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都班师回到俄罗斯，在自己汗国都城中驻守。从东到西，几万里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统治的钦察汗国，欧洲人称为金帐汗国。俄罗斯侯王在金帐前战栗听命，达240年之久。当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后，金帐汗国仍然统治着俄罗斯。直到16世纪中叶，俄国彼得大帝兴起，蒙古人在俄国的统治才衰退而消失。
四大汗国是蒙古统治者逐次在西征胜利中扩张领土的结果。四大汗国在研究蒙古和元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绕不过对由四大汗国所组成的超级帝国的研究。它们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实际上又各自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四大汗国的出现，是蒙古族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四大汗国中的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的长孙、西征统帅拔都所建，疆域最为辽阔，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由于拔都的大帐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钦察汗国也被称作“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
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初领有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路及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初建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察合台系后王笃哇与窝阔台系后王海都联合，多次与元朝皇帝军队争战，终世祖一朝未断。至公元1303年始与海都子罕八儿归服。
窝阔台汗国是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领有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1229年窝阔台继汗位后，将封地赐给其子贵由。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以窝阔台系诸后王屡与作难，将封地分割，分授诸王，以去其势。窝阔台子合丹领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灭里领额尔齐斯河之地，窝阔台孙脱脱占领叶密立，海都占领海押立（今伊犁西）。
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统帅旭烈兀，他与元朝统治者同为拖雷后裔，关系也较其他汗国更为密切。其疆域东起今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是沟通亚欧两洲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之一。元朝曾经与伊儿汗国双方互派官员、工匠，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很频繁。阿八哈汗时（1265～1282年）相继败西利亚（今叙利亚），战埃及王，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合赞汗时（1295~1304年），进行一系列改革，清除积弊，制定税率，整治驿站，鼓励农桑，统一货币及度量衡，加强法制，提倡文治，是汗国最盛时期，农牧商业均得到发展，岁入增加。同时合赞汗为争取当地领主和穆斯林的支持，改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废除“大汗”称号而改称“苏丹”，加速了当地蒙古人的伊斯兰化进程。
蒙古西征后，在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被称为“四大汗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在血统上均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彼此血脉相连，因而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与元朝驿路相通。
5.野蛮文明，二元帝制
大元王朝在1271年建立前夕的“大蒙古国”时期，先后经历了元太祖铁木真时代、元太宗窝阔台时代、乃马真皇后时代、元定宗贵由时代、海迷失皇后时代、元宪宗蒙哥时代这六个政治王朝。而且从国家政治风格来看，这六个时代均极度推崇蒙古民族那种粗放、强悍、野性的草原本位政治，排斥甚至鄙视中原汉家文明。因此在大元建政以前的前元时代，出于对于武力、血腥的嗜好，蒙古族统治者依据特权而在中原的北方地域开始了野蛮的政治策略--屠杀或罚俘为奴。于是，这种草原狼性的政治风格，不仅严重地摧毁了北方的经济复苏与社会稳定，而且更为可怕地确定了蒙古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成为“魔鬼”的代名词。于是，当元世祖忽必烈另立朝廷、平叛蒙哥政治集团之后，即一改前元粗放的政治风格，大力推行中原汉制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及文化教育政策，将仁政思想引入到大元的政治思想架构中，最终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元世祖忽必烈大力采用汉人政策，耶律楚材功不可没。一个非蒙古族人能得到蒙古大汗的重用，并且影响着全帝国制度和立法的建立与制定，这在200多年的超级帝国统治中也只有耶律楚材一人。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
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
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父亲感到金的大势已去，取《左传》中“虽楚之才，晋实用之”之典，给他取名耶律楚材。他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三教九流，无不精通，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是浸入血脉。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所以受佛法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皈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今北京市），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办事，耶律楚材以长胡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成吉思汗叫他“吾图撒合里”。“吾图撒合里”就是蒙古语长胡子的意思。
在成吉思汗的西征中，耶律楚材特别受到他的宠爱，因为耶律楚材会星象占卜，预言常常应验，所以成吉思汗对他更加器重。成吉思汗去世以后，窝阔台即位当了大汗。他重用耶律楚材，使耶律楚材在改变蒙古帝国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耶律楚材把帝国向着他理想中的儒家方式来引导。
蒙古帝国在入主中原之时虽然有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这种状况也是被身受礼教君臣思想教育的耶律楚材打破的。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在选举大会上，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蒙古国有了尊汗的下拜礼。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这其实就是元朝汉化的开始，只是后来他们的汉化较清王朝迟滞了许多。
耶律楚材在自身做人方面更是堪称千古的楷模。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便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了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
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他有，足见他的清廉。耶律楚材还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追述随军生活的《西游录》，记载了我国新疆和中亚、西亚的见闻，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元世祖忽必烈采用大臣耶律楚材的汉化建议，大部分都遭到了蒙元保守贵族集团及既得利益势力的强力抵制，甚至导致了原本同属“黄金家族”的四大汗国的独立叛乱，挫折困苦异常。但在面临艰难国政选择--是胡风，还是汉制的问题之间，元世祖忽必烈即使深知前途艰难非常，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大力采用了中原文明，由此而吸引了汉地人心、稳定了政治统治，避免了严重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危难。忽必烈的后代也一直在汉化道路上做着艰苦的努力。
公元1294年4月蒙古诸王贵族召开选举皇帝的大会。会上，铁穆耳登上帝位。大业已成，百业待兴。而铁穆耳把自己的统治风格自始就定在守成的基调上。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公元1294年5月10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规。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
公元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直到5月海山继位，为元武宗。武宗即位时，尚书省正式成立，以太傅乞台普济、脱脱虎分任右、左丞相。9月，颁行至大银钞。以至大银钞一两兑换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限各地在诏书到达的百日内兑换完毕。为此，在各路设平淮行用库负责兑换。在各路、府、州、县设常平仓平抑物价，禁止私自买卖金银和运金、银、铜钱、绵丝、布帛出海。20日，尚书省臣奏，请求拨至元钞本百元锭以给国用，开铸铜钱，将中书省宣敕、用人权划归尚书省，恢复忽必烈时代的旧制。
海山于公元1311年1月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尚书省所有改革措施。
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熟读汉族典籍，尤倾心于释典，不事游猎，不喜征伐，不崇货利，是一位颇有文化底蕴的皇帝。公元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后仅3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逮捕并处死。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数裁减到1293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
爱育黎拔力八达一直有着深厚的儒学情节，他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贤院。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
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从此，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终元之世，没有多少改变。儒、道、释并举，不断地影响着元代的意识形态。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朝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