周年（1924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1925年（民国十四年）五一劳动节日又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正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在其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且着重指出中国工人应该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指导者。

1925年2月，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由于日本资本家长期凶恶地苛待工人，由于开除一批男工，而以奴隶式的“养成工”去替代，引起了大罢工。接着曹家渡、杨树浦各纱厂工人也响应罢工，参加罢工工人共计7万人。这次罢工在英勇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邓中夏同志和刘华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大康、内外棉、隆兴、铃木等厂工人1.8万人，也在4月里相继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组织工会。这次罢工，由于中共的正确领导、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人与全国铁路工人的援助而取得完全胜利。

惨杀的开始——福州惨杀和青岛惨杀1925年4月8日，福州学生为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教育侵略，举行请愿运动。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福建省长萨镇水便大肆屠杀爱国学生。“福州男女学生数千人，本日向省长情愿，露宿公署，萨镇水命陆战队、警察队并其他军队开枪轰击，枪柄乱打，枪刀乱刺，死七人，重伤数十人，血流遍地，哀声震天。”（福州学生联合会电）这便是作为五卅惨案的先声的福州惨杀。

接着5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便演出了青岛惨杀。青岛工人自从罢工胜利后，日本厂方无理地不履行条件，且以种种方法向工人挑衅，并“命令”中国官厅：“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于是奉系军阀官厅便向工人代表说：“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害怕。”工人坚决反对，日寇便嗾使其走狗——中国军阀，调集武装，于夜3时突然包围工厂，进行屠杀，工人毙命者8人，重伤者十余人，被捕者70余人。

血肉横飞的五卅惨杀

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开枪杀死坚持抵制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领袖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十余工人。这一屠杀引起各方强烈的反抗，特别是学生。21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举行募捐救济死伤工人，结果遭受巡捕房逮捕，并定30日在会审公堂开审，同时帝国主义又提出威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增加印刷附率、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为着这两件事，上海各校学生乃决定于5月30日举行演讲宣传。

5月30日，各校学生2000余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码头散发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与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英捕乃到处捕捉讲演学生，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拘禁学生即达数百名。3时许，群众万余人聚集于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振入云。正在相持之际，英帝国主义竟然下令开枪，向徒手的群众射杀，顿时血肉横飞，计当时打死10人，重伤15人，捕去53人。这便是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上海人民反帝情绪高昂——罢工、罢课、罢市

上海南京路大屠杀后，群众更加激愤，到处举行集会演讲。在中国共产党员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华等同志领导下，31日现在的说法是6月1日。

——编者注

上海80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中共并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的联合阵线。6月1日，上海伟大的三罢实现了——20余万工人总同盟罢工，五万余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甚至英租界的华捕也举行罢岗表示反抗。

这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已开来大批军舰，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一切呈现战争状态。帝国主义兽军遇见工人、学生装束的即打，群众死伤，日有所闻。上海大学（中共在当时培养干部的学校）被封闭，瞿秋白等同志被下令通缉。

6月7日，上海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了。加入这一组织的有：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未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表现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各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

6月11日，20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反帝情绪极其高昂，并提出了17条交涉条件，主要内容：（1）立即撤退在华各种武装，取消戒严令；（2）送回被捕学生，恢复被占、被封各校之现状；（3）惩凶，赔偿，道歉；（4）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5）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6）撤销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7）制止越界筑路；（8）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9）巡捕头应分配华人充任；（10）永远撤退驻华之英、日海陆军……这17条的提出，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外交的精神。

反动派破坏革命运动

在群众伟大的反帝浪潮下，帝国主义者感觉五卅时代已不是义和团时代了，群众的新型的革命运动，已不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可以简单地镇压下去了。于是他们转变策略，采取了更阴毒的办法：他们与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同谋，设法分裂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压迫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反帝运动，然后再来镇压工人阶级，各个击破。

于是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等利诱；一面则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威胁上海工商界，同时，又通过戴季陶、梁启超、胡适等“高等华人”提出“缩小范围”、“友谊协商”等口号。在这种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虞洽卿等遂乘机采取了可鄙的行动：修改“十七条”，决定6月26日起单独停止罢市，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奉系军阀则出面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下令逮捕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未被逮捕）、副委员长刘华（后被孙传芳逮捕英勇就义）。

到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纪念日），上海20万群众在纪念“九七”国耻游行中，又遭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屠杀。至此，上海群众运动乃暂时受到了挫折。

全国各地的反帝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激起了汹涌的反帝怒涛。北平5万余学生的示威游行及20余万群众所举行的国民大会，都与军警发生冲突。汉口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也横遭屠杀。此外青岛、天津、开封、杭州各地反帝运动几无不与军警冲突，演成流血的惨案。农民也参加了斗争（如广东、河南），全国群众都在愤怒中摩拳擦掌。

在各地反帝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的反帝运动。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罢工，并提出要求，计分两部分：（1）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2）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低房租、居住自由六项。英帝香港政府便立即戒严，并向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广州、香港的群众更加愤怒。6月23日，广州7万余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援助“上海惨案”的盛大游行示威，至沙面附近，英兵开枪扫射，英、法、葡炮舰开炮轰击，当场打死群众52人，伤170余人，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沙基惨案”。沙基大屠杀发生后，广州、香港的群众反帝情绪更加沸腾，广东政府宣布与英经济绝交，封锁海口。同时，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工人阶级著名领袖、中共优秀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罗登贤诸同志领导下，十余万人全部返省，使香港一时变为死港、臭港，摇撼了英帝在华南年代久远的统治基础。他们返省后，与广州工人通力合作，是为省港大罢工。

