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出生于莫斯科附近一个大贵族家庭。十六岁入喀山大学，大学期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一八四四年，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防御战。托尔斯泰从青年时代起就同情普通人民的苦难，反对农奴制。从一八六三年起，他以六年时间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此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
“判处死刑七人：彼得堡二人，莫斯科一人，平扎二人，里加二人。处决四人：赫尔松二人，维尔诺一人，敖德萨一人。”
这是报纸上每天都有的。这种事已经继续了不止一周，不止一月，不止一年，而是几个年头了。这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人民认为每个罪人都是不幸的，直到最近法律上并无死刑的俄国。
我记得，从前我在欧洲人面前曾以此引为自豪，而现在不断出现死刑、死刑、死刑已经第二个年头，第三个年头了。
我拿着现时的报纸。
现时，五月九日，有一件可怕的事。报上印着几句简短的话：“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里尔比茨基野地，二十名农民被处绞刑，罪行为抢劫叶里沙维特格勒县的地主庄园。”
这十二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我们以往使用一切力量败坏他们，现在也在败坏他们，从伏特加毒液开始，直到我们并不相信却拼命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可怕谎言，———这样的十二个人，被他们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过去和现在都在败坏他们的那些人的绳子绞死了。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带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几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着公文，当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面对别的人正准备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冲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带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手套上索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这些活活的人，随着凳子从脚下抽出，就互相撞碰着，全身的重量立刻把自己颈上的索套拉得紧紧，于是痛苦地窒息而死。这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吊在绳子上的死尸，起初还慢慢地摇晃着，后来便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流人物，有学识的文明人士为自己的人类弟兄热心安排和想出来的。他们出主意，要悄悄地，黎明时候干这些事，这样就谁也不会瞧见；他们出主意，让执行的人分担这些暴行的责任，以便每个人都认为并且会说：他不是罪人。他们出主意搜罗堕落和不幸的人，一面迫使他们做我们想出和赞成的事，一面又装模作样，好像我们很厌恶做这种事的人。他们想出的主意甚至是如此微妙，一些人（军事法庭）只作判决，但行刑时必需出席的不是军人，而是文官。不幸的、被欺骗的、堕落的、受鄙视的人却去执行工作，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好好给绳子抹上肥皂，叫它更牢靠地勒着颈子，痛痛快快去喝这些文明的上等人贩卖的毒酒，以便更快更彻底地忘记自己的灵魂，自己人的称号。
医生查看着尸体，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于是报告上司，工作已经完成，该做的都做了，全体十二个人无疑都死了。上司认为工作做得认真，哪怕这是沉重而且必要的工作，就回去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去了。人们取下僵硬的尸体，掩埋起来。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这种事不止出了一次，也不仅仅出在俄罗斯人民一个很好的阶层里面这十二个不幸的、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是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出在成百成千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欺骗他们的正是那些对他们干这种可怕事情的人。
他们干的不单是这种可怕的事情，而且还在同样的口实下，以同样的冷酷无情的监狱里、要塞中，流放地制造种种苦难和暴行。
