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必要性的研究。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尽管总的说来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这个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坚定认为，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反映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6期的《关于试办“农民协会”的若干问题》；洪大用发表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2年第6期的《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几个问题》；陈寄根在《改革与战略》1993 年第 6 期发表的《建设中国农民协会的探讨》；谷文晓在《内部文稿》1993年第10期发表的《建立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等文章，都主张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这一阶段人们对建立农民组织的关注更多侧重于能履行政治功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程同顺发表于《乡镇论坛》1996年第11期的文章《农民究竟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一文，从政府过程的利益表达环节提出，中国农民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利益表达却呈现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使农民的利益表达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建立一些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项继权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 年第 5 期的论文《农民协会的组织功能和作用》，则系统考察了爱尔兰农民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组织化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近的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水平，主要侧重于提高农民建立、参加经济组织的水平。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非常多，在此无法一一列出。与论文相比较，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不算太多，主要有：秦柳方等（1994）主编的《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张晓山（1996）所著的《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魏道南、张晓山（1998）合著的《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探析》；牛若峰、夏英（2000）主编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概论》等。论文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1999）的《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和李惠安（2000）主编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2）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理论依据研究。
曹晔（2002）论证了农民组织化的理论依据，分别对分工协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厂商竞争理论、合作化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社会分工与协作是现代生产组织不可分割的两面，有分工必然有协作，分工与协作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为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和制度变迁的供给理论，两种理论各自强调了市场主体和国家组织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3）关于农民组织化的载体的研究。
郑传根（2002）认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最佳组织形式；曹晔等（2002）认为可以通过企业组织模式、合作社组织模式、契约组织模式和市场组织模式等四种形式解决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王智军（2000）则认为应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建构农民组织系统。纵向层面：基层农民自组织、地方农民自组织和全国农民自组织；横向层面：经济自组织、文化自组织、政治自组织、社会服务自组织。张晓山（2000）则从中国加入W TO与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并认为发展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有其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牛若峰（2000）将农民组织化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战略问题，并认为合作制是农民组织化的主要形式。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股份合作、经纪人、专业协会、土地流转、劳务输出、种植业结构调整、特色养殖等方面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张素罗（2002）借鉴日本农协的经验认为应该培育现代农民，为农民组织化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同时还提出充分利用社区合作组织的组织资源。向国成（2002）认为我国农业组织模式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分别为“小农生产＋小农经营”模式、“小农生产＋大农经营”模式和“大农生产＋大农经营”模式，并认为我国现阶段适合“小农生产＋大农经营”模式。孙强（2002）认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因其灵活性和自主性而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载体，并认为对专业合作组织在制定法律和出台优惠政策方面应加大力度。陈阿兴等（2003）认为在农产品流通环节建立高效率的流通合作组织是解决农产品流通困境的有效途径，以此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促进传统的供销合作社和新发育的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两类组织实现农产品流通资源对接的观点。咸春龙（2002）从农业产业化经营角度研究农民组织化问题，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民组织化严重滞后的问题亟待解决，认为发展合作社等中介组织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吴钢（2003）认为可以通过“公司 农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经营和劳务输出组织来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