罢工工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工人纠察队（2000 余人），厉行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并积极组织各地工农群众，巩固了新成立了国民政府的广东根据地，使后来北伐出师无后顾之忧。

省港大罢工，在广东国民政府及广东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支持之下，坚持一年半之久，这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光荣的一页，在世界罢工史上也是罕有的。

五卅运动中，上海、汉口、特别是省港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一方面领导了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奠定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基础。

五卅后的国内形势——浙奉战争、三一八惨案、国民军退却五卅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矛盾又加剧起来，表现为浙奉战争的爆发。1925年10月，英、美帝国主义工具孙传芳（浙江督军）利用群众反奉的情绪，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向上海（奉系地盘）等地进击，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亦乘机再起，自称14省讨逆联军总司令，攻击直鲁两省的奉系军队，日帝的工具——奉系军阀很快地就在上海及津浦线上遭到失败。在奉系军阀溃退中，张作霖派张学良、郭松龄入关助战。但在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形下，一部分军阀受到影响倾向于革命，郭松龄便于10月1日经考证，倒戈时间应为11月23日。

——编者注在滦州倒戈，率军出关，势如破竹，占领锦州，进逼沈阳，日帝国主义乃亲自出马，以日军乔装奉军，直接进攻郭松龄，在日军与奉军夹攻下，郭松龄于12月失败被杀。

五卅运动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受了群众革命影响，也进一步地倾向革命。中共和李大钊同志在北方采取联合国民军，反对直、奉军阀的策略，在中共与群众的帮助下，国民军取得了京津、河北、内蒙、河南等地。虽然国民军还只是军阀中倾向于革命的军队，但在国民军统治的地区里，革命运动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平津、平绥线与张家口的工人运动，都在这时在中共领导下蓬勃开展，河南各县的农民运动亦大有发展。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势力扩大，北方群众运动发展，就又重新联合向革命进攻。1926年（民国十五年）3月，日舰两艘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13日，日帝向中国提出抗议。16日，以英、美为首的八国公使向我国提出严重通牒，因而引起北京人民的愤怒。3月18日，北京各界数千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至国务院时，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重伤200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同志是这次反日运动亲身领导者，他虽头部重伤，仍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

奉直军阀联合向国民军进攻的战争就于1926年3月开始，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后又退至内蒙、张家口及西北一带。从此，北方革命运动暂时处于消沉状态。

第二节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

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第一次东征与讨伐杨刘

孙中山北上及其死后，广东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当时军阀陈炯明盘踞惠州，得英帝国主义与段祺瑞军事援助，威胁广州。由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创建起来的两团黄埔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在以共产党人澎湃为首的东江农民的援助之下，取得了大胜利。

五卅后，1925年的6月初，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与刘震寰勾结，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该两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无恶不作）。由于中共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坚决主张，东征的黄埔学生军与粤军遂回师广州，讨伐杨、刘，交战一天半，6月12日，滇桂军全部瓦解，革命政府遂转危为安。

国民政府成立

平定杨、刘军阀后，7月1日，废大元帅府而成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讨伐杨、刘不坚决，本应由坚决的廖仲恺当主席，因胡派对廖不满，故素不做官的汪精卫当了主席，以作缓冲，那时还没有蒋介石的地位），并以黄埔军为骨干，将各军名目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巩固、更有力量的表现。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与东江革命的农民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与国民政府的伟大支柱。

第二次东征——平定陈炯明

10月间，国共合作的革命军队，又在省港革命的工人与东江革命的农民的协力支援下，举行了第二次东征。10月14日，东征军攻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11月将陈部完全击溃，收复东江，其他北江、南、中路反革命势力也全部肃清。到1925年12月底，广东除琼崖外，已完全为革命军所统一了。

在这几次战役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表现了英勇无敌的先锋作用，苏联顾问对于战略计划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次劳动大会与广东农运的发展

在五卅与省港罢工后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26年（民国十五年）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共500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124.1万余人。大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选苏兆征同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

在五卅运动后全国农运发展的基础上，广东农运在共产党员彭湃同志的领导下，也有飞快的发展并于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了广东全省第三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据当时的统计，有60万农民已经加入农民协会。

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反革命与革命的斗争

蒋介石的起家

蒋介石原是上海的一个小流氓，吃、喝、嫖、赌、吹“五德”俱全。辛亥革命时，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的头子陈其美（为陈立夫之叔，外号杨梅都督）门下。后又投靠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并在交易所里鬼混，充当经纪人。孙中山联苏后，他觉得投孙中山对他有利，就因陈其美的关系（陈是国民党）投靠了孙中山，并到苏联去短期考察。回国后，他高喊左倾的词句，使孙中山觉得他很革命，又因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孙中山与廖仲恺就叫他去当黄埔军校的校长。这个流氓窃取了这个重要的职位，就为一切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所特别重视。从此，他就以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资格，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装着革命的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来篡夺革命，以便最后出卖革命，建立帝国主义卵翼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王朝。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案发生（此案据翊勋同志著的《蒋党真相》中说，是蒋介石干的），当时，胡汉民因犯重大嫌疑而被迫出走，粤军许崇智部下被缴械（那是当时广东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就一跃成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他因当黄埔校长，学生军归他率领），乘机担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俨然成了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了。

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西山会议、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