这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干这种事不是出于一时兴起，出于压倒了理智的感情，像在殴斗中、战场上，乃至抢劫时干出来的那样，恰恰相反，而是出于理智的要求，出于胜过感情的打算。因此这些事特别可怕。之所以可怕，那是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从法官到刽子手以及不希望干这种事的人干出来的所有这一切事那样彰明昭著；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如此明显、如此清晰地表明专制制度对人类灵魂的害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害处。
当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夺走他的金钱、牛、马，甚至可以夺走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感到气愤，这是令人气愤的，但更加令人气愤得多的，是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迫使他伤害他精神上的“我”、剥夺他精神幸福的事。而干这种事情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人们的幸福安排着这一切，用暗害、威胁、欺骗迫使从法官到刽子手这样的人，做出这些必然剥夺他们真正幸福的事。
当这一切几年来一直在全俄国发生的时候，这些事的罪魁，那些下令干这些事的人，那些能阻止这些事的人，却满有信心的认为这些事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或者想出一些话来，大谈什么不该让芬兰人像芬兰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而是必需迫使他们要像一些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或者颁布一些命令，说“骠骑兵团队里，袖子的翻口和短上衣的领子颜色应同短上衣一样，而领得的套衣，在袖口的皮毛上边，不得再有镶边。”
是啊，这太可怕了！
这里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非人的暴行和屠杀，除了给暴行的牺牲者及其家人造成直接的祸害之外，它们还会给全体人民造成极大的祸害，同时把像干草堆上的火灾那样飞快蔓延的俄国各阶层人民的堕落传播开去。而这种堕落又会在普通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特别迅速，因为所有这些罪行比起普通小偷和强盗，全部加在一起的革命家已经和正在犯的罪行，要超过一百倍，而且制造这些罪行时还有一种借口，说什么这是必需的、很好的、非此不可的，而那些在人民的观念中各种与正义乃至神圣分不开的设施，如枢密院、宗教院、杜马、教会、沙皇等，不仅为它辩白，而且还竭力支持。
这种堕落正以不寻常的速度传播着。
前不久在整个俄国人民中还找不出两名刽子手。还在不久之前，在八十年代，全俄国只有一名刽子手。我记得，当时符拉吉米尔·索洛维约夫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全俄国找不到第二个刽子手，只好把唯一的一个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现在不是那样了。
莫斯科一位开小铺子的商人，买卖失败之后，他愿意为政府执行杀人时效力，每绞死一人得一百卢布，短短的时间里他便重振了家业，很快就不需要再搞这种副业了。现在照旧做他的生意。
过去几月里，像各地一样，奥勒尔省要用刽子手，马上有人出来同意办这件事，和主持杀人的官员讲好每人五十卢布。但他谈好价钱之后，知道别处付钱更高，于是这位自愿的刽子手在行刑时候，给犯人穿上了尸衣，却不把他带上木台，而是停下来，走到长官面前，说道，“大人，您给添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要不我就不干。”给他添了钱，他执行了。
随后又有五人要处决。行刑前一天，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找主持杀人的官员，希望秘密谈判。主持人出来了。不知名的人说道：
“前不久有人向您每个要了三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今天，听说决定处决五个。请吩咐全留给我，我每个只要十五个卢布，您放心，我会干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这提议是否被采纳，但我知道有这个提议。
政府造成的这些罪行，就这样对一些很坏的，最没有道德的人发生作用。但这些可怕的事件也不能不影响大多数道德一般的人。大量普通的，尤其是年轻的经营自己个人事业的人，由于不断听到和读到当局，即民众已经习惯当作优秀人士而加以尊敬的那些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兽行，非但不理解制造这些可恶事件的人不配受人尊敬，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大家尊敬的人做了我们以为可恶的事，那么这些事未必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恶。
如今人们在文章上写着和口头上讲着死刑、绞刑、屠杀、炸弹，就像以前讲天气似的。孩子们玩绞死人的游戏。孩子或中学生几乎也敢于在剥夺财物的时候杀死人，像从前打猎一样。杀死大地主、占有他们的土地，现在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可靠的办法。
