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吞并乌拉部。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努尔哈赤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扬了威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轻气盛的战神在自己开始进入人生的巅峰时，并不是一味有勇无谋只知杀戮饮血，而是毅然着手建立完备的政权与强大的后方。可见，他也是深谙屯兵与休养生息之道的。
1587年，他筑佛阿拉城（今新宾县城），颁教令，立法制，称王。政治上，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1599年他亲自主持创制了本民族文字，用蒙古字母拼写满文，即无圈点老满文。完颜阿骨打创制的女真文到明中期时就已逐渐失传了。建州兴起后，与明王朝及朝鲜、蒙古的公文来往还依赖汉文。在向本族人发布军令、政令时用的是蒙古文，但只有少数女真贵族能懂。努尔哈赤这一举措进一步推进了女真的独立。
1601年努尔哈赤沿用女真古老的狩猎组织形式建立了四旗，即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四旗有效地把民众的整体协作能量发挥了出来，努尔哈赤统辖范围内的经济和军事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外交上，努尔哈赤“效忠”于明朝，升授高官，朝贡互市，双方关系十分“融洽”。他深知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与明朝正式对抗，需争取时间。因此，他对明朝的态度在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年）之间，始终表现出一副老实顺从的样子，不仅积极上京朝贡，还派自己的儿子巴卜海入明为人质，他的一系列举措麻痹了当时的辽东巡抚张涛，明廷因而放松了对建州的警备。
当时明人称之为“边墙”的长城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也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这恐怕关键在于努尔哈赤适时的休养生息政策吧。这一政策无疑也起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使明王朝没有果断地出兵扼杀逐渐强大的建州女真部。
努尔哈赤在以武力攻伐的同时，常用联姻联盟来笼络人心、招抚各部。他不像生在汉家的崇祯皇帝那样被实际上早已过时的传统礼教的繁文缛节缚住了手脚，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做垂死的挣扎。努尔哈赤有足够自由的空间施展拳脚。他可以毫不避忌地与敌对力量联姻联盟。只要是于他实现一统天下有利，他就与之联姻联盟。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的生母就是女真各部中曾经最为强悍的叶赫部落的一个贝勒的女儿。而这个最为强悍的叶赫部却是淮南蒙古的一支建立的。事实上，后金至清初，满族统治者为巩固后方，全力攻明，对北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政策，与他们结为儿女亲家，加强了血缘关系，因此，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福晋、侧福晋以及他们子孙的后妃有不少都来自蒙古各部，特别是科尔沁部。同样，太宗及太宗以后，也有很多清室公主下嫁到科尔沁部。
相对于汉人皇朝强烈而狭隘的大汉族才是正统的观点，塞外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先进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背后表面看上去仍然是一个泱泱大国，内里却因内忧外患早已残败不堪了；努尔哈赤马背上打天下，戎马倥偬仗剑飘零一生，可他所到之处，一个真正的王朝正在崛起！
2.八旗制度，军队扬威
努尔哈赤迅速崛起后，得到了明朝的承认，陆续晋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明朝武官的二品散阶。女真人中，努尔哈赤是继海西哈达名酋王台之后第二位得此殊荣的），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有名酋长，这大大提高了其政治地位，加速了其统一女真的进程。早在他晋为都督佥事成为“建州王”时，就引起了女真其他部落的猜忌。当时女真最大的部落叶赫部感到自己的优势受到了威胁，向努尔哈赤提出了领土的要求。遭拒绝后，叶赫部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联合满蒙九大部落攻打建州。
九部联军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进军。开战前夕，探骑回报说敌军的灶火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努尔哈赤听后却倒头继续呼呼大睡。妃子富察氏沉不住气推醒他：“都火烧眉毛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觉？难道你是乱了方寸，心里害怕？”努尔哈赤答道：“我如果真是害怕的话，怎么可能睡得这么安稳？我知道叶赫迟早要来，因不知确切时刻而挂心，现在他们既来了，我倒是心安了。何况我顺天命安疆土，叶赫部纠集九国来犯我，是逆天而行，我有什么可怕的。”
果然，这场战役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败了九部联军。叶赫于是遣使向其通好，将东哥许给了他。当初为拉拢乌拉部，东哥是许给了乌拉部布占泰的。谁料战场上布占泰被俘，东哥的父亲布寨也战死，东哥却向哥哥布扬古贝勒说：“努尔哈赤是杀父仇人，谁能够杀了他，我就嫁给谁。”于是，叶赫部以“杀努尔哈赤”的条件向诸部落公开为东哥征婚。结果努尔哈赤以悔婚夺婚为借口，一举灭了海西女真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东哥后来嫁到了蒙古部，仅一年就郁郁而终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黄、白、蓝、红四旗基础上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满洲八旗。置分散女真人于旗下，旗人“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对于旗主，分属君臣，除了从事生产外，还有纳税、服力役和当兵义务，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八旗兵制初创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组织，具有行政、军事和生产三种职责。八旗之编制，每三百人设一佐领，每五佐领设一位参领，每五参领设一都统。都统即旗主，旗下统领七千五百人。各旗旗主，都由努尔哈赤的子侄亲属充任，在本旗内，都统地位有如一国君主，旗下一切人员都必须完全服从旗主的命令。努尔哈赤本人则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统率下的八旗兵军纪严明，训练严格。凡出征，令“死兵”在前冲杀，“锐兵”随后跟进，战后赏功罚罪。八旗初建时，不但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行政和生产职能。
阎崇年认为，八旗制度是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教联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的一个核心制度，也是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统领的八旗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