胡汉民原是国民党右派领袖，胡被迫出走后，林森、邹鲁、谢持、居正、戴季陶、吴稚晖（敬恒）、傅汝霖等右派在北京西山开会，以“护党”名义，反共反革命，在上海另立“中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戴季陶并发表了几个小册子，如《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把孙文主义曲解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西山会议派的缪斌（北平失陷于日寇时，当伪新民会宣抚部长）、王柏龄、贺衷寒等人又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不是自己亲信和同系的、代表别派大资产阶级的右派人物，一方面采取某种疏远或打击的态度，以表示他“革命”；另一方面对“孙文主义学会”则又采取扶植、纵容、拉拢的态度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蒋介石深深知道，他所以能爬上国民党军事领袖的地位，主要是窃取了共产党人的努力的成绩，因为没有周恩来、恽代英、熊雄以至聂荣臻、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教育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就不能够培养出什么人才；其次是苏联的协助，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还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邓演达等的支持与帮助，否则也搞不成一个学校。为了增丰他的羽毛，蒋介石便积极在黄埔军校中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除了和那些在军阀队伍中找不到门路进身的军事流氓像何应钦之类互相勾结外，就通过这个反共的封建买办军事法西斯团体——“孙文主义学会”，来准备反革命的力量。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国民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中宣部工作

当国民党右派等各色反革命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向革命积极进攻时，国民党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1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0余人。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等是真正的左派，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苏、联共、拥护工农利益。汪精卫、宋子文、陈公博等是投机的假左派，蒋介石当时也是假左派）的革命势力的主持下，通过了革命的决议，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三大政策，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有的开除，有的警告）。选举中央执委36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同志等7人，候补执委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同志等7人。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不到任），吴玉章同志是大会的秘书长，林伯渠同志为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

原来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23—1924年）、兼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回湖南做农民运动，短时间内成立许多农民协会，为后来北伐进军顺利通过湖南打下了群众基础。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派兵来捕，毛泽东同志逃到广州。他在出席上述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候补中委。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5—1926年），主编当时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树立起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戴季陶等反动的、歪曲的“孙文主义”，成为革命党人及广大人民的喉舌。当时毛泽东同志又组织“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个与黄埔军校同样重要的培养大革命干部的学校，任该所所长，并亲自教课（1925—1927年）。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左派占了优势，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于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便搞了个大阴谋，想把左派的势力压下去。

中山舰事件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蒋介石看到广东统一后，北伐即将举行，如果不把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中赶出去，他就不能控制这个革命，不能把这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一定时机篡夺为拥帝、拥封建的反革命。

于是，这个“残忍阴谋”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3月18日（正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日子）至20日出现了。蒋介石就和他的一批军事法西斯羽翼——“孙文主义学会”人物共同策划了一个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格（时任海军局长）密谋，以电话传达一个命令给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叫中山舰开到黄埔，说有人阴谋暴动要他去镇压。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说他违令开来，意图不轨，把李之龙扣起来。

20日蒋介石即借口中山舰升火，说是“共产党阴谋暴动”，即调动武装，包围了广东革命局面伟大支柱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了东山苏联顾问住处，扣捕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这第一军的创建和战绩，原来是与共产党人的努力与流血不可分开的，在东征一度危急时，共产党员还救过蒋介石的一条性命。过河拆桥——这就是蒋介石的报答！）

中山舰事件是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对于中国革命的一次大谋叛。毛泽东同志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曾提出过对蒋介石反叛行为必须加以反击的意见，但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没有采纳这样的意见，他要和蒋介石讲“统一战线”，主张忍耐。他的右倾让步，助长了蒋介石进一步掠夺领导权的野心，接着便有“整理党务案”的出现。

“整理党务案”

自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进一步篡党、篡政。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枪杆压力下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二次全体会议时，蒋介石提出了在国民党中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的部长，大量起用西山会议派分子，尤其是他那一批浙江同乡，也即当时江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自吹自唱的结果，自任中常会“主席”，以张静江代理“中政会”主席，做他的傀儡，中央各部人员大加更换：以叶楚伧为秘书长、蒋介石自代谭平山为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代理）、顾孟余代毛泽东为宣传部长、邵元冲代甘乃光为青年部长，新设一军人部，管理军队中的特别党部及委派各级党代表，蒋介石自任部长，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其中，叶楚伧、邵元冲为西山会议派，连陈果夫、张静江等都是蒋的浙江同乡、江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蒋介石利用了中共个别领导人（如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妥协让步的弱点（片面强调“联合”，不敢斗争），也利用了国民党左派小资产阶级缺乏政治决心以抵抗蒋介石谋叛的弱点，就一手集中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权力（中常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开始尝试建立其个人独裁制度。

为了继续利用共产党与工农的力量，继续获得苏联的帮助，以便取得北伐的胜利，窃取北伐胜利的果实，“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戏法，吐出了不少“左”的词句，准备在新的一定场合杀共——这就是这个交易所经纪人、青帮流氓的步骤。

第三节 北伐战争

北伐出师与蒋介石窃取北伐军的总司令职权

广东统一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便走向以革命战争的形式来进行推翻全国的反动统治。斯大林同志在北伐时便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是坚决主张北伐的，苏联顾问又帮助中国主持北伐的战略计划。

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北伐进军前，蒋介石为了准备最后背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事业，便布置了一个军事独裁的规模，利用了他在中山舰事件以后所窃取的党权、政权，便特任他自己为北伐的总司令。并且，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军，都归他统辖；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机关，都直属于总司令部；凡是国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受总司令指挥，各省各军的首长，都归总司令任免。也即是：由总司令“统一军令政令”，总司令部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即总司令部。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的名义下，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