总之，由于政府的所作所为，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容许杀人，容许任何罪行，如抢劫、偷盗、撒谎、苦刑、屠杀等等，都被那些为政府所败坏的不幸的人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人类本来就有的事。
是的，不论事件本身多么可怕，它们所造成的道德的，精神的、看不见的祸害更加可怕得无法相比。
你们说，你们制造这些恐怖，是要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你们，基督权力的代表，受到教会人士赞扬和鼓励的指导者、教师，你们消灭人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点信仰和道德，制造最大的罪行：即谎言、背叛、各种各样的苦刑，以及违反每一颗尚未完全败坏的人类良心的最坏和最可怕的罪行：即不是单数的屠杀，不是一次屠杀，而是多数的屠杀，无尽的屠杀，并且你们还想引用各种愚蠢的条文为它们作辩护，而这些条文是你们写在被你们侮辱地称之为法律的你们那些愚蠢和虚伪的书里的。
你们说，这是使人民安宁和消灭革命的唯一手段，但这显然是一句假话。很清楚，这并不是满足全体俄国庄稼人最起码的正义要求：消灭土地私有，恰恰相反，而是在肯定私有，并且以种种办法激怒人民，激怒那些开始和你们进行暴力斗争的轻举妄动和满腔愤怒的人，既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流放和监禁，绞死孩子和妇女，你们就不能使他们平静。要知道无论你们怎样竭力摧残自己人类本来就有的理智和爱，它们还是存在于你们心中，你们应当醒悟，应当想想，这样就会看到，要是像现在这样行动，即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你们不仅不能医治病症，而且只能使它加重，使它深入膏肓。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在物质世界的事件里面，而是全部问题都在人民的精神情绪当中，并且有所变化，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它回到以前的状态，正像不能把成年人再变作儿童一样。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决不取决于彼得洛夫是活下去还是被吊死，或者伊凡诺夫不是生活在唐波夫，而是生活在尼布楚，在苦役中。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只能取决于不单是彼得洛夫或伊凡诺夫，而且是绝大多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境遇，取决于这个大多数如何对待执政当局、土地私有、所传播的信仰，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大多数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事件的力量决不在于物质的生活条件，而是在于人民的精神情绪。如果你们屠杀和折磨哪怕十分之一的俄国人民，那么其余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会是你们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侦查、流放、监狱、苦役、绞架———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把人民引到你们想要引到的状态，而是相反，会增添愤怒，消除任何安宁的可能。
你们说，“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要使人民安宁，该做什么呢？怎样阻止那些正在发生的暴行呢？”
回答最简单：停止你们在做的那些事。
如果谁也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民”———全体人民安宁（许多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使俄国人民安宁最需要的就是：必需废除土地私有，正像五十年前必需废除农奴制一样），如果谁也不知道，使人民安宁现在需要什么，那么仍然很清楚，要使人民安宁，肯定不需要做只会增添人民愤怒的事。而你们现在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
你们做的那种事，你们不是为人民做的，而是为自己，为了维持由于你们的谬误被你们认为有利的，实际上却是你们所处的可怜和可鄙的地位。所以，你们别说你们做的那种事是为人民做的。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卑鄙龌龊的事，你们都是自己做的，是为了你们自己自私自利，沽名钓誉，追求虚荣、报复私仇的目的，为了自己能在那种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
但不管你们讲多少遍，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做的，人们总是越来越懂得你们，越来越鄙视你们，越来越不像你们希望的那样看待你们的镇压和制止的措施。你们希望把这看作为某种高级人物集合体的，政府的行动，而他们却看作是个别一些不怀好意的自私自利之人私自干的坏事。
