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是块惹人垂涎的宝地。
日本扩张者鹰隼般的目光，自明治以来就盯住了中国的东北。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没有东北的铁和煤，它就不能达成工业化；如果没有东北的高粱、大豆，日本那弹丸之地又如何自立？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这块地区曾进行过多次交锋。1904年俄国战败后，辽东半岛成为日本租界，管理南满铁路的“满铁”成为日本设在这里的“东印度公司”。日本在这里的投资占对外总投资的54%。征服东北，把东北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成为日本一个扳不倒的奢望。于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冲突，便是迟早的事。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段很短的时期，中日关系倒有过和缓的趋势。
这就是被称为“第二次币原外交”的时期。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东北的热血将领张学良，为这短暂的和平做过种种努力。
1928年年底，日本在野党政友会总裁床次竹二郎携赤冢浓等人来华访问。赤冢浓是个“中国通”，在沈阳当总领事多年，与张作霖的部将杨宇霆关系极好。他们先后在南京、北平会晤了蒋介石、阎锡山，最后来到沈阳，受到张学良与杨宇霆的隆重招待。在和张、杨的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并且说明访华的目的：
“本人因反对军人干政，反对鸠山一派迎接军阀头子田中大将为政友会的总裁，以致脱离政友会，另组成政友本党。今见田中内阁把日本政局搞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本人遂下定决心，率领政友本党联络民政党，共图打倒田中的军阀内阁，以便组织联合内阁，并约定联合内阁成立时，当以本人为总理大臣，而本人此次访华目的，亦即是向中国各方求得谅解，以便将来组阁执政时，改善中日两国的邦交。”床次还说，东北地方重要，国际关系复杂，而东北与日本的关系尤为特殊，力劝张、杨二人“和衷共济，顾全大局”。
床次等走后不久，1929年1月11日，即发生了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事件。（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人炸死后，杨、常勾结一气，拉拢文武官吏，扩充军队势力，并以父执自居，多方阻挠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张学良下决心处决了他俩。）事件当日，张学良就召其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将此事经过通知日本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避免发生误会，再次引起中日间的纠纷，并决定派东北军外交处的胡俊到日本东京同床次竹二郎联络。
1月18日上午，王家桢来到大帅府老虎客厅（即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地方）的隔壁，告诉正在办公的胡俊：“司令长官找你，要叫你代表他到东京去联络床次。”
张学良向胡俊交代：“杨宇霆等因勾结白崇禧、李宗仁等欲图谋不轨，已被制裁。若不把这个事件的内情说给床次，取得他的谅解，不但要影响中日合作共同打倒田中内阁的密约，而且必然发生误会，将来若是床次内阁出现时，我们的对日外交，将更加棘手了。所以我现在写好亲笔信一封，派你带去。你见着床次，务要把杨、常的罪行以及我不得已才把他们制裁的苦衷，说给床次等人知道，以便取得他们的谅解。”说罢，张学良把亲笔信交给胡俊。
胡俊到军需处领了旅费，就回家去打点行囊。他把张学良写给床次的亲笔信，缝在西服上衣的衬肩里面。怕坐头等车会惹人注意，特为买了二等车票，并准备好一套去日本的借口。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乘上沈阳至釜山的列车，前往日本东京。
列车驶入新义州时，一个便衣警察走过来，上下打量胡俊，盘问过后，又打开行李检查。他翻出两张手画的地图，端详了好一阵，又死盯住胡俊看。胡俊向他解释，这两张地图是他爱人高宝笙在日本横滨华侨小学读书时画的，因为画得好，曾经展览过，胡俊一直把它放在箱子里，这次打点行装也没取出，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警察悻悻离去，把两张地图也没收了，胡俊也没在意。谁知这两张地图竟在东京惹出大麻烦。
胡俊在釜山下车，搭船到下关，再由下关转乘火车去东京。为了避人耳目，他特地选了东京郊区的新宿旅馆住下。然后打电话到日本外务省亚洲司科长中山详一处，问到了赤冢浓的住址，立即驱车赶往赤冢处，向他说明来意。赤冢就给床次打电话，约好第二天上午9点去见床次。翌日赤冢和胡俊如约前往，床次和政友本党的干事长正在家中等候。彼此寒暄后，胡俊就把张学良的话向床次说了一遍，并把信交给床次。床次阅信，越看脸色越紧，终于灰暗而默声不语。经胡俊解释，床次吐了一口气，嘟起下嘴唇说：“好吧，杨宇霆已死，说他也没有用了。张将军既然愿意继续与我们合作，我们还是欢迎的。张将军既有亲笔信来，我也当亲笔复信为好。不过我的亲笔信需要两三天才能写好。现有我的相片一帧，是送给张将军的，请你先拿走。等过了三天，你同赤冢君再来我家取信，届时我们还要畅谈一番。”
从床次家出来，赤冢在一家饭馆招待了胡俊一顿。下午，胡俊去看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正在日本读书，由宁向南陪读。第二天早晨9点钟，外务省的中山详一突然打来电话，要胡俊即刻去谈话。胡俊去了，还没坐稳，中山详一就劈头盖脸地斥责起来：“我们接到警察厅的通知，说你是奉了张学良的命令，带着皇姑屯炸弹案的地图和证据，来到日本，送给我们的在野党，图谋打倒现内阁，扰乱日本内政。”