（4）关于农民组织的生发机制的研究。
李前兵（2003）认为农民中介组织发育有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两种方式，并认为目前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有能力推动中介组织的发育，但从长远看诱致性变迁将占据主导地位。余晖（2003）认为行业协会有“体制内生成”、“体制外生成”、“内外结合型”和“法律规定型”等四种生成途径。体制外的是由民营企业自发形成，期望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求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体制内的是政府转变职能，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组建行业协会，在政府的授权或委托下，承担部分行业管理职能。一种是体制内外结合型的，这一类型的行业协会既是在政府的直接倡导和大力培育下，又是在各类相关经济主体自愿加入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还认为这类协会组织具备最完美的合法性结构，几乎同时取得行政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合法性，因此它们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与政府和成员企业之间的摩擦程度可能是各类协会组织中最小的。另一种是法律授权产生的行业协会，这类协会是通过立法途径产生或事后确认的，在我国为数不多，如各种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律师协会。
（5）农民组织可以根据其性质和功能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农民家庭组织、农民经济组织、农民政治组织和农民文化组织。程同顺将农民组织分为三类：政治性的农民组织、经济性的农民组织和基层自治性的农民组织。
关于农民经济组织的分类，留华峰等将农民经济组织划分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自组织合作经济组织；陈继荣等将其划分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基金会；王颖则将其划分为行政组织系统和经济组织网络；罗必良将农民经济组织划分为市场主导型农民经济组织（主要从事产品或服务的买卖交易）、企业主导型农民经济组织（带有明显的企业特征）和政府主导型农民经济组织（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甚至主导控制的特点）。
（6）关于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指标的研究。
刘伟从政治学的角度给出了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衡量指标——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频度和质量，村民委员会主导村级事务的频度和实际效果，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认可度和期望值，村民委员会在处理集体利益与村民利益上的表现，等等。但王勇设立的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指标体系是目前最为全面、具体、可行的指标体系，对农民组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包括基础指标、程度指标、进程指标和效果指标。
1.3.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农民组织化的研究现状资料难以获取，本书以国外农民组织化的主体选择——合作社的研究来代替，以国内学者研究国外合作社的进展现状和国外合作社自身的发展现状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3.2.1 对合作社原则的研究
过去的一个世纪，不同派别的学者分析、研究了合作社原则的应用。尽管使用的术语有些微小的差别，但其中的三个原则已经被广泛地认识和实践。这些原则已经在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已被公众所接受，更重要的是，它们区别了合作社与其他企业的不同。
（1）用户受益原则。
合作社的社员联合起来，是为了获得从其他途径得不到的服务，及时获得优质原材料、进入市场销售以及其他的互惠利益。统一行动赋予社员规模经济的好处和讨价还价的能力。社员从这些服务中的受益与其利用合作社的程度成正比。社员还通过分享合作经营的收益而受益。合作社通过有效的业务经营和产品增值所产生的净收益，按照社员利用合作社的程度返还给社员。没有合作社，这部分利润将会被中间商或加工商所赚取。
（2）用户拥有原则。
社员拥有合作社的财产，有责任根据使用程度向合作社提供资金，以保持合作社的正常经营并不断发展。
（3）用户控制原则。
作为拥有者，合作社的社员控制它的活动。控制权通过年度和其他的社员会议投票或者间接通过选举的董事会来行使。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社员在合作社拥有的股权有多少，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多少，每个社员都只有一个投票权。在有些情况下，大户社员视交易量可以得到一个或更多的额外投票权。为了保证投票的公平，社员额外的投票权常常是有数量限制的，这为合作社全体社员的民主管理提供了保障。只有社员才可以投票选举董事，批准合作社重大的涉及法律和机构变更的重大事项。社员选举领导人，有权监督合作社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服务，从而保证合作社集中精力服务社员，而不是为外来投资者赚得利润或者达到其他目的。
1.3.2.2 对合作社分类的研究
（1）按地域范围分类，合作社大致可以分为：基层合作社、中层合作社、地区合作社、全国性合作社和跨国合作社。
（2）合作社按社员的组织结构分类可以分为核心型合作社、联合型合作社和混合型合作社。
核心型合作社的社员是个人和企业（包括合伙企业和家庭公司），几乎所有基层和中层合作社都是核心型合作社。当然，地区性、全国性和跨国合作社也可以是核心型合作社。核心型合作社有一个中心办公室，一个由社员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和一个管理所有业务的经理。合作社的业务通过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或分店经营，分支机构的雇员对总部负责。