你们说：“开头的不是我们，而是革命家，而革命家的可怕暴行，只能用强硬的（你们这样称呼你们的暴行），强硬的政府措施来镇压。”
你们说，革命家造成的暴行是可怕的。
我不争辩，对这个我还要加上一点，他们的事业除了可怕以外，也同样愚蠢，同样击不中目标，正像你们的事业那样。但他们做的事：所有这些炸弹和暗害，所有这些极其可恶的谋财害命勾当，———所有这些事不论多么可怕，多么愚蠢，都远远不如你们干出的那些事罪大恶极和愚蠢。
他们做的完全和你们一样，并且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他们像你们一样，抱着同样的（我想说可笑的，如果它的后果不是这样可怕的话）谬见，一些人只管拟订计划，应当照他们的意见建立多么合乎希望的社会，他们就有权利和可能照着这个计划安排另一些人的生活。谬见一模一样，达到臆想目的手段也一模一样。这些手段是直到杀死人的种种暴力。为暴行作的辩解一模一样。这辩解就是为多数人的幸福做出的坏事，不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能为多数人实现我们所想象、所预见以及希望设置的那种假设出来的幸福境遇，就可以说谎、抢劫，屠杀，而不破坏道德的定则。
你们，政府人士们，把革命家的事业称之为暴行和滔天大罪，但他们过去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任何你们不曾做过的事，你们也不曾做到极端的事。所以，当你们使用你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些不道德的手段时，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革命家。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些事：你们雇用间谍特务，一再欺骗人们，在报刊上传播谎言，他们也这样做，你们使用种种暴力手段夺取人们的财物，按你们自己的意志处置，他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你们处死你们认为有害的人，他们也这样做。凡是你们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切，他们也同样用来为自己作辩护，且不说你们还做了许多他们没有做的坏事，如挥霍人民的财物，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征服和压迫异族人民等等。
你们说，你们有你们遵循的古代传说，有往时伟大人物的活动典范。他们也有同样来自远古的、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早的传说，而伟大人物，可以仿效的典范，为真理和自由牺牲的殉难者，也不比你们少。
所以，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么，这仅仅是你们希望一切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保留下来，而他们却希望变革。当他们想着一切不能永远原封不动，如果他们没有从你们那里取来的，荒唐和有害的谬见。以为一些人能知道未来一切人所特有的生活形式，并且，可以用暴力建立这种形式，那他们就会比你们更加正确。其余一切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种事，而且采用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他们完全是你们的学生，他们，像俗话说的，全是你们一盆水里的几滴水珠；他们不仅是你们的学生，他们还是你们的产物，你们的孩子。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他们。所以，当你们想以强力镇压他们的时候，你们所做的，就和一个人使劲在挤对他开着的门一样。
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么，这决不会有利于你们，而是有利于他们。他们可以从轻的理由，第一，他们的暴行是冒着很大的个人危险干出来的，这种危险比你们冒的大得多，而冒险和危险，在易于受骗的年轻人眼里，可以为许多过错辩护。第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纪轻的人，本来容易犯错误；你们却大部分是成熟的人，年老的人，对犯错误的人是能持以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理智态度的。第三，利于他们的可以从轻的理由还有，不论他们的杀人行为多么可恶，他们还不像你们的施里塞尔堡要塞、苦役、绞架，枪毙那样冷酷残忍。第四条可以减轻革命家罪过的理由，他们都毫无疑义地不接受任何宗教教义，认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正确，因此，为了臆想的多数人的幸福而杀一个人或几个人，他们的行动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你们，政府人士们，从下级的刽子手到高级的主管他们的人，你们是捍卫宗教、捍卫基督教的，而基督教无论如何也同你们所干的事不能相容。
