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竭力不让自己想弟弟凄惨的情形，拼命去读书，不给自己闲静的时候，但我做不到，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映现弟弟稚嫩的肩上，扛着坚硬笨重的农具下地干活的画面。弟弟辍学后，先是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后来便像成年人一样下地干活了。学耕地，赶马车，庄稼人能干的活，他样样能干，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几岁的孩子俨然一个“老农民”。再后来，弟弟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告诉家人是给累的，以后注意让孩子歇歇。当家里写信把这一切告诉我时，我哭了，好伤心，好后悔呀。如果那个暑假我多个心眼儿，给父亲提醒一下，弟弟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悲惨。那天，我同家人下地干活，太阳火辣辣的毒，锄了一会儿，父亲和母亲硬推我到地头那棵桐树下乘凉，说我常坐学堂，经不住日晒。我去了，可坐在荫凉下的我，心里不是滋味，觉得父母有点偏心眼，同是儿子，况且弟弟还小，就因为我是读书人，便要我休息。正想着，一件叫人心碎的事发生了。正在锄地的弟弟突然摔倒在地上。我飞快地跑过去，将弟弟抱到桐树下，很显然弟弟是因为过度劳累而加之天热休克了。
父亲呆住了，母亲用拇指狠劲地掐着弟弟的人中，好大一会儿，弟弟才苏醒过来。这时，我猛然发现弟弟的嘴角渗出了一丝鲜红鲜红的血。这血让我热血沸腾，仿佛血管要爆炸一样。我发疯般地刨着黄土地，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干完，让弟弟能像我一样，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对那血丝我没有冷静地去思去想。
大学终于毕业了，我被分到空军某部当了一名军官。这时我想为我付出忍耐、心血和劳作的弟弟做点什么，实际上，这也是弟弟辍学供我上大学时，我在心中发过的誓愿，我跑前跑后，托人说情，总算在部队给弟弟找了个临时工。我想，一来能让弟弟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二来抽时间教他学些文化知识。我将喜讯告诉了弟弟，谁知没有引起弟弟的一丝欣慰，表情倒显得冷漠。对比之下我大惑不解。晚上，我和弟弟并头睡在炕上，我问弟弟为何不想去，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哥，我想去哩，可爸和妈年龄都大了，身体又不好，咱哥俩走了，丢下他们谁照料呢？再说去部队，会影响你的工作，人家要怪你哩。”
我的一切努力，被弟弟的一席话付诸东流。实际上从我的感情上来讲，只不过是对一种负疚感的解脱和宽慰。尽管这样，我仍然没有忘记要为弟弟做点儿什么的心愿，因为我欠弟弟的太多了，后来，我又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弟弟，要他到外面闯一闯，做些小本生意，他答应了，也去了，但没干多久就干不下去了，一方面生意难揽，也因没文化常被人欺，另一方面体力不支，还是回到了家，回到了那片祖祖辈辈生息的黄土地上。
弟弟，哥实在无力为你做什么，只能在脑海里经常浮现你的影子。夜深人静，草就这点儿文字，去吻你那颗善良、纯洁的心。同时祝福、祈祷那些农村孩子，能有书读，有学上，不再走你那样的路。
我一直都以为，哥哥照顾弟弟是天经地义的，毕竟哥哥比弟弟经历多，而且更加懂事。然而，文中的弟弟，却用他弱小的身躯，承担了整个家庭，是他告诉我：“再稚嫩的肩，也能撑起一片天空。”
我的名字，我的心痛
文／田婧
我一直觉得，“遭遇”离婚，最痛苦的不是父母，而是孩子。
父母离婚那年，我十二岁。也许是觉得我还小，他们一直没告诉我，要不是母亲突然带我搬回了姥姥家，要不是那天无意中在母亲的衣柜里发现那本黄皮离婚证，我还真不知道他们会瞒我到什么时候。当时，我真的很伤心，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我。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刚要睡着，迷迷糊糊中听到母亲说要跟我聊聊。我拉亮了台灯，看到母亲蓬乱的头发，红肿着双眼，顿时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谁知母亲却开始滔滔不绝地抱怨父亲，说他没出息，不会关心人，懒惰，吝啬……好像父亲成了天下恶人的典型。母亲憔悴的脸庞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刻薄的女人竟然是我昔日美丽善良的母亲，也不敢相信那个被母亲说得坏透顶的男人竟是我慈爱有加的父亲。我哽咽着打断母亲求她不要再讲下去。她顿了顿，说只是想让我知道离婚是出于无奈，而且她要我改掉名字随她姓，理由是我判给了她。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回想起从前全家其乐融融的情景，泪水打湿了枕头。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离婚是如此可怕。
第二天，母亲真的拿给我一本字典让我选字改名，我怯怯地说用不着字典，实在要改，光改姓就行了。母亲发起了火，怒气冲冲地说要我和父亲彻底划清界线，连名带姓一个字不留。看着母亲义不容辞的表情，我别无他法。
那天，我在书桌前坐了一整天，被泪水浸湿的稿纸写满了我最熟悉的两个字——吴娟。揉成了团的废纸丢了一地，摊开的字典也被我划得一塌糊涂。不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字，而是我觉得，多年来这两个字已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小时候，父亲总是咬着这两个字叫贪玩的我回家，母亲是哼着这两个字哄我入睡。这一切让我如何割舍得下。
母命难违，最终我还是在这两个字上画上了一个巨大的“×”，血淋淋的像是刻在我的胸口。交到母亲手中的纸，名字已改成了“田婧”。母亲宽慰地笑了，也许她永远也发现不了新名里的秘密。“婧”字里，“女”旁“月”底仍取自于“娟”，因为我永远无法忘记为我取名的父亲，而那个“”头，上面一横是我，下面两横是父亲和母亲，中间那竖就是一个家，能把我们拴在一起，虽然我知道，那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
作者并不直接写父母离异带给她的心痛，却从“改名”这个特别的事情向我们娓娓叙述她悲伤的根由。笼罩着全篇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对丧失已久的完整家庭的渴求，对温暖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已不容更改，失却的不能重来，作者的名字包含了多少无奈而苦涩的泪水……
母亲与小鱼
文／严歌苓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
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巳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都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导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像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地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艺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并且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地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