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6日）
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多年来，在工作与学习中，我深深体会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
我是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七七事变后回到我的家乡河南做了三年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按照组织上的决定我奔赴延安。到延安后，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同志，他同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经常听到他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央组织部在杨家岭沟口北边山坡上，与毛主席的住处很近，也常常看到毛主席在延河边或山坡上散步。但我直接听毛主席讲话是在1941年。这一年的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背信弃义，断绝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时进行了精兵简政。
1941年11月，中央机关在办公厅的小广场上召开了经过精简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主持，毛主席讲了话。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毛主席讲话，印象极深。毛主席穿一件有补丁的大衣，语言朴素、幽默，非常生动。他主要讲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要做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手杖），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讲话中，毛主席用一些深入浅出的实例，深刻地说明主观主义危害极大的道理，启发人们深思。
二、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调查研究做起
在延安期间，听到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是从倡导调查研究着手的。要了解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他经常说，我们不了解外国，现在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做调查。他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华病故在前线），但巴苏华在延安医院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要了解日本的情况，可以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去调查（学员都是从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和反战人士）。许多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那时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大搞调查研究已形成了一种风气。
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整风审干过程中，毛主席写的九条方针纠正了我党历史上在这个问题上曾犯过的“左”倾错误，好多老同志尤其是从苏区来的老同志讲起这件事都非常感动。延安审干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毛主席的主张。要是依照康生的主张，那次整风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当时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案，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审干开始不久，康生指使揭发批判柯庆施，说他是暗藏的特务，根据就是杨家岭大礼堂的二门门背后的墙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这件事毛主席知道了，做了批示，指出这是错案，马上纠正。
毛主席带头做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主席倡导下，当时在延安的各个部门和单位都认真大搞调查研究，这对提高干部的认识、搞好工作，都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毛主席继续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57年1月，他在各省、自治区、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到下面去研究问题。他说：我希望中央的同志，省、自治区、市、各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1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劝同志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1962年1月，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对一些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遇事不调查不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大家印象很深，震动也大。此后，《人民日报》于1967年11月16日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讲话，号召党政机关所有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为什么毛主席这么重视调查研究，反复强调必须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呢？我想，只有认真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党政机关才能更好地完成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三、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他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汉书》里提到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做了古为今用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段话，对“实事求是”四个字做了极为精辟和透彻的论述。
在延安时期，人们都特别重视学习，并且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每个星期都把大家集中起来学习一两天，非常认真。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学，延安的学习空气比较好，大家的学习收获也大。联系实际，边学边用，学习效果明显，解决实际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学风。在延安毛主席多次批评教条主义，说教条主义不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对自己老祖宗的事情，对不起忘掉了。我们现在搞四化建设，对外国的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对国内各省市、各部门、各单位的经验，同样要实事求是，不能一个模式，什么都搞一刀切、一阵风。
四、按照实际情况确定方针和任务
1945年日本投降，这是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大转折。同年8月13日，我们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毛主席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毛主席平时讲话总是娓娓而谈，这次讲话却是慷慨激昂。他在报告里，针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要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他说，敌人拿刀，我们也要拿刀。人民流血牺牲得到的果实，我们要坚决保卫住，人民的武器，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后来，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时，都议论纷纷，忧心忡忡。毛主席坐的飞机起飞以后，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到中央党校大礼堂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部署。总司令宣布，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争取和平，为了全局，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去，估计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毛主席离开延安，中央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9月中旬，我参加奔赴东北工作的干部队，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还没有回来。一路上，我们天天打听，担心毛主席的安全。
我到东北当了三年县委书记，后来调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0年初，毛主席在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回来，在沈阳给干部做了一次报告。离开延安几年，又见到了毛主席，特别高兴，格外亲切。毛主席提出一定要建设好东北工业基地。他说，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大家很受鼓舞。当时战争还在继续，关内一些地方的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帝国主义封锁，不法资本家捣乱，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暂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用东北币，也是给东北一个特殊政策，使东北有个稳定的环境，保证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这些都是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东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工业恢复和发展都比较快。
毛主席40多年前提出的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这一指导思想，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多出高质量产品；不断改革创新、及时总结，多出新鲜经验；做好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素质，多出各种人才。这是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五、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试验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工作，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抓得细。156项重点工程，都是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当时从部队调来的一批干部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一讲建设个什么项目，胸脯一拍，老子负责，如果搞不上去，你杀我头！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开会，陈云同志讲建设程序。他说必须按程序办事，不按程序办事的主观臆断，真要出了问题，杀了你的头，也不能补回国家的损失。会上，陈云同志对建设中出现的违反程序、盲目蛮干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8年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等几个重要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分别提出敢想敢说敢干，一切经过试验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毛主席讲的话是互相联系的，但是，人们在讲解放思想时，往往只记住了“敢想敢说敢干”，忘掉了“一切经过试验”。譬如大炼钢铁这件事，记得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前，毛主席找冶金部和一些城市负责同志，一再问1070万吨钢究竟有多大把握？他一个一个地问在场的人，大家都说行。在问我时，我也说，从矿山、冶炼、轧钢到机修、运输等十个环节，有十面红旗，只要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后来冶金部的同志检讨这件事时，认识到我们头脑发热了，急于求成，对情况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汇报情况不准，责任在我们。我们的思想也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影响，似乎人有多大胆，钢也就有多大产了。现在看那个时候确实有些浪漫主义，而不是实事求是的。
1962年2月，周总理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明确指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六、《论十大关系》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1956年初《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讲话是毛主席深入实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办的工作汇报后做的。
各部、委、办的汇报，涉及全局性的大问题主要有：关于产业结构问题，涉及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关于工业布局的安排，包括资源、市场和运输问题；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速度，涉及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关于经济体制，涉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包括权力、责任、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等。听取汇报后，毛主席又主持开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经过充分地论证，他于4月25日和5月2日分别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来，中央把讲话作为党内文件正式印发。这篇重要讲话，在19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经毛主席同意，再次整理，重新印发全党学习讨论。特别是经济部门学习贯彻的劲头很大。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如何处理生产与“文革”的关系，是一大难题。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处理了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复杂问题。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通篇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和辩证法，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后的任务和重大方针政策。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这些指导原则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每学习一次，总有一次新的启发。正如小平同志1975年7月10日给毛主席的信上说的那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当然，贯彻落实是一个长期任务。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这些话讲得非常深刻而具有远见。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一文，是他实事求是思想的运用和发挥，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我们永远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