但是，革命的影响在各军之间，不仅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还在发展着。这种影响的程度，正决定了各军战斗力的强弱，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威名远扬的有战斗力的“铁军”，这个“铁军”称号的主要来源，便是在第四军里有一个独立团，它是战功最大最多的名将——著名共产党员叶挺同志率领下的。这个独立团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像林彪、粟裕、周士第诸同志），每一战役中牺牲缺额，均由中共负责补充。此外，像第二军、第六军，在广东时本来并不出名，但在后来北伐中所以都有战绩，就是因为在第二军中有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在第六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同志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转向革命的第八军，在后来北伐进行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也是这个原因。第一军在两次东征的时候，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员作主干的军队，就战无不胜，威名赫赫；自从中山舰事件，共产党员被蒋介石迫退之后，该军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他的党徒副军长王柏龄带领北上，就此一蹶不振，到处打败仗，而在南昌和孙传芳作战时更败得狼狈不堪。

北伐是国共合作进行的战争，这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战争。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6月初叶挺部独立团即被派为北伐先遣队首先从广东出发攻入湖南占领攸县，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军的前进阵地。7月，北伐军大批出发，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3000余人，又组织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湘粤之交，如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溽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不怕困苦，给北伐军以巨大帮助。）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五次对时局宣言，号召各阶级革命群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军一入湖南，不但毛泽东同志早已组织好的工人积极起来参战，而且毛泽东同志组织好的几十个农民协会也组织农民自卫军，积极参战。叶挺部首先在株萍铁路工人的配合下，攻占醴陵，歼敌2000余人。第七、八两军，也在和那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伟大湖南农民运动相结合下，很快破敌于永丰、衡山、湘乡等处，乘胜追击，遂于7月12日经考证，占领长沙应为7月11日。

——编者注占领长沙。旋由农民担任向导，绕道而至敌人之背，夹攻敌人，8月21日经考证，占领岳州应为8月22日。

——编者注占领岳州，赵恒惕等部狼狈北窜。

8月，叶挺部经无数次肉搏，占领吴佩孚夸为“固若金汤”的平江城，接着向湖北境内的天险阵地汀泗桥进攻。这里原有第四军六个团在攻打，连着冲锋12次，均为敌之机关枪打退。桥下积尸，不可胜计。直到接战的第三日，调叶挺部抄小道从右翼包围，猛烈攻击，敌人大惊失色，全线崩溃。

汀泗桥失守，吴佩孚亲守贺胜桥。叶挺部以神速的行军三天到达贺胜桥，突破敌人阵地进入纵深很远了，后面的第四军其他部队还没赶上来，独立团遂遭到四面敌人的射击，伤亡很重。在叶挺同志的英明指挥下，继续英勇进攻，有进无退，卒将吴佩孚指挥阵地占领，打垮了好几万敌人。

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激烈战役，吴佩孚的主力已被打败，因而完全开拓了北伐胜利的局面！

叶挺部独立团继续担任直捣武昌城下的先锋队。9月5日，第四军各部开始攻城，恶战不下，10月10日总攻武昌城，独立团终于在通湘门附近首先用云梯爬城，并占领了蛇山，武昌城遂最后被攻克。叶部入城，纪律严明，两湖人民给了独立团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共产党人领导的独立团的战斗力如此无比坚强，实在是打破了北伐以前中国军队史的纪录。

在江西方面，革命军第三、第六两军，于9月20日进占南昌，旋因孙传芳部的反攻又复退出。蒋介石的亲信嫡系精兵——第一军的教导师，这时由王柏龄（师长）、缪斌（党代表）率领，作为总预备队，到江西遇上了孙传芳的第四师，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与缪斌仅只身逃脱。这就是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后经各军不断的努力战斗，卒将孙传芳击溃与消灭。至11月4日革命军攻克九江，11月8日北伐军再入南昌。

福建方面，蒋家党何应钦部于10月初在永定上杭一带与敌接触。到11月底，利用当时孙传芳主力还在江西，加上军阀周荫人部内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等投降，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就直入福建，并在那里扩充自己派系的兵力。

在北方，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返国，在苏联顾问与中共党员（邓小平、萧明等）的帮助下，17日在五原宣誓（称为“五原誓师”）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誓师入陕，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年底，国民军奠定陕西全省。

在北伐中，工农参战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连篇累牍地登在当时广州《民国日报》上，如：“农民大举帮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农民因猛攻太甚，阵亡者不计其数”；“北乡、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数百人”……工人方面，粤汉路、萍株路、汉冶萍工人，都破坏交通，配合作战，汉阳兵工厂工人则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攻，北伐军攻入后，马上为北伐军造枪炮……

北伐的胜利，是无数工、农、革命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蒋介石则并无战功可言，但蒋介石却学唐朝张士贵把薛仁贵等的功劳写在自己功劳簿上的故事，把北伐的功劳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拿别人用鲜血换来的胜利，作为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地位的讨价还价的资本。

迁都之争与迁都武汉

全国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北伐无能，使得蒋介石原来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布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6年（民国十五年）9月间，在吴玉章等同志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广州开联席会议，议决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些都不合蒋介石的心意。11月间，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因利乘便，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接着就迁都地点的问题争论起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那时两湖和武汉的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伐的先锋队——叶挺的队伍在武汉担任卫戍工作，迁都武汉是对革命有利的。但是，这对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却不利。蒋介石争着要迁到南昌，以便受他的控制。结果，蒋介石争论失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1927年（民国十六年）1月1日正式迁都武汉。

那时，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加上在国民党担任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所以革命势力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占优势。

第四节 群众的革命高涨和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的历史的大背叛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政治南伐”和蒋介石的叛变准备