你们，年老的人，另一些人的领导者，基督教的信奉者，你们说：不是我们开的头，那是他们”，这就像打架的孩子，因打架遭到斥责时说的话一样。你们，担当人民统治者角色的人，不会也不能讲出任何比这更好的话了。可是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是承认这样的人为上帝的人，他以最明确的方式不仅禁止任何屠杀，而且也禁止对我们弟兄发泄任何怒气；他不仅禁止法庭和惩罚，而且也禁止责备我们的弟兄；他以最明确的言词废除一切惩罚，承认永远宽恕不可避免，无论罪行为重复多少次；他吩咐把右脸送给打了你左脸的人，而不要以恶报恶；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妇女被判受石块打击的刑罚，这就非常简单、非常明白地表明一些人不能责备和惩罚另一些人。你们，承认这位导师是上帝的人，除了“他们开了头，他们杀人啦，———来吧，咱们也来杀他们”，却找不到任何别的话说明自己做得对。
我熟识的一位画家想画一幅《死刑》图，需要一名刽子手做模特儿。他打听到那时莫斯科有一个看门的仆役做刽子手的工作。他去到看门人的房子里。这天是复活节。家里人衣冠楚楚，都坐在茶桌旁，男主人却不在，后来才明白，他看见陌生人，就躲起来了。妻子显得很困窘，说丈夫不在家，但小姑娘却道出了他的底细。
她说：“爸爸在阁楼上。”她还不知道，她父亲知道自己干坏事，所以他应当害怕大家。画家向女主人解释，他需要他丈夫作“模特儿”，好照着他的模样画一幅肖像，因为他的相貌适合这幅想画的画（当然，画家没有说他需要这位仆役的相貌画一幅什么画）。同女主人谈了一阵，画家为了做个人情，就向她提出一个建议，说可以把她的小男孩带回去学画。这个建议显然博得了女主人的好感。她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男主人皱着眉头走进来，很阴郁，有些惊慌不安，他把画家一直追问了好半天，为哪桩事，是什么缘故他需要的正好是他。当画家对他说，他在街上遇见过他，觉得他的相貌很适合画画。仆役问，他在哪里看见他的？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显然，由于害怕和疑心有什么坏事，他完全拒绝了。
是的，这个动手干的刽子手知道他是刽子手，知道他干的是坏事，由于他干的事，人们都憎恨他，他也害怕人们。我认为，这种意识和在人前的恐惧至少可以洗刷他的部分罪过。而你们大家，从法庭书记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发生的暴行的间接参加者，你们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觉得可耻，而参与制造恐怖，你们是应当感到可耻的。不错，你们也害怕人们，像那个刽子手一样，你们对罪行的责任越大，就害怕得越厉害：检察官比书记怕得厉害，法庭庭长比检察官怕得厉害，省长比庭长怕得厉害，总理大臣怕得更加厉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厉害。你们大家都害怕，但不是由于你们知道你们办坏事，像那个刽子手似的，而你们所以害怕，是由于你们觉得人们在办坏事。
因此，我认为，不论这个不幸的仆役堕落到何等不可救药的地步，比起你们，比起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参与者和多少负有一些罪责的人，只责备别人而不责备自己，还趾高气扬的人，他们在道德上毕竟高超得多。
我知道，一切人都是人，我们大家都是弱者，我们大家都怀有谬见，一个人不能责备另一个人。我和我的感情作了长久的斗争，我这感情是这些可怕罪行的肇事者过去和现在激发起来的，而这些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就激发得越加厉害。但现在我再也不能，再也不愿同这种感情斗争了。
我之所以不能和不愿，第一，这是因为这些看不见自己罪孽的人需要揭发，他们自身需要揭发，在这些人表面的奖励和颂扬影响之下赞助他们骇人听闻的勾当，甚而还竭力仿效他们的无数庶民百姓，也需要这种揭发。第二，我之所以不能和不愿再作斗争，这是因为（我公开承认这点）我希望我对这些人的揭发，能引起我非常希望的通过某种方式把我从他们那些人的圈子中革除出来，我现在生活在他们当中，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罪行的参加者。
要知道，现在在俄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共同的幸福，为生活在俄国的人生活温饱、太平安宁而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切也是为了生活在俄国的我而做的了。然而，为了我，这却是人民贫困，被剥夺了起码的、天赋的人的权利———使用他们所诞生的土地。为了我，这是数十万穿上制服，被训练来杀人的失去幸福生活的庄稼汉；为了我，这是负着歪曲的隐瞒真正基督教的主要职责的冒称宗教界的人们。为了我，这是把人们从此地驱赶到彼地；为了我，这是千千万万彷徨在俄国的饥饿的工人；为了我，这是千千万万在不够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监狱中死于伤寒和瘟疫的不幸的人。为了我，这是被逐放、被监禁、被绞死者们的父母和妻子的痛苦。为了我，就是这些特务侦探和阴谋暗害，是这些杀人的警士，因杀人得到奖赏的人。为了我，这是掩埋成十、成百遭枪杀的人；为了我，这是以前很难找到，而现在却不那么厌恶这种事情的刽子手的可怕工作。为了我，是这些绞架和吊在上面的妇女、儿童和男人；为了我，这是人们相互间可怕的愤恨。