胡俊张口结舌，不知祸从何来。中山详一依然声色俱厉：“由新义州起，沿途俱有密报。只是到了下关，密报才中断了，不知你投向哪一方面去了。你此次来到日本，究竟办了什么事情？你要从实招来，免得麻烦！”
胡俊莫名其妙：“哪有这样的事？要是我们握有皇姑屯炸弹案的证据，当然要向国际法庭或者国联提出控告，怎么会向日本在野党提出、求它替我们主持办理呢？”
中山逼问：“那么，你打电话问赤冢浓的住址干什么？”
“赤冢在沈阳做总领事多年，又做过张大元帅的顾问，我与他甚为友好，此次来到东京，顺便探望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山详一张了一下嘴，没有发出声音。沉吟片刻，即用电话和警视厅联系，然后叫胡俊到警视厅去谈话。警视厅厅长的问话与中山详一的质问毫无二致。胡俊又照实说了一遍。厅长用一根铅笔敲着指关节，似问似答：“如此看来，我们是误会你了。我可以通知军警宪三方面，说明一下，保证不为难你。”接着他以日本暴力团体很多，不能保证安全为由，要胡俊马上离开东京。胡俊不肯。厅长又说：“既然如此，我需要派一个人保护你。”于是他派了一个警察跟着胡俊。这个警察同时钟一样准时，早8点准到胡俊住的旅馆，无论胡到哪里，他都跟着，直到晚10点才离去。
第二天晚上，便衣警察走了以后，胡俊用电话通知张学铭、宁向南二人，说明处境，托宁向南到赤冢家中。告诉发生的事情，等到床次的信写好，由赤冢转交宁向南，再由宁转给胡。
第三天下午2点钟，突然有一位客人来访。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日本陆军少将、日本陆军在乡军人团副团长铃木”。他自我介绍是田中义一大将的同学，说在乡军人团团长就是田中大将。接着他起身鞠了一个躬，说道：“此次先生来日，只因我们沈阳警察署的便衣警察粗心大意，将先生所带的学生画的地图，误认为与皇姑屯炸弹案有关，做出错误的情报，惹出莫大的误会。对于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之至。我今天就是来请先生谅解的。”
胡俊这才恍然大悟。当晚，陆军少将约他在一家料理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那个“保护”的警察从此也不见了。
过了一天，宁向南来到旅馆，带来了床次的亲笔信，并传赤冢的话：“将来遇有必要时，床次总裁还要派人到中国与张学良接头。”胡俊满心欢喜，于翌日早晨搭乘快车回国，到家卸了行装，就进城去向张学良复命，把此行的一切经过详细陈述了一遍，递上床次的信和照片。张学良慰勉有加。
三个月后，胡俊回外交处办事时，遇上王家桢。王对他说：“明年春天2月，日本要举行第十七届大选，政友本党因缺乏选举费，与我方接头，说此次选举，他们只要选出90名议员就算胜利，请求我们支援。张司令长官已支援他们50万元，并约定床次将来组阁秉政时，应将南满铁路改组成为像中东铁路那样。那时，我们对日外交就好办了。”两人谈得甚为兴奋。
谁知第二年的日本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都未获得预期的胜利，因此政权仍掌握在旧政友会手里，也就是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最后还是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状，以“济南惨案”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政策上遭遇失败的田中内阁，于1929年7月垮台，田中本人最后艳死在艺妓富子的香怀里。继起执政者是民政党的总裁滨口雄幸。床次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在对中国外交方面，滨口表示要对以前的“田中路线”加以修正，不实行武力侵略。
此时，币原喜重郎再度出任滨口内阁的外相。币原在前任田中内阁诞生之前曾主持过三年外交，博得“对中国有正确认识”的评价。此次重作冯妇，在职两年零五个月，他还是有意避免行使武力，至少在就任之初是这样。
1926年6月1日，中华民国举行孙中山的移灵奉安（自北平迎葬南京紫金山）典礼。孙中山的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等人也被邀请参加，受到国宾待遇。日本亦于6月3日承认国民政府，但国名仍旧称为“支那”，直到翌年（1930年）10月才改称“中华民国”。
进入1929年秋天的9月5日，币原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在东京密谈，就有无可能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问题，想探探中国政府的意向。其内容要点是：一、认定东北属于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关于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租借问题及有关“二十一条”问题，另为交涉解决，本协定单从大局着眼，谋求协调；三、排除侵略主义暴力外交；四、于“满洲”之开发，重视中日经济合作，行使合理合法的措施。
但是就中国方面的立场而言，如果将日本在华权益冻结不变便缔结这个条约，则是办不到的事。而且，虽则说是“互不侵犯”，其实正在侵略的，只是日本。因此所谓不侵犯，乃是日本本身必须提出誓约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日本在“九一八”之前避免武装冲突的唯一一次表示。然而在中国方面，这毕竟无法接受。
币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佐分利在1925年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中，对中国态度友善，是一个中国外交界寄予期待的外交官。币原看到这一点，改变了原定派佐分利任驻苏公使的任命，说服他出任中国公使。10月7日，佐分利向南京国民政府呈递国书后，立即被蒋介石招至汤山别墅茶叙。