自从蒋介石进驻南昌之后，他便派了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1926年冬），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同时，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也举行“政治南伐”：黄郛、张群（这是亲日派并精通中国封建统治权术而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政客）和王正廷（这是和各国帝国主义都有相当姻缘的卖国外交老手）等类人，都兼负有江浙财阀的使命，相继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进行谋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是蒋介石曾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有恩于蒋）衔英美日等国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给蒋介石6000万元款子，以“反共减共为条件”。帝国主义者除了举行“政治南伐”，还施用屠杀威胁政策，1926年9月5日，英轮在四川万县撞沉木船被杨森扣留，英帝国主义即开巨炮轰击万县街市，死伤百姓、官兵五六千人，是为万县惨案。接着就是武汉九江的屠杀以及群众的伟大反抗斗争。

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武汉工人收回租界

武汉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和刘少奇同志指导之下，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不上两月，工会会员已扩大到30万人，工会组织也扩大到200多个。1927年（民国十六年）1月3日，武汉群众举行盛大的庆祝胜利大会，遭英帝国主义水兵屠杀，被刺刀杀死刺伤群众30余人。工人阶级遂举行英勇示威，驱逐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巡捕，占领英租界。当晚，武汉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之武装，租界由中国军队管理，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决议，收回英租界。

6日，九江英兵又枪杀工人，群众亦占领租界。武汉、九江英人不得不退入军舰，群众的伟大行动真使“帝国主义吓得缩进头”，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大成果。有一首歌描写当时大革命的情况道：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军的雄势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进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四万万同胞快得着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

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奴隶主、大资产阶级对这种情况是痛心疾首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更加积极进行分化国民党内部的工作。英帝国主义增兵上海，同时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开始大大奖励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并采取恐吓的笔调。蒋介石即派了戴季陶到日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也派人到中国进行大活动。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逐步合拍，而蒋介石因为已取得了帝国主义者的宠幸，就日益壮大谋叛的胆量。

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和英美炮轰南京

3月11日，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唆使他的走狗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党员）。16日，蒋介石的走狗段锡朋受蒋介石命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19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九江国民党市党部与总工会，工会多人受伤。反革命分子公然在南昌、九江的街上作反革命的喊叫。3月底，蒋介石的法西斯暴徒匪类，并在安庆、福建开始屠杀的恐怖。3月31日，蒋介石派到重庆的杨引之会同王陵基在重庆群众大会上实行大屠杀，这就是有名的三三一惨案。

3月24日，有共产党人（以林伯渠同志为主要代表）参加领导和参加作战的第六军与第二军（当时这两军是受武汉的命令），击溃了麕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南京，南京城内反动分子乘机抢劫。当日夜，英、美、日、法、意等国领事，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关江面各国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毁房屋财产甚多，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事后，英美等国领事反向中国提出抗议，到1928年蒋介石的外交部长黄郛，竟与各国成立协定，对各国政府代表及侨民表示歉意，并赔偿各国损失，且通缉林伯渠同志，颠倒是非，至于此极。而中国两千军民却被看作是猪狗一般地白白送死！读史者至此，当作何感想？）

蒋介石利用英美炮击南京事件发生的机会，插足到南京来。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上海方面，当时有中共领导下的工人三次起义的发生。

第一次起义：自北伐军克服武汉、进攻江西，与孙传芳军队正式开战后，上海的局势即呈动摇状态，群众反孙传芳拥护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上海资产者也奋发起一种“自治运动”。到1926年（民国十五年）的10月16日，孙传芳在江西军事失利，军阀内部分化，夏超（浙江省长）在浙江宣布独立。上海共产党领导机关遂决定举行起义。

但当时参加起义的武装工人队伍只有100多人，其他没有武装的工人队伍虽较多些，数量也不太大，主观力量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为了与国民党联合，却忘了自己的独立性，把起义的领导，交给了资产者的代表钮永建，以致没有统一的起义计划。到10月24日早晨5时起义发动时，夏超已在浙江被孙传芳击败，孙传芳已调兵到上海，结果仅仅只有少数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起义终于被孙传芳扑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被杀，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到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2月18日，一部分北伐军占领嘉兴。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北伐军的进展，遂准备举行上海第二次起义。

首先上海总工会于18日晚发出总同盟罢工命令。19日，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罢工的第三天（21日），统计在上海总工会号召下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6万人以上！罢工实现后，上海顿时变为革命空气弥漫的区域，工厂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

2月22日下午6时武装起义开始，罢工工人开始袭击军警，解除军警武装。同时，一部分海军同情起义，开始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有些地方发生工人与军警的巷战。

孙传芳用野蛮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起义工人与革命群众，甚至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饼”孙军听为“打败兵”也以刺刀乱刺。起义因准备不充分，北伐军又临时因“等待后援”，停止进攻上海，使起义不能收“里应外合”之效；党在反动军队中与中间阶层中工作也做得还不够，故而仍陷于失败。

二次起义失败后，孙传芳用最残酷的手段屠杀工人，用大刀砍杀工人领袖，并悬首电杆，暴尸道旁，以杀戮来威吓工人。

第三次起义：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虽然在以前两次起义中已受了残酷的压迫和白色恐怖的威胁，但仍然以极大的革命勇气、革命毅力，有系统地准备新的起义。党吸取了前两次起义的教训，在职工会中，在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党在事先组织了各阶级民众之代表会议，这是人民政权的先声，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党在铁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多工作，还在起义前10天，铁路工人已开始罢工。这使张宗昌运兵帮助孙传芳，发生很大的困难。党同样也花了很大力气去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了5000人，他们是上海无产阶级自己的武力。最后党又坚决地决定了这一天暴动中的指导权，应当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3月21日，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已到达离上海不过几十里路的龙华。该日正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命令。在上海总工会号召领导下，参加总罢工的工人竟达80万人之多，上海工人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罢工。

