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武汉的蒋介石又关心起张国焘来。张国焘叛变后，被安排了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的头衔，属军统局管辖。戴笠妄图利用张过去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的打入拉出阴谋活动，对张真可谓寄予厚望。戴笠还不时讥讽中统局只知道写批判中共的文章，于事无补。有一次中统的徐恩曾请客，戴笠在宴会上眉飞色舞，夸夸其谈，对徐吹嘘说中共第三号人物张国焘归顺我们了，这对共产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来我们对付共产党是顺利多了。徐恩曾听了表面上很羡慕，附和称道，心里却妒忌得要死。张国焘与戴笠走进走出，也引以为豪。时常与国民党要人大谈红区的经营之道。当有人问他出走延安的原因时，他称：“我不喜欢徒拥虚名，而无实权。中共中央，毛、周二人说了算，我何必在那里尸位素餐呢？”问其对抗战前途的认识，他答：“日本目前虽然自炫兵威，但终将失败，因为它人口少，资源贫乏，战线太长，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点上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有战略思想的”。戴笠开始对张国焘是优礼有加，每次外出都给他派专车，但后来发现张的办法并不怎么“神”，也做不出什么“贡献”，便慢慢冷淡下来。以后张外出只好招呼人力车了。
很快有人把戴笠对待张国焘的前后态度变化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把戴笠叫来询问：“张国焘交给你已经有些时日了，工作怎样？”
戴笠摇头叹息：“只在汉中设立了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了陕北站，在延安附近洛川设立了延安站，搜集的情报寥寥无几。我看他亦不过一个牛皮筒子。”
“你太小看了他！”蒋介石不愉快地瞥了戴笠一眼，把一本叫《党的建设》的小册子丢给他，“你看看，这是中统的同志搞的，你应该从张国焘身上挖到比这更多的东西。”
戴笠接过小册子一看，上面圈满了蒋介石的眉批，如“此节重要足资参考”、“所见甚是”、“吾人亦可采用”等等。戴笠翻开书皮又看，经蒋介石一说，才知这本是延安抗大的教材，约八万多字。作者张浩，即林育英，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当中统的人得到这本书时，把它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一看，触目惊心，拍案叫绝，不知看过多少遍，遇到会心之处，就用红铅笔加注眉批。全书本意是阐述新形势下中共的战略和策略转变。蒋介石却认为这确是一本好教材，国民党人也应奉为圭臬，身体而力行之。蒋介石已吩咐陈布雷，将此书加上他的眉批翻印千册，分送各高级骨干阅读；叫陈立夫参照此书和他的眉批，起草一份有关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
“张国焘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比张浩高得多，水平会更高。”蒋介石显然对戴笠没有发挥张国焘的作用不满，“他与顾顺章也不同，顾顺章不是正牌的共产党。张国焘是共产党的老资格，是带兵打过仗的，徒子徒孙不少，过去在中共还是很有声望的，现在多少能起些分化瓦解作用。所以，车子还是要给他坐，该请他的客要请。”
当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时候，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们放出谣言，说“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一些人预言，蒋介石将把毛、朱流放，把共产党易名为民粹党，由周恩来来当最高领导。有人甚至公开问周是否真的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
“怎么可能呢？”周恩来淡淡一笑，“如果我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又有什么好处呢？”据说一些好事的官员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他加入国民党。周恩来略带讥讽地说：“不，国民党里上上下下仁人志士多得是，我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呢？”
另一个据说同周共过事的人还在报上发表他的高论，一口咬定：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的预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毛派对他的多疑和排斥，使周已经感到不自在了。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周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在近期内周不会离开共产党，他要考虑他的未来，必须仔细打算。张国焘的叛变影响了共产党的威望。毛派将缓和对周的攻击。但毛周绝交和周的出逃势在必然。只是不会马上到来……
周恩来看过报纸，若无其事地递给邓颖超。对这些无端臆测他不想解释。也许他正可以利用这些雾一般的模糊印象，更好地往来于两党之间，往来于民主人士之间。
邓颖超看过报纸也是随手一扔，去忙别的事了。她已经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准备5月份去庐山，参加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1936年，她因肺结核去北平西山疗养，化名李知凡太太。日本人打进北平后，她不得不脱离此地。她先到了城里，找到了美国老朋友斯诺，求他帮助她逃出去。因为日本人正在搜查每一个铁路乘客，逮捕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斯诺建议她扮成他的保姆，先到天津。在约好的那天，她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看来真像个保姆！”斯诺满意地打量着邓颖超，把她带上火车。危险出在天津。在那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他们看着乘客伸出的手，只要是穿老农民衣服的又有一双白皙柔软手的人，便被叫出来挨个查问。邓颖超故意弯着背，把手插在袖子里。“是美国人。”斯诺对检查者说。并朝邓打了个手势，日本人轻蔑地把她的行李扔在一边，看也没看就放她过去了。邓颖超从天津坐船到了烟台，又从烟台坐火车到了徐州，再从徐州转车到了西安，见到了在那里的周恩来。
在武汉的生活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他们在山腰租了一间外国人的房屋，附近有一座很大的桃园和一个湖，偶尔可以看见他俩散步的身影。可更多的是跑警报。一天，他们在《纽约时报》通讯员蒂尔曼·杜丁家里吃饭，突然空袭警报尖利地啸叫起来。他们急忙跑进掩体。警报解除之后，他们从掩体里出来，发现杜丁的房子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周恩来关心着前方的局势，不时找战地记者交谈，并根据他们反映的情况，向陈诚提出具体建议。5月，他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准备为文协筹款，让作家更多地创作。他说着说着，非常明显地用力一口一口咽下口水，好像他的喉咙全部被扼住了：“要失陪了，因为我的老父亲今晚10点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人们看见他的眼里滚动着泪水。
周恩来后来多次讲过武汉时期工作上的失误，也许他太相信蒋介石抗战力量，相信他能打胜仗。这一则是由于王明的影响；二则是当时的抗战形势所致。
“淞沪抗战”，华北沦陷，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皖南事变”……抗战中的血泪与屈辱，荣耀与罪孽，洋洋大观，咄咄怪事，都与那一批黄埔当年的教官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