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国，向刚从汉口返回上海的陈独秀汇报国际七次全会的情况。谭平山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递给陈独秀。陈是学究型的革命者，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常常见文忘人，他一头扎进文件里，便旁若无人了。直到读完，才抬脸看着谭平山，点起香烟。
谭平山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陈独秀苦着脸：“难啊，走出研究室难哪。国际的意图像天上的云彩，说变就变。”陈独秀觉得自己已经跟着国际的指示不知变了几次了。
秋季的时候，他曾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给各级党部的信，喊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信发出后，果然得到不小的呼应。尤其是新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马上和阮啸仙、彭湃等人办起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可是很快共产国际来了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于是，他赶紧坐船去汉口，找张国焘等人和国际的代表商量，要把土地问题放在下一步。他在他长篇政治报告中，发挥“国际”的思想，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一转变使得许多到会的人大为不满，瞿秋白嘀咕：会议本来是反右的，怎么一下变成纠左了？毛泽东发动农民的观点被大会否决了，并视为激进；而土地问题被会议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即只供研究，不采取行动。
可是现在又要倒过来了！
斯大林自行取消了先前的决定，不动声色；这可苦了陈独秀。他是完全根据国际那份电报，又挑选了字眼，摆足理由才说服那些不服的委员们。现在又要通过自己的口，将说过的“吃”进去，被否定过的再“吐”出来。对于这个过了年就是49岁的“老头子”来说，不但脸面上不好看，心里也不舒服啊。49岁，如今不过是中壮之年，而当时中共中央里聚集了一班“共青团”：瞿秋白27岁；张国焘29岁；毛泽东33岁；彭述之30岁……在人们的印象中，长衫、胡子、眼镜组成的李大钊颇具长者之风，其实第二年牺牲时不过38岁。唯一一个背后不喊陈独秀“老头子”的是谭平山，因为他也40岁了。
陈独秀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共产国际的决议案里。这个上万字的长篇文件分9款23条，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和与其他党派、阶层的关系都谈到了，既有高屋建瓴之势，又不免有武断之嫌。陈独秀拿起来重读了一遍，希望能从中找出一些与自己思想合拍的东西，以便下次开会顺势拐过弯来。他真的读出了与自己思想合拍的东西，即“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而鲍罗廷前一段可是一再宣称要与国民党蒋介石决裂的，不知鲍大人的观点是否也有了改变？反正“决议”将此观点做了狠狠的发挥：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为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往前发展起见，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六部长中五个是右派）。虽然事实上广东政府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拥护不能存在，而工农运动，即使在广东省，亦尚须战胜种种阻碍。最近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候更成为必要。
斯大林他们是在依照攻打冬宫前的经验，耳提面命式地给中国革命开药方：“共产党必须照以下几点行动：甲、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企图。乙、形成左派，而与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丙、彻底的批评在左派右派间之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之间摇动的中派。”
遥控的“国际”似乎注意到了满腹经纶的戴季陶的“思想”，而忽略了一身戌装的蒋介石的“行动”。
陈独秀喝下“国际”的药方，似乎有几味药的药性相克，内火攻心，他愈感不适———不啻是“头脑”，确确实实也伤了身体，他病倒住院了。
当时中央局只有五个人：蔡和森正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到广东去参加联席会议后没有回到上海，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彭述之主管宣传方面的事。组织部主任由陈独秀兼任，现在他病倒了，无法过问组织工作。于是他想起7月中旬来上海开扩大的中央执委会的那个广东区委的年轻人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