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晚上，总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朱代杰接到总司令部秘书蒋先云的一封信。信中就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政治部的人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谈到邓演达向他诉苦，说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又说这几个四川人有抱团的迹象，不应该在部中形成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云云。
郭沫若一听如遭霹雳。一则郭聘伯是工友们逮捕的一个著名工贼，郭沫若曾极力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二则他周围的几个助手的确都是四川人，想想自己拼命工作，却落得一个感情家的评语，心中着实不快。“君子可杀不可辱”，郭沫若的倔劲上来了，当晚便写了一封辞职信，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过江去。
邓演达当天过江来，派人把郭沫若请到他留宿的旅馆里。
郭沫若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在一张方桌旁边坐下。邓演达含着愁容和怒气在问：“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者都是，”郭沫若索性不客气地回答，“气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时，人们对邓演达都是很客气的，把他的话当作绝对命令。这一次他看见郭沫若态度反常，就好像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好一会儿没说话。
“在现在革命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到什么地方？”
“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治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了。”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这样的半死不活，羊头狗肉地革命，真是吃不消。”
邓演达又沉默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是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大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郭沫若抽象地说了一遍，又举出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逮捕郭聘伯这件事情来，说道：“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不懂。”
邓演达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楚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这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邓演达诚恳地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郭沫若被他的诚恳打动了。
邓演达最后又重重地说了一句：“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郭沫若气顺了，答应不走。
那一整天，邓演达都留在汉口，郭沫若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邓演达才过江去。
夜间，郭沫若在主任办公桌上找出一张写了几行字的信笺，一看心里很不是滋味。信是邓演达写给广东的留守主任孙炳文的。信里有这样的话：“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
北伐进展顺利，但内部与外部重重压力包围着他，使邓演达的心情极不愉快。总政治部在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楼内设立办事处不到三天，邓演达就独自一人端坐在一辆小汽车内，汽车两旁的踏板上，一边站着两个士兵，荷枪实弹，威武无比地随着汽车，护卫着邓演达，闯入江汉英租界，经过法租界、日租界，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回到总政治部。当时汉口租界同其他地区租界一样，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武装人员进入的。邓演达这一闪电般的行动，让帝国主义分子大吃一惊，于是谣言接踵而来。一次，邓演达到南昌总司令部访问蒋介石，有人就说：“蒋总司令身上还穿着由广东出发时所穿的一件衬衫，而邓演达已经穿上外套。蒋介石斥责他，并且把他监禁起来了。”邓演达从南昌回到武昌时，便举行记者招待会，戳穿谣言。他因为劳累过度，而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学过医的郭沫若也发现邓演达心脏不好，再热的天，手时常凉冰冰的。
这时，夫人郑立真也从惠阳来到武汉，与邓演达同住。
他们坐着，没有多少话。时间飞驰，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快到10点钟了，郑立真想打呵欠，但又压住了。她看见他在看表。她心里有话，不敢大声对邓演达说，小声说也不敢。她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道：“择生，咱们出去走走吧？”
“干什么？”
郑立真又写了一句：“有事和你商量。”
静。邓演达爽朗坦率地一笑，毅然写下：“可以。”
郑立真心情喜悦，一齐走到门外。她走得很慢，想让这种温存长久一些。邓演达保持挺直的身姿，直望前方。
她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说道：“我想参加工作。”
邓演达凝视着这清新的夜色，眼神宁静，十分泰然，说道：“可以。你就到总政治部来参加妇女运动吧。”
“演达！”
郑立真又惊又喜，心中泛起热情，深深吸一口气，颤颤抖抖：“我大概配不上你，人家会笑话吧？”
“这有什么关系。”邓演达一片诚意地说，“许多妇女和你一样，文化不高，但做事麻利，抬担架，救护，比男子还强。”
他们回到屋里。郑立真忙碌了一阵，来睡觉时，见邓演达脸上盖着一块白毛巾，已沉沉地睡着了……
北伐军进抵武汉的消息传到广州，广州全城轰动，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10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10月8日招收第六期入伍生事毕。10月16日，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0月20日，军校招考学生军，收容投考落第青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发出第22号通告：
急！各级同学们：
黄埔军校现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除湖南、四川两地一因已去千人不必再派、一因路道太远派送不及外，其余各地均应鼓动K。M。T。（即国民党）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右派分子所拿去，造出一般反动的军事人材。
此次所召因系入伍生，故条件极松，只须中学生程度均可取入，惟到粤路费须自备，并须取得省党部介绍信。其有无党派之革命青年愿往者均可临时会之加入K。M。T。前去（无省党部的地方，能有民校要人的介绍信亦可取入）。
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惟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望各地于接到此通告后迅速进行为要。
中央秘书处通讯第九号（第二项）所定派送黄埔生条件可以取消。
李承先（即中共中央代号）
十月三日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重镇，恽代英便预见：“这一回我们的革命党人将要又来拥戴谁做建设的领袖呢？又要将武昌城付给谁呢？”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10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恽代英和宋庆龄、吴玉章、毛泽东、邓颖超等出席了会议。蒋介石给联席会发去电报致词，说他远在前方，不能出席大会“躬领教诲”，并说“中正出师三月，北伐无功，对党对国，罪累弥深。此后惟有服从党令，向前奋斗，鞠躬尽瘁”。蒋介石正话反说，做出谦顺、团结他人的姿态，亦是要提醒代表们不要在他浴血奋战时忘记他，做出对他不利的决定。因为他已听到有人提议迎接汪精卫复职和修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法，以防止总司令权力过大、军事独裁的消息。
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中央军校政治课迁到武昌。11月1日在武昌成立了中央军校政治课招考委员会，为中央军校政治课筹备最高机关，邓演达为该会主席。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恽代英也奉命到中央军校政治课担任领导工作。12月中旬，他将工作交给留守的孙炳文，便告别了黄埔军校，踏上了去武汉的路途。
此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已开始激化。矛盾首先在“迁都”问题上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