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西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别把父母不当父母》。这本书主题很鲜明，就是“为天下父母申辩”。这是一本案例集，编者请许多人回忆自己从父母那里受到的关心和教育。然而读过这本书我发现，绝大部分作者都是在文革，甚至更早年代度过童年时光的人。他们面对的家庭教育，他们面对的那代家长，和今天的家长已经有了很大区别。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这一代（甚至可能是后面一两代）家长，他们的处境和教育方法，已经和他们的祖辈有了天壤之别。
区别之一，他们比祖辈用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
在我咨询的案例中，有的家长在国外打工，常年不在家。有的家庭甚至“三地分居”：父亲、母亲在两个地方工作，孩子在姥姥家生活。这些家长无一例外的特点就是“忙”！
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让全世界惊羡。然而有识之士也指出，这当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我们有便宜的劳动力。那么，“便宜的劳动力”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现在的财富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大家“忙”、“操劳”才获得的。不光整个国家这样，具体到一家一户，如果希望获得可观的收入，就不得不拼出百分之一百几十的力量和时间。在如今的白领阶层中，流行着一句话：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这是许多现代企业里的现实。
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产业剧烈调整，一个行当几年后可能就消失了。想想吧，今天我们还有人买VCD或者BP机吗？产业调整的结果，是许多成年人不得不经常改变自己熟悉的工作。过去一个人可以把某个行业做一辈子，现在一生中不改行的人已经不多见了。而每种行业都意味着一种相应的生活方式，改行比更换单位而言，对一个人更是从“核心建构”上就进行的深度变化。
在这样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许多家长确实没有能力腾出更多时间用于教育孩子。有一个学生回忆说，他有几年都没怎么见过妈妈。并不是妈妈和他不住在一起，而是妈妈每天十一点钟回家，那时候他已经睡了，而他醒来时妈妈又已经走了。家里雇的小阿姨反而是他接触最多的人。他和妈妈为了应酬，在外面一起吃饭的次数，竟然比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次数多。
下面这个统计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研究表明：70%以上的青年人（20~40岁）愿意每天工作15个小时，唯一的条件就是增加奖金。（《家庭医学》2006.2.43页。）虽然“愿意加班”和“真正加班”是两回事，但这个调查也意味着，20~40岁的人中有70%的人愿意为了工作放弃家庭生活！既然每天想干十五个小时的活，还要吃饭、休息、应酬，那么预计中留给孩子的时间可能就等于零了。
城市家庭里是如此，农村地区恐怕要添个“更”字。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由于父母出外打工而造成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已经达到2290万人。有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在当地全部儿童中所占比例高达20%左右。现在离2000年又过了几年，这两项统计数字估计只会提高，不会下降。这些父母最多只能工余时间写几封信关照一下孩子，或者在春节时和孩子见个面。有的家长怕春节回家多花钱，干脆成年累月在城市里工作，孩子成了父母俱在的孤儿。
很多关心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都呼吁家长在忙碌之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但如果考虑到社会剧烈变化带来的职场危机，许多家长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孩子往往是他事业发展的牺牲品。
区别之二，转型时期的家长有着自己在心理上的典型问题。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在社会上面对着父辈所没有的强烈竞争，缺乏安全感，过分追求成功，追求出人头地。在亲子交往中，他们把这种愿望也传染给孩子。相反，他们的父辈生活在农业社会与计划体制下，往往只希望孩子有个稳定的职业，一生平安无事。
转型时期的忙碌，社会地位的剧烈变化，也使得家庭往往只维持在表面上。大部分夫妻维系着邦联式的婚姻，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玩命地忙碌着，只有在宴会或节庆回家时才享用夫妻这个名字。（《青年心理》2006.1.55页。）这种冷淡的家庭环境，更是不利于孩子成长。
区别之三，物质富裕的同时，削弱着亲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今天的家庭仍然有因病致贫，或者其他原因致贫的，但绝大部分家庭已经脱离了物质匮乏。从“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剥夺”，即虽然生活可能不如别人好，但不会吃不上饭，或者一件衣服几个孩子轮流穿。过去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今天，许多城市中下阶层的孩子恰恰不能吃苦。因为他们的家庭虽然没有别墅、汽车，但衣食并不愁。