接着，在英勇的共产党员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的直接率领下，武装起义开始了，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并占领各个区域，向驻车站的直鲁联军进攻。经过两天（从21日午至22日下午6时）激烈的巷战，三次起义终于胜利了！直鲁联军的首领毕庶澄逃入租界。

当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在那里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这是两星期后开刀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派队前来帮助工人的起义。然而，当时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按兵不动的命令，不肯答应。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白崇禧还是不肯出兵。蒋介石的计划是先让上海工人和北洋军阀流血苦战，然后他就能踏在那因作战受伤、并且没有马上准备提防蒋介石反叛的上海工人的背上，坐享克复上海的果实，又便于进行流血的反革命。

22日下午6时，在上海工人夺取了整个上海数小时之后，准备屠杀起义工人的“英雄”白崇禧，带领着自己的军队，耀武扬威地开进上海来了！

上海工人与共产党员的三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不朽的一页。在上海、南京相继光复声中，各界腾欢，民气蓬勃。各地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行动以来，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的大英帝国甚至考虑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江南父老无不认为这一次中国可以翻身了。

四一二大血日

蒋介石从江西到浙江，从浙江到达上海后，觉得他已取得南京、上海，中国东南部地盘都成了他的，进行反革命的大叛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便一方面取得了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一切集中在上海的大地主的拥护与支持；另一方面，又和帝国主义作政治交易（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往来，经过虞洽卿、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往来，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等人和法帝国主义者往来）；再一方面，他又取得他的流氓的老上司和老朋友的支持——他的交易所老板虞洽卿之流给他出钱，他的青红帮老师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类给他出打手。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阶级、流氓与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刽子手布置好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大网之后，“残忍阴谋”便逐步实行了：

一面，他利用共产党人的诚实可欺，继续使用其“麻痹”的手腕——给上海总工会亲赠“共同奋斗”的匾额，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一面，又利用陈独秀机会主义对于反革命的一再让步，而步步进逼。第一步便下令禁止上海市民会议开会，要市民会议立刻解散。本来，上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选举组成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人民自己的政权。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是更深入发动群众，去加强这个政府，而是怕市民政府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便不能进行工作，忙着去拉拢资产阶级的代表去参加，而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因为当时上海的实际权力操在上海武装劳动者的手里，不愿意参加市民政府。所以，在机会主义者领导下，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成立了，还没有进行实际的工作，就被蒋介石破坏。第二步，便是4月12日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出演了！4月11日，蒋介石即下令调集上海驻军，准备大规模屠杀；同时，又拿5万元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红帮头子所组织的“中华共进会”，召集一批流氓排成队伍，穿蓝衣，袖缠“工”字符号，于晚12时后即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惨变即从此开始！当工人纠察队起而自卫抵抗时，蒋介石、白崇禧即借口“工人内讧”，利用革命方面没有防备，把原来与北洋军阀血战的工人纠察队缴械了！这时候，工人们对于这个昨天的同盟者还仍然是太老实了，没有想到“克己从人人不谅，一皱眉头起杀机”，全上海工人纷纷奔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杀密令，且事前早有布置，请愿群众正前进至宝山路时，大队军队即迎面开枪，后因群众愈集愈多，更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扫射！工人们的尸首一个一个地倒满街路上，堆积如山，适大雨如注，满街道竟成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言，事后尸首系用搬场汽车搬出葬埋，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

从蒋介石提起屠刀这一天开始，在上海、在一切蒋家党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继续不断地充满了公开与秘密的杀人的恐怖。上海变成了蒋介石喽啰的“虎狼成群”世界（“虎”指杨虎——即蒋介石在青红帮知交之一，“群”指陈群——即亲日大汉奸；这两人当时与刽子手白崇禧共同掌握上海军政大权，以杀人多少向蒋介石请赏，人们叫做“虎狼成群”）；东南各省到处流着革命人民的血，广东则有“四一五”的惨杀。无数民族的精华，就在这样残酷的恐怖下牺牲了。革命英雄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罗亦农、萧楚女、熊雄就在此时先后牺牲了。

第五节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毛泽东与陈独秀两条路线的斗争共产党的五次代表大会

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党的策略的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自从1926年5月15日“整理党务案”后，毛泽东同志和无数有大功于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一样，也被“整”走了。他到了上海，任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

北伐战争起后，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特别发展。共产党中央派毛泽东同志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从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计33天，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了一篇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与《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因当时中共宣传部长、机会主义者彭述之不许继续登完）。后由瞿秋白同志在武汉将全部报告印成一书，并为作序发表。

这个报告是中国大革命时代异常重要、异常光辉的文献，是毛泽东同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辉煌的著作。它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陈独秀孟什维克在思想上之公开的分裂。毛泽东同志首先对农民革命给以满腔热情的歌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

毛泽东同志一面反对了、揭破了地主阶级反革命污蔑农民革命为“糟得很”的叫嚣，一方面也反对了陈独秀孟什维克主义限制农民斗争，否认农民斗争功绩的谰言。陈独秀限制农民斗争说：“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大革命以前土劣所操纵的合法机关）居调停地位。”说当时农民运动“行动过左”（见他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分别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其次，对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陈独秀拿反“帝国主义”作为反对农村革命的借口，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因为他们害怕农民革命。结果却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帝国主义获得“胜利”。历史证明，依照毛泽东路线，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而依照陈独秀路线则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路线。