这个别墅坐落在南京郊外，富有田园风味。当时蒋介石忙于战事，无心讲究排场。所谓别墅，实则并未经过修整，庭园不小，但杂草丛生，室内也未加装饰，和山野小屋同样简陋。
在室内简单用茶后，蒋介石提议一面散步，一面谈谈，宋美龄说：“委员长浙江乡音很重，我来翻译。”于是，他们三人并肩而行，走了一路，谈了一路。宋美龄随时将蒋的话译成英语。但蒋与佐分利的交谈，始终是从大局上讨论两国关系，并未谈及具体问题。
佐分利在1929年11月一度回国，准备此后开始同中国正式谈判。行前在日本驻华领事馆与张学良谈到半夜。那时在东北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佐分利对张学良说：“我回日本后将尽力而为。”
张学良回答：“我也尽力帮你的忙。我能够做到的一定做到。不过，不能让我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做的就不能做。”
可是不久，映入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正廷眼帘的竟是“佐分利贞男在箱根自杀”。
据当年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道，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于1929年11月27日回国述职，向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汇报了三天，29日结束时，出来曾向记者显示心情轻松，故意挥挥胳膊说：“那好吧，不久之后又要回到中国大干一番了。不过今天，我要到湘南海边划船玩玩，不要忘记，我可曾是划船比赛的冠军啊！”
当天，他乘车来到东京南三浦半岛的逗子（地名），玩了一会儿，不知是遇到什么人，便中途“改变主意”，绕过相模湾，越过长尾屿，到了神奈川县的箱根，住进了经常下榻的富士屋旅馆第197号房间。他对经理说：“请在明天一早喊醒我，再叫一位理发师来，明天我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发言。”
下女们对他很熟悉。次日，下女按照交代去喊他，看他头上蒙着厚厚的鸭绒被，掀开看时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死了，血染枕褥，惨不忍睹。他右手握着大口径手枪，子弹自左颞部射入，从右耳部贯出……
出事后，箱根警署和东京警视厅派人来做了调查，没有发现遗书和文字材料，只在皮包中发现还有一支没有使用过的小手枪。几经周折后，警方做出“自杀”的结论，并且设想了他“自杀”的动机：可能是由于在北京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期间夫人突然去世而感到“厌世”；可能由于在同中国的交涉中感到“左右为难，自己当初的抱负无法实现”，“两手空空而回”，对不起币原外相的器重，因而轻生……
还有一种传说，是说出事后不久，张学良曾接到过佐分利公使自杀前发来的遗书，内称他已得悉日本军部新上来的少壮派将校动向，他们将要采取武力解决满蒙的政策，规劝张学良迅速停止“排日侮日”政策，否则他们会立即诉诸战争！信中还说，看来日本军部和中国东北都不会让步，他已经嗅到了火药味，所以才不得不“以死谏之”。人们后来未见张学良提及这封信。但张学良在1991年接见日本NHK记者时却肯定是他杀，而不是自杀。90岁高龄的张学良谈及此异常愤怒：“那时，日本军人狂妄到那种程度，不但对我们中国，连对本国元老和重臣也使用了暗杀手段。军人如此狂妄，国家没能灭亡，那真是上帝恩典日本了！”一般人也不会相信一位公使会愚蠢到向战争受害者“死谏”的地步，至于因为太太一死便轻生，这在标榜“大男子气”的日本历史上也不曾有过。
这些推断，在当时就有许多人不相信，就连最了解、最器重这位公使的币原外相也说：“他必须自杀的理由，我本人自不必说，就连他的同僚和知己，谁也无法想象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佐分利是个左撇子，币原也认为，“右手拿着手枪，射击左太阳穴，说是自杀，怎能相信”？
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的说法：“佐分利公使在东京滞留颇久，其后自杀辞世，颇不乏人认为是由于政治因素，使他的意见不能实行的结果。”
在佐分利贞男自杀之后，关于继任人选问题，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点纠葛。
此时，日本拟调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出任公使，征求中国同意。小幡过去曾任驻华公使馆参事，在交涉“二十一条”之际，公然蔑视中国。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尽管日本政府带点威胁地要求接受。况且民间反对声浪高昂，纷纷电请政府断然抵制。结果，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调任小幡酉吉的念头，而于1930年元月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兼代公使职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旋即与重光葵进行关税协定的交涉，至5月6日终于签订协议，虽然给予日本在三年内对于特定商品的税率不予变更的条件，但中国方面则自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溯自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中，中国提出要求以来，已经历时五年之久。
币原这样的外交态度，在日本国内则被认为是“软弱外交”。军部方面以及对华强硬派的人士们，对于币原外交心怀不满，反而更是背道而驰，趋向侵略战争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