和大家预期的不同，家庭生活的富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亲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句诗极好地概括了亲子之间感情的纽带——正是贫困把一家人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一个个困难。然而在现代社会里，除了极其贫困的家庭里，有几个孩子穿母亲手缝的衣服呢？
在传统社会里，亲子之间不仅有财物供养的关系，家务劳动的强度也是今天不能比的。甚至我们只能通过文字资料想像一下当年家务劳动的强度。比如，游子的“身上衣”不仅是母亲缝制的，布料本身都要由母亲来纺织。
又比如，一家人吃的粮食不仅要自己种，而且要自己加工。有个统计资料说，中世纪一位法国主妇准备一家人一天食用的面粉，就要用手推磨忙两小时！而在没有高压锅、微波炉的时代里，当主妇也就意味着一天几小时在灶前忙碌。
在家务劳动方面，父亲的劳动量有时也并不次于母亲。比如，那时候没有“开发商”，自家房屋都要由自己动手修建，日久年深以后翻盖、维修也是自己动手。这个时候，父亲就是一个建筑师，外加一个泥瓦工，一个物业管理员。
想像一下，孩子们终日看到父母以这样的强度在操劳，亲眼看到父母操劳的结果怎么具体地、直接地一步步变成盘中餐、身上衣、床上被，他们和父母的感情怎么能不深厚？
《别把父母不当父母》中，有个作者写到，他母亲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件事，是在某一年中秋节。当时，少不更事的他吵着要吃月饼。家里没钱买，母亲便摸黑到地里刨山芋，想给他做山芋饼代替月饼。结果刨伤了自己的脚，一家人节也没过好。在今天，当一个孩子从母亲手里接过一张钞票时，他不大可能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种牢不可破的感情关系，毕竟建立在低下的劳动效率上。社会化大生产，广泛的社会分工，使得我们今天只要付出钱，便可以轻松地解决家务问题。作为一个副产品，父母家务劳动时间飞快地下降。不少城市家庭更是请了保姆、钟点工。父母回家以后和孩子一样悠闲，只不过孩子有可能在打电脑，父母在看电视。
即使家长自己还在做家务的家庭，家务劳动的强度也远非二十年前上一代父母可比。今天，一个城市居民不用生炉火，不用排长队购买那一点点食品和日用品，冬天不用整车往家运大白菜。过去，城市家庭的孩子也是从小就知道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原因很简单，如果孩子不帮把手，大人到了上班时间，孩子到了上学时间就可能吃不上饭！
现代社会这种便利是必需的。只有把人从繁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才有更多的时间获得个性成长。但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令许多孩子不再对父母的辛苦有直观感受。是的，今天的家长们为了赚钱，在单位里很忙，承受很大压力，但孩子们怎么能看到呢？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具体而又抽象的东西——钱。父母口袋里总会掏出钱来，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看不到父母流汗流泪的情形。父母给自己的东西也不再出自他们的一针一线，都是买来的。
可以说，社会化大生产切断了家庭之间通过共同家务劳动获得感情交流的纽带。有很多家长都这样说：我是想让孩子分担一些家务，可现在又有什么家务呢？
区别之四，如今这代家长的文化素质比上一代有了很大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出父母一大块。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遇到了电视普及时代，更使他们在资讯方面超过了父母。因此，这代家长的眼界开阔得多，也民主得多。
比如，在至关重要的性教育方面，这代家长整体上开通得多。虽然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普遍给孩子进行过性教育，但遇到孩子身上发生的性问题，已经不像前代家长做法那么单一，态度那么生硬。
区别之五，社会处在转型期，意味着社会道德的多元化，舆论环境逐渐开放，导致社会的“失范”。
许多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前只有一个答案，现在有许多答案并存着。要勤俭还是要消费？要助人为乐还是战胜别人？要个人表现还是集体主义？在性道德方面要保守还是要开放？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家长自己都没法确定（教师也一样），怎么能够希望他们明确地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做？
现在人们都指责，学校只顾考试，家长只顾分数。然而，不顾这个又顾什么呢？教师和家长并不大清楚，他们能够明确肯定孩子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往往只有学习和考试而已。
当然，这种多元化进程对于家庭教育也有正面的作用。这代家长从小时候就承受了比较传统的、严格的、一元化的家庭教育。有许多人对此形成强烈反感，不希望自己做家长以后再延续这种教育方式。他们比较乐于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
比如，这一代家长的家长都不注重孩子的隐私权。所以，这代家长有了孩子以后，对此有着特别的关注。相当一部分家长到了孩子上中学以后就不再翻孩子的东西。如果孩子有信要由自己来转收，也会原封不动交给孩子。
当然，我们仍然会从报纸杂志上看到那些因为父母私拆信件而闹情绪的孩子。但这不过是一种规律在起作用：我们不会关注那些不出问题的人和事。有一份统计称，现在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家长翻孩子的私人物品。这个统计数字和你的预期相比，这是多呢，还是少呢？我认为这是进步的表现，意味着已经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家长不再翻孩子的私人物品！可惜人们看到的，只是那半空的杯子。
综上所述，舆论中所有那些指责家长的言论，多少都有点“完美主义倾向”。这些舆论希望孩子生活在一个绝对完美的家庭里，父母都是心理教育大师，家庭关系很和谐，经济来源很稳定。但这怎么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