再次，对于革命民众的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是热烈拥护这样的专政，他叙述道：“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同志完全赞美民众的这一切自我创造，因为这是中国民众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而陈独秀却反对农民干涉行政，反对农民进攻的自卫，反对因权力关系与各方面——与豪绅权力——的冲突，就是等于保护不合理的地主旧权力，反对创造合理的农民新权力。陈独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胆小如鼠啊。

列宁说：“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首先自己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整个报告，都充满了这种精神。陈独秀机会主义拒绝毛泽东农民革命与武装人民的坚决政策，就在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

总之，毛泽东同志这篇总结了湖南农民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献，同时也是革命时代全国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献。它是大革命时代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战略与策略的概括，奠定了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四一二惨变后的紧急关头面前，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4日

经考证，五大召开的时间应为4月27日至5月9日。

——编者注

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百人左右，代表党员57967人，开会时间继续了半月之久。大会的任务是在于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与确定共产党在最近时期内的任务。大会对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予以批评，驳斥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理论。大会关于中共中央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大部分是正确的。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会完全和一致接受了这一提纲。大会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但在陈独秀把持下，会上竟不加以讨论，据毛泽东同志自述，当时陈独秀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毛泽东自传》），使大会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未给以明确的彻底的解决。后来不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更加彻底地走上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立场。

在1927年的上半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已发展为投降主义。但他是中共发起人之一，而且在这次大会上又表示赞成大会关于斥责他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于是大会又继续选举他担任最负责的工作。五次大会前及在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虽曾在理论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斗争，但一般地说，这种斗争未能充分地进行，五次大会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几次，又因病缺席了。在后来事变发展过程中，由陈独秀独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不但没有在实际上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还把机会主义发挥到投降主义的登峰造极。共产党内正确的批评和正确的同志被抑制，在五次大会上陈独秀、彭述之等提名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中，甚至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湖南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力争，才勉强把他放在候补委员里面。陈独秀这种投降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统治，使中国大革命遭到极为痛心的挫败。

但是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还并不是按照陈独秀的孟什维克纲领办事，而仍是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办事。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运后，于1927年的春天，到了武汉，当选为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此说法有误，应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织部长。

——编者注

……并继续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他为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和由苏兆征、刘少奇同志指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着。

为着巩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资本家的怠工，而且为着镇压反革命活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工人已部分地武装起来，工会的组织更加扩大，把手工业以至大工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而总工会则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无上的威信。

农民斗争也更大大地发展起来了，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特别在以毛泽东为旗帜的湖南农民，有的地方已经没收了豪绅地主的土地，农民自己动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则“插标”预备分配土地。不仅如此，而且农民组织了自卫军，有的地方拘捕土豪劣绅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农民协会发展得很迅速，只在湖北一个省份，1927年3月农民协会会员为80万人，而到5月15日已增加到200万人。湖南有组织的农民有数百万。差不多到处都有农民协会，而农民协会在许多地方成为乡村的实际政权。正如共产国际在当时所指出：“农民革命……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

只可惜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统治，最后工人纠察队被“自动”解散，农军攻打长沙的行动被阻止，工农运动被一再抑制，最后终于遭受反革命的血洗。

第六节 从宁汉对立到蒋汪合流

宁汉对立

还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前，以武汉为中心的国共合作的革命势力，就曾不断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1927年2月9日，在中共与吴玉章等同志推动下，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

3月7日经考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应于3月10日召开。

——编者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会，决议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权集中于国民党，提高国民党内民主，废去主席制以防止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改设秘书三人，由吴玉章、陈公博、谭平山担任，免蒋介石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与组织部长职。决定国民政府各部部长，以谭平山任农民部长，苏兆征任工人部长。

四一二政变后，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发表了斥责四一二大屠杀、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的命令，通电讨蒋。接着于4月25日武汉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群众30余万人，反对四一二的“清党”叛变。

在那时发生两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蒋介石为了扩张他反革命的地盘而与北洋军阀争夺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汉政府的革命的北伐。

5月上旬，蒋介石的军队渡江北上，进占清江浦、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汉政府的军队由唐生智率领亦于同一时候向河南进攻，配合国民军击溃奉系，占领郑州、开封等地。著名共产党军人蒋先云即于河南战役中殉难。

夏斗寅叛变与“马日事变”

四一二后宁汉对立中，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即实行封锁武汉，调皖北各军威胁武汉，并勾结武汉内部的反动分子向革命进攻。有的资本家故意关厂怠工，有的奸商罢业，停止贸易，造成许多工人失业、工人生活艰难困苦、纸票跌价、日常需用品渐形减少的现象。一些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假革命假左派像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便动摇起来，开始高唱工农运动“过火”，成为准备变节的借口。群众运动中某些“左”倾幼稚病是存在的，但是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却故意夸大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和举动，如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等，来里外呼应地破坏革命。

在这种情形下，首先是夏斗寅的叛变。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师长）部本是当时武汉政府用以防止四川军阀部队侵入武汉的部队。但至1927年5月17日却乘武汉革命军入豫之际，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变武汉政府，联合十五军刘佐龙部与四川军杨森（二十军）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经过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调叶挺部英勇迎击，至6月下旬终将夏斗寅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

继夏斗寅叛变而来的，便是“马日事变”（5月21日）。事变前一日，一部分反革命部队已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占据，解除农民自卫军与工人纠察队的武装。21日，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工农群众在百人以上，所用的手段极其野蛮与残酷。

