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善人要奖劝①之，恶人先戒谕之，不改，则惩做②之。元恶则剪除之。戒休董威，道贵并行，若一味姑容，养奸流毒，亦不是诚心爱民。
【注释】
①劝，勉励，奖励。
②惩做：惩罚，以做效尤。
【译文】
对善良正直的人，要奖赏勉励。对凶恶败坏的人，先劝告教育，不改正，则惩罚警戒他。对首恶元凶，则剪除他。劝告教育宜柔，监督惩戒宜猛，治理之道贵在刚柔并施。如果一味姑息容忍，养奸遗患，也不是诚心爱民的表现。
【智解】
古语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法规的制定是为了规范社会活动的，用来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可以说法律法规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绳，没有这条线的约束，人人行动都随心所欲起来，必然天下大乱。
韩非子认为，掌握赏罚两项大权，就是所说的治国“两柄”。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这是说，君王治天下，行事要循人性。人性之中，有所爱，也有所憎。因此，赏罚便能发挥作用。赏罚能起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治世之道，于是便已具备了。
看看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政权建立之初，首要的事就是制定出符合本朝理念的法律法规来。例如汉高祖刘邦在击败秦朝，率军进驻咸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使原本混乱不堪的咸阳很快恢复社会秩序。刘邦制定的三条法则再简单不过了——杀人偿命，伤人、偷盗要受罚。可是这几条恰恰是针对当时秦都咸阳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所以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社会迅速安定下来。
可以说，法规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法令实行的是否公平合理关系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大问题，如果个人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或者一个平民舍己为人作出牺牲而又得不到政府的嘉奖和表彰，其他的人会认为即使做了好事也得不到承认和奖励，以后便不会有人再热衷于为国为民奉献了；如果有官员营私舞弊，残害忠良，或者有人杀人越货，奸淫虏掠还得不到严厉惩处的话，那么人人都会觉得犯了罪也不会得到追究，还能得到利益，那便会有许多人去做不法的事。
所以国家的法律，必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有信，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信用机制，实行赏罚分明的制度。这样法令的实施才会取得效果。才会让人民大众奋勇争先地建功立业，而想要作奸犯科的人怕受刑罚而不敢轻举妄动。正如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有了赏与罚这治国的“二柄”，管理众人就容易得多了，法的优点便集中于此，赏罚分明，示民有常，在一拉一打的过程中，让不法之徒惧于威严不敢造次，把多数人争取到自己阵营中来，把少数人打到不能翻身的境地，这样便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来。
法不可不用，但也不可过头，因为过犹不及。法令过度成了苛政便会天怒人怨了。所以法令虽然重要，但是它必须辅以“德治”作为补充。要保证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富裕强盛，社会能够和谐发展，就必须要以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两种手段共同使用，都不可偏废。
社会上的大多数都是遵章守法，乐于太平的安善之人，国家的仁义施政会赢得他们的拥护和爱戴，有了他们的支持国家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而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惩罚那些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让安分守己的人得到保护。对百姓施以恩义，对罪犯打击惩处，这样的政权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拥戴，而如果一个国家只会横征暴敛，任意侵占百姓的利益，又用严刑酷法来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那只会招来亡国之祸。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以礼义作为断案依据。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秦朝的灭亡就很能说明问题，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不顾社会刚刚平定，人民困苦的状况，在短短的时间里，北伐匈奴，南征南越，建万里长城，通千里驰道，不一而足。秦朝的赋税名目繁多，徭役数不胜数，使得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秦始皇还广建宫殿，秦始皇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广征劳役，修骊山陵70万，打匈奴、筑长城30万，移民戍守越族地区50万，计有150万。这种以国家法规的名义压榨人民的做法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新语》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