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上层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经历了暂短的下野，又重掌权位，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手中无兵，也就没有实权，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蒋家独裁。一些为民主抗日奔走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汪的南京政府失去信心，决定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蔡元培毅然同蒋介石分手，到上海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给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冯玉祥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进行着浴血奋战。李济深北上力劝张学良发兵打回东北老家，未果，李济深返回南方，另谋反蒋途径……
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6月7日上午9时，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6月1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清剿”会议。
“从前面三次围剿的失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蒋介石站在讲台上，一手叉腰，一手使劲地挥动着，“那么靠什么呢？要靠争取民心！怎样争取民心？最重要最具体的措施莫过于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曾使用过的一种统治工具，据蒋介石考证，在北宋就施行过。
蒋介石又讲起黄埔时期那段荣耀的历史：“北伐东征的胜利靠什么？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现在共产党里的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人都是把我们黄埔的这一法宝偷去了，又掉过头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的失败不是他们的真正强大，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最大的失策就是丢掉了七分政治。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外，七分政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地方武装，要把民团一律改成保安队，由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训练！”
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出发后，蒋介石常住在庐山，庐山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实际所在地。这让手中无实权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空守石头城。
蒋介石这次围攻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九个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蒋介石以主力向鄂豫皖、洪湖、湘鄂西三个地区进攻，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在七里坪给蒋军以重创，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也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胜利后盲目轻敌，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在敌军重新集结大举进攻之下又惊慌失措，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向西北转移；洪湖的红三军也被迫向湘鄂川黔转移。
1933年1月24日，蒋介石派邓士萍在南昌设立行营，随后蒋介石也抵达南昌。南昌城里教堂的大钟刚刚敲过五下，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预示着白昼瞬间就要逝去。那天下午云雾沉沉，空气十分潮湿。这种情况在江西的冬季是司空见惯的。蒋介石在召开军事会议之前，特为召见了从鄂豫皖回来的曾扩情。他曾利用黄埔一期同学关系，给在红四方面军的许继慎师长写了一封“假信”，让正在大抓“AB团”的张国焘信以为真，将许无端处死了。蒋大为赞赏曾的作为：“你能够放弃平静的生活，并用自己的名声去换取敌人的一切机密，很好，很好。”同时他问起朱毛红军的情况。
曾扩情把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变动情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大为高兴，连连说道：“周恩来做政治鼓动可以，指挥打仗未必能行，我们已经兵临城下，全歼共军在望。”蒋介石正襟危坐，低声继续说：“你转告康泽、戴笠、贺衷寒等复兴社同志，多多打入共军内部，掌握他们的动向，并伺机策反，配合我的军事大略。”
曾扩情唯唯称诺。
蒋介石又把陈诚召来，命他为中路军总指挥，统辖抚河流域所有部队。陈诚是第一次统率这么多部队，这也是他入伍就梦寐以求的。他真想就地欢呼，然而还是屏息打了一个立正，并以他的坚毅目光去迎接蒋介石那苍鹰般审视的目光。他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辞修呵，”蒋介石似乎冷静下来，“你已经看到，革命在蓬勃发展，但是革命总要有个靶子，简单地说，这个靶子就是取一个人的人头，或者是朱德，或者是周恩来，或者是张国焘……总之这个头就是共产党的灵魂、核心，只要他们一倒，共党的旗帜就倒了。如果我们也讲七分政治的话，这也就是七分政治！”
这时蒋介石容光焕发，目光炯炯，薄薄的嘴唇变得通红。其他军官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
“不成功便成仁，快刀斩乱麻！”陈诚表态，他第一次提高了嗓门，同时晃动着他那端正、高傲的头，“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用精锐的军事力量打败周恩来的政治手段的！”
蒋介石把陈诚送走时，还在念叨：“成败在此一举。周恩来没有指挥过大仗，但其聪明机智过人，这一点不得不防，不要再使其逃脱。”
陈诚回来后不敢大意，把制定的作战方案一改再改，多次拿去与蒋介石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