接着5月29日唐生智发表艳电，谓“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操纵……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际”。无疑的，这只是一种反对革命的借口。

“马日事变”后，湖南共产党员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于是，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城，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共产党湖南省委和陈独秀怕“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而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因寡不敌众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

陈独秀在这种反革命与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一再表现软弱无能的退让，为了“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陈独秀语），陈独秀又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自动地解除武装，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解除下来，造成革命史上极可耻的一页。

由于“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的反对革命，本来已促进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假革命分子更想公开走向反革命，而陈独秀手忙脚乱，可耻地制止对于反革命的抵抗，容忍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蛮杀戮，更帮助了投革命之机的假革命分子大胆地走向公开反叛。

从郑州会议到徐州会议

武汉上层分子走向公开叛变的明显表现，便是所谓发现第三国际“破坏”国民党之决议案（说由罗易交与汪精卫看过）。所谓“阴谋”就是：第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从上而下来没收与分配土地；第二，消灭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的5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第三，改造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的组织。如果当时第三国际真有这样的主张，也不过是完全为着革命的利益，为着革命的需要，为着国民党的巩固与发展，这是堂堂正正的希望与主张，并非所谓“阴谋”。可是已经决心叛变革命的汪精卫等人却以此为口实，来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图，于是，6月5日武汉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武汉政府走向反革命道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在北方，为反革命所动摇的西北军领袖，自负着宁汉的“调解”。6月10日，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之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谭延闿等均到会。会议结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归武汉，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第二，河南的军事完全由西北军担任。可是当时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对于这个反动会议尚在梦中，还举行过盛大的欢迎会去欢迎反革命的阴谋者。

郑州会议后，6月19日，南京蒋介石与冯玉祥又举行徐州会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党领袖，推动他们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国共分家与蒋汪合流

6月29日，何键（三十五军军长）发出反共训令，明令部队与共产党分离，拘捕与惨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政府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而中国共产党亦发出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并痛斥反革命之罪恶。7月15日分共会议后，武汉上层分子公开封闭工农组织，压迫群众运动，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大规模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汪精卫、唐生智等甚至提出口号“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当时的惨杀，并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惨杀。革命的武汉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不久宁汉合作，蒋汪形成反革命的合流。

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国革命受到部分的失败，武汉大屠杀后，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的失败。不但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假革命分子公开叛变了，就是曾经参加民族革命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投到和革命相反的方面去了。剩下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革命力量，继续为完成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第七节 大革命的历史总结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特别是在1924至1927年，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与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大革命中，和无数革命青年在一起，担负了最埋头苦干的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他们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推动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与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与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些奇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永垂不朽！

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出于当时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共与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第一，是在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过程中，只讲联合，不讲适当的斗争，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私利。第二，在政权问题上，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拒绝毛泽东的根本打碎过去反革命阶级的全部统治机器、而代之以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专政的无产阶级方针，而使即便在革命力量到达的地方，旧的官僚的军阀的制度也没有被彻底破坏，这是大革命各种弱点中所集中表现出来的根本弱点。第三，在武装问题上，这是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中的根本问题，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陈独秀在北伐前既放任蒋介石在第一军中逐出共产党，在北伐中又更迁就了蒋介石，他只想保留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官成分则保留旧军官或交给蒋介石指派的人去做军官，而不是经过群众的革命的考验由下而上地选拔出来，他不愿许多共产党员去担任军官职位；另一方面，陈独秀害怕以人民志愿兵制度去根本改造旧军阀军队的雇佣制度，特别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拒绝大刀阔斧地组织人民的武力，这样，就使得蒋介石党徒得以在一定时候经过上层的反动军官和利用雇佣制度，屠杀与驱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员，把革命军队变为反革命军队，用以绞杀人民的革命。

第四，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思想上巩固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他们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共产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敌人与同盟者都在暗害共产党，但是没有警觉性；共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共产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没有能完全掌握住。

最后，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的土地问题，陈独秀主义不但没有批准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限制了农民的斗争。大革命初期与中期，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中，陈独秀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陈独秀投降主义在共产党内的统治，是由于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还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而使装着无产阶级面孔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篡据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思想实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历史并没有来得及使毛泽东同志这种自觉的中国布尔什么维克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有组织的集中领导，便进入了十年土地革命国内战争的新时期。

附1：预习复习漫谈问题

a。有人说：“共产党是‘舶来品’，在思想基础上物质基础上，都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根据”。你过去与现在怎样认识这个问题？

b。你知道中国在大革命时代有什么大的工人运动工人斗争吗？

c。有人说，“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共产党却在国民党中‘跨党’‘篡党’，想阴谋倒国民党”，你过去与现在怎样认识？究竟是共产党帮助了国民党，而国民党背信弃义屠杀同盟者呢？还是国民党容纳帮助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却想阴谋倒国民党，国民党方不得不实行“清党”呢？你有什么事实根据？

d。北伐统一中国主要是谁的功劳？是“蒋总司令”们的功劳，还是共产党人、工农人民的功劳？你有什么事实根据？过去与现在你怎样认识？

e。陈独秀在大革命时代干了什么？起了些什么作用？

f。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干了什么？起了些什么作用？

附2：讨论问题

a。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各次大会中、各个紧要关头中，毛泽东同志起了些什么作用？现在来看他的思想与行动对不对？对在什么地方？对当时中国革命起了何种影响？

b。《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什么说是代表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c。试把毛泽东与陈独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对比起来研究，你看其中区别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