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官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地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复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官方惟一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由于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朝与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大大促进了国内的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被发现，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元朝制瓷业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江西的景德镇，自北宋以来，200多年间形成瓷业的大都会。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还采用瓷石加高岭土，创出了“二元配方”法，提高烧成温度，减少瓷器变形，而烧出了颇有气势的大件瓷器。技术及质量的领先，使景德镇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的“瓷都”。
青花瓷是元代瓷器的重大发展和代表，它突出了元代瓷器的特点。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和烧造方面，都较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它已不像宋代青花那样釉色晦暗，而是色彩明快，釉质光润，烧造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风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当时烧造的水平。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大批远销到海外，当时欧洲的贵族家中都以能有一件中国的瓷器而荣耀。
随着瓷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带动，整个元代的手工业都出现了蓬勃的繁荣景象，瓷产业的车头带动加速了手工业整体的提升。
元朝手工业的特点是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元代手工业以官手工业为主，私人手工业作坊较前减少，这是因为，蒙古人对中原技术的喜爱，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支配中原的技工匠人。元大都设“诸色匠人总管府”，各业“提举司”等，作为官手工业的总管机关，下设印、染、绣、罗、毛、镔铁、玛瑙玉局等；后来在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织造局、酒醋局等。
官府手工业的原料来自科差征收等手段。其产品多用于王公贵族和宫廷的消费，很少进入市场，这些与前代相同。有所区别的是元官府手工业的工匠--系官匠人，他们户口单列，职业世袭，身份同于工奴，没有人身自由，多是元初征服地区（中原、中亚）的工匠的后代，以及后来以种种名目拘扣的。工匠分三类：军匠--生产武器，由军队管辖；人匠--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局院生产，受局院辖；投下匠户--封主王公贵族管辖。由于系官匠人身份低，待遇低，导致反抗，工作效率降低，政府也曾不断招募民间匠人，或差派工匠以补其不足。
这些都是元代手工业的特点，可以看出国家的扶植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呈现出了一些国家工业的原始味道。在国家整体的带动下，民间手工业也是异常活跃的。
在国家支持的产业中，火器制造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这与整个帝国的征服脚步是极其合拍的。火器制造在南宋和金朝都已有相当的成就，元朝又有较大的发展。现存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铸造的铜炮（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35.3厘米，口径15厘米，重6.94公斤。
和金代火炮比起来，进步之大是很明显的。
元末至顺三年（1332年）造铜炮还出现了有一种燃烧火器叫“没奈何”，当接近敌船时，点燃火线，用刀砍断悬索使落敌船之上，火器俱发，焚毁无救，足见火器使用己达相当规模。另有一种可以投掷的爆炸性武器铁火炮，它大概接近于金人的“震天雷”。明朝人何孟春曾在西安城楼上见到过去贮藏的铁炮名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火发炮裂，铁块四飞，能远毙人马。
不仅是火器，其他武器，蒙古人也是精心捉摸的。元军攻襄阳，用回回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所造巨炮（投石机），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常州之役，伯颜又使用回回炮，“甚猛于常炮，用之打入城，寺观楼阁尽为之碎”。这种投石机确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此外，元代还出现了折叠弩、叠盾等经过改进的武器。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民间手工业中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松江人民制作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已发展的相当成熟，织出的棉布图生动如画。松江传习棉织技术，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据王祯《农书》所载元代棉纺工具，与历来的丝织麻纺工具大致相同。松江棉织业当是在汉族丝麻纺织的基础上，吸收黎族的棉织技术而有新的发展。
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染法是从日本学来。用木棉布染印，青纹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在元朝民间还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里所说的黄婆婆就是闻名古今中外的著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中国著名的蓝印花布，就是出自黄道婆之手。正是因为有了她，海南先进的纺织技术才被带到了江南，才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棉纺织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才会有蓝印花布印染技术的普及、提高和发展。
元朝的经济繁华的重要标志就是元大都，公元1267年元大都的建设开始动工，历时20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自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像，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笔直而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就有约40万，可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万人。元大都从城市建筑规模之雄伟恢宏、建筑工艺之精美壮丽、商业贸易之繁华发达以及东西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彩，都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些欧洲旅行家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有的还写下了游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用了许多篇幅和形容词赞叹大都之繁华。如“宫殿之大，前所未闻”；各种建筑“巧夺天工，登峰造极”；艺术作品“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出售商品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约翰·阿拉的《大可汗国记》中，也认为大都的“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难怪当时的西方人读到这些游记后，会对中国和大都惊羡不已，以至掀起了寻找东方航路的热潮。
大都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全城的中心钟鼓楼一带。这里西濒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海子，南来的商船聚泊在这里。沿岸歌台、酒楼遍布。钟楼的附近有米市、面市、缎子市、毛皮市等，而西城羊角市一带还有羊市、马牛市、骆驼市。甚至附近还有专门贩卖驱奴的人市。中都旧址虽日趋冷落，然道观寺庙却仍然香火盛行。每年正月十九，京城的居民纷纷来白云观游玩，称之为“燕九节”或“安邱节”，届时人流拥挤，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元朝的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朝的大运河总长3000余里，和今天的大运河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大运河的通航，网织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交流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突破性的发展。大运河的通航，也大大促进了南北科学文化的交流。同时，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因为有了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