李治亭评价八旗制说，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皇太极完成的。他增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李治亭《必须还历史以真实》）。
努尔哈赤是战神与国师的完美结合体。换言之，他身兼文武，行军治国俱佳。尤其是八旗制的制定与实施，堪称一代创举。其祖先曾受辽人控制，辽人当初实行的就是“分而治之”、“以女真治女真”的政策。努尔哈赤巧妙地施展了一招移花接木，将辽人当初制服自己祖先的政策运用得更加水到渠成，引领族人走向了强盛。
八旗制度确立的第二年，也就是东哥死的那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年号“天命”（史学界称为“后金”）。当年女真的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定国号为“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努尔哈赤将自己建立的新政权仍叫做“大金”，寓意也在此。
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接下来便着手厉兵秣马，扩充军队，刺探明军军情，积极从事战争准备。
在1618年伐明以前，努尔哈赤与明廷之间的周旋有如泥鱼。泥鱼是一种不惧怕干旱的鱼，遇上久旱水涸的时候，就会全身裹上泥，滚上几天，有了水便立刻从泥壳中爬出，又照旧游来游去。努尔哈赤在征战统一女真时，每遇到明廷的阻挠，几乎都采取了妥协的姿态，以混淆最强大的对手明王朝的视听，等到他与明廷剑拔弩张的关系有所改善了，这才继续进行他的征战统一进程。
有了强大的政权与军事实力做后盾，努尔哈赤一反他一贯“效忠”明王朝的态度，开始要大干一番了，于是1618年4月13日他以“七大恨”誓师伐明。
“七大恨”总体上就是对明王朝欺压女真的一种申诉。其具体内容依据记载不同稍有出入，《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和《满文老档·太祖》卷六都有记载，一大恨是明政府杀其父亲和祖父；第二恨明廷“护卫叶赫”；第三恨乃伐木之争中，明廷背弃誓约，扣押女真使者，硬要女真献出十人送死；第四恨为明廷强出兵帮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的未婚妻转嫁蒙古；第五恨明廷遣兵，驱逐祖祖辈辈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明廷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吞并的哈达地区。
《明满关系的变化与清朝大军进驻辽东》一文中说，“七大恨”的具体仇恨，固有很多不尽准确之处，但努尔哈赤利用这七件事说明的主要论点，来表达女真对明朝政府暴政的愤怒，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个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朝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为两百多年双方交往的历史反复证实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都自命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是高不可攀，贱视“诸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称建州为“东夷”，称蒙古为“西虏”，一切少数民族都是“蛮夷”，都是低贱之人，对之任意欺凌，百般盘剥。
在努尔哈赤方面来说，“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就明王朝而言，所谓的“七大恨”未尝不是借口，是欲加之罪，甚至是无赖污蔑。
两天后，八旗军直抵抚顺。抚顺虽然是明王朝在辽东的驻守重镇，但当时抚顺城只有守兵一千余人，城池也不坚固。据王皓沅《细说清宫十三朝》中载，攻打抚顺城时有汉人范文程献计智取。于是天命汗努尔哈赤依了他的计策，未攻城前先遣人到抚顺马市造谣说：“明日有三千商人来做大市”。第二天一大早，努尔哈赤的先遣部队扮作商人模样，“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以便与攻城的主力军里应外合。这不免使我们联想到特洛伊木马，围攻9年后，到第10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献了一计，就是把一批勇士埋伏在一匹巨大的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退，就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搬入城中。到了夜间，埋伏在木马中的勇士跳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将士一拥而入攻下了城池。
抚顺守将李永芳在得不到援军的情势下突遇袭击，措手不及，接受了后金的招降。八旗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抚顺，接着顺道又夺取了东州、马根单等城堡百多个，共计掳掠人畜约三十万，编降民千户。二十一日，班师途中全歼闻讯前来救援的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五月，攻克明的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等大小堡十一个。七月，后金军攻入鸦鹘关，攻占清河堡。至此明抚顺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所占。
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擢升他为副将，还把孙女嫁给他，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降民千户。
明廷与后金议和不成，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迫在眉睫了。明廷任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集粮饷，置购马炮器械，进行战争准备，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旨在消灭后金的战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杨镐对云集辽沈的明各路大军二十四万（一说十一万，一说四十七万）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四路，先分头进军，而后合聚赫图阿拉，一举围歼后金军。
一向重视侦察敌情的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态早就了如指掌，后金举国皆知大战将临。想当初，九部联军来攻时，建州兵将“皆失色”，十分惊恐，军心不稳；现在，虽然面对号称四十七万的天朝“圣兵”，敌众我少，八旗劲旅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这一战关系到后金的生死存亡，正如兵法所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八旗军而言，这一战必打而且必胜。不打退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斩杀无遗，八旗官将士兵也在劫难逃，整个后金就要被彻底消灭，至少是大部被诛戮，残存的少数“顺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为明廷统治。于是八旗将士坚定了他们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对大军压境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