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我而做，我是这些可怕事情的参与者，这样的断言不管多么荒唐，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我宽敞的房间、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余暇和为了铲除想要夺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间，有着毫无疑义的依附关系。虽然我知道，如果没有政府的威胁，会把我所享用之物夺走的所有这些无家可归、满腔愤恨、堕落败坏的人，都是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我今天的安宁实际上是政府现在制造的恐怖造成的。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不能，我应当从这种痛苦的处境里解脱出来。
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也不会。
因此我写下这篇东西，我将全力以赴把我写下的东西在俄国内外传布，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结束这些非人的事件，或毁掉我同这些事的联系，以便达到或者把我关进监牢，在那里我会明确意识到，所有这些恐怖都不是为我制造的，或者最好是（好到我不敢希望有这样的幸福）像对待那二十个或十二个农民似的，也给我穿上尸衣，戴上软圆帽，踢开凳子，让我全身的重量勒紧套在我这衰老喉管上抹了肥皂的套索。
现在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中的一个目的，我呼吁这些可怕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我呼吁大家，从给人类兄弟、给妇女、给儿童戴软帽，套绞索的人开始；从典狱官到你们，这些可怕罪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许可者。
人类兄弟们！醒悟吧，反省吧，要明白你们在干什么。回想回想你们是谁。
要知道，你们在成为刽子手、将军、检察官、法官、总理、沙皇之前，你们首先是人。今天你们出现在神的世界，明天就不会有你们了（你们，过去和现在都为人们特别憎恨的各类刽子手，你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难道你们，神的世界上转瞬即去的人，———要知道，如果你们不遭杀害，死神随时随刻都站在我们大家背后的———难道你们在你们光明的时刻，看不出你们生活的使命不能是折磨人，杀害人，对自己被杀却吓得发抖，看不出你们向自己说谎，向人们和上帝说谎，却要自己和人们相信，你们参加这些事情，是为千百万人的幸福做一件重要和伟大的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没有为环境、阿谀奉迎和司空见惯的诡辩所陶醉的话，———想出这一切话语，其目的不过是即使做坏事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你们不会不知道，你们，正如我们每个人一样，只有一件包含其余一切事情的真正事情，———要遵照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志，活过赋予我们的一瞬短暂时刻，要遵照那个意志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个意志所希望的只是一件，就是人人相爱。
可是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用在什么上面呢？你们爱谁？谁爱你们？是你们的妻子吗？你们的孩子吗？但这并不是爱。妻子和孩子的爱，这不是人类爱。动物也会这样爱，而且更强烈。人类爱，这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像爱神的儿子和弟兄一样。
你们对谁有这样的爱？谁也没有。那么谁爱你们？谁也不爱。
人们害怕你们，像害怕刽子手或野兽一样。人们奉承你们，因为他们在心里鄙视你们，憎恨你们，———那是恨得多么厉害啊！你们知道这个，你们害怕人们。
是啊，你们大家都想想吧，从高级到低级的参加屠杀的人们，你们都想想你们是谁，停止你们所做的事吧。停止吧，———这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个人，不是为人们，不是为了人们不再责备你们，而是为自己的灵魂，为不管你们怎样摧残都活在你们心中的上帝。
品味
本文写于一九八年。那年五月十日，托尔斯泰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二十名农民因为抢劫地主庄园而被处以绞刑。这使他感到异常愤慨并陷入沉思，于是，写出了这篇作品。事后，沙皇政府逮捕了发表本文的报纸发行者，甚至有人仅仅因为读了这篇作品而遭到监禁。
以文体而言，这是一篇具有政论性质的散文。这是一篇揭露和抨击沙俄统治者凶残暴行的战斗檄文。
本文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托尔斯泰以他所擅长的小说笔法，生动地描绘了发生在赫尔松地区的屠杀无辜农民的血腥事件。
全文采用第一人称形式，而当声讨杀人者的罪行时，则以第二人称形式出现，痛快、犀利、淋漓尽致，有一泻千里之势而又能直中要害。它充分显示出作者托尔斯泰的强烈的爱憎情感。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俄国的黑暗现实，还有助于我们认识作者超出常人的思想深度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