联合型合作社的社员是其他合作社。每个社员都是一个独立的合作社，拥有对联合合作社事务的表决权。基层合作社一般组建联合型合作社，开展一些对于单个合作社来说既复杂又昂贵的活动。例如加工生产资料，跻身主要的金融市场，开拓全国性或全球性营销市场等。联合型合作社的每个社员都有自己的董事会、经理、雇员和机构，为自己的社员提供服务。联合型合作社也有自己雇佣的管理层、雇员以及由社员合作社选举产生并代表社员利益的董事会。
混合型合作社的社员既有个人也有合作社，每个社员都有自己的投票权。
（3）按功能范围分类，合作社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① 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专业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专业性强，即以某一产品或某种功能为对象组成合作社，如奶牛合作社、小麦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合作社一般规模都比较大，本身就是经济实体，为了形成规模优势保障合作社利益，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或合作逐步增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合作社体系。
② 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以综合性为主，日本、韩国、印度、泰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都属于这一类型。在日本有综合性农协，根据社员的需要为社员开展多种多样的服务，主要有营农指导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和信用服务。日本也有专业性农协，但从经济实力和经营范围看，以综合性农协为主。如日本综合农协1995年的对外总销售额为59047亿日元，对内总销售额为49651亿日元；而专业农协1996年对外总销售额为4462亿日元，对内总销售额为1298亿日元，相比之下，综合农协的销售额远远超过了专业农协。
③ 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跨区域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主要特点是跨区域合作与联合，共同销售。美国合作社是从发展销售合作社，继而扩大到供应和食品加工，因此美国销售合作社较发达，规模大，在牛奶、水果、蔬菜等领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涌现出不少国际驰名品牌。
1.3.2.3 对合作社内部组织结构的研究
合作社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团结、协作的队伍。这个队伍包括社员或所有者、董事会、经理和其他雇员四部分，他们各有自己明确的职责。队伍中每一部分人员的尽职尽责和理智、积极的协作是合作社成功的基础。下面主要介绍一下社员、董事会、经理和雇员的权利和义务。
（1）社员。
有关合作社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合作社的章程以及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契约，都赋予了社员控制合作社的权利以及为了共同利益而运用这些权利的职责。
社员的权利有以下几个方面：运用和修正合作社的章程；选举和罢免董事会成员；决定是否解散、合并或巩固加强合作社，决定是否与其他合作社或非合作社企业合资建立新的企业；监督合作社的管理层、董事会成员和其他代理人遵守合作社法律、章程以及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契约。
社员的义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惠顾合作社。社员必须有意识地做出忠于合作社的决定，哪怕别的地方价格、服务暂时优于合作社，也要去合作社。如果社员不想惠顾合作社，合作社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考虑了。
② 认知合作社。社员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必须先了解合作社是什么，能为自己做什么，它的目标、目的、政策及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社员可以通过年会、报告、简报以及与经理、雇员、董事、其他社员的交谈获得关于合作社的信息。为了更有效地行使所有权，社员还必须充分了解合作社的现状和未来计划。
③ 慎重选举和评价董事会成员。虽然合作社是一个由所有者民主控制的企业，但社员并不能直接做出所有的决策，他们要在社员中选出最具判断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人作为董事会成员，代表他们处理有关的管理事务。忠诚、正直、富于智慧并能为合作社效力是董事会成员所必备的。
④ 提供必要的资本。社员必须向合作社投入一定资本，保证合作社有足够的库存物资、设备和流动资金。投入资本可以通过购买股票或交会费的方式实现。社员还可以通过年终收益分配时提取一部分和在社员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中预留一部分的方式追加投入资本。如果合作社亏损，社员也有义务分担损失。
⑤ 评价合作社经营业绩。社员应审查年度报告，评价合作社是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如果不满意合作社的经营状况，社员应当向董事会提出他们的看法，当然，对于合作社做得好的地方，也应表示支持。如果董事会不了解社员的真实感受，就不能有效地代表社员。
（2）董事会。
合作社的董事会在社员和雇佣的经理层之间充当重要的角色。董事会成员既享受合作社的服务，又代表同样享受这一服务的其他会员。作为一个集体，董事会制订合作社的目标，同时也要为实现目标做出决策。这些管理决策包括：① 雇佣精干的经理，确定他的报酬，明确他的权利和职责，每年至少正式检查一次他的工作业绩；② 运用制度约束、引导经理。约束、引导的内容包括需要事先征得董事会同意的开支和一般性的人事管理；③ 制定和调整合作社的长期发展战略；④ 要求经理层每月提供书面财务报告，并在董事会上做经营业绩陈述，从而了解合作社经营好、坏的情况；⑤ 指导经理层在每年年末，制订下一财务年度的预算并提交董事会。预算应对下一年各经营项目的销售量、毛收入、各项支出和纯收入做出估计，这些都体现了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未来的计划。在一年当中，要检查几次预算的执行情况，判断合作社业务的发展趋势；⑥ 雇佣合格的审计师对财务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独立审计，每年至少一次。审计是董事会验证合作社财务状况的主要方式，许多成功的合作社也运用审计报告来评价合作社政策和预算的可行性和经理的业绩水平，更透彻地了解过去决策的效果，以及是否需要做出新的决定；⑦ 在经理的帮助下，筹备召开年度会议，向会员通报合作社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相关政策；⑧ 确定收益返还和留成比例。确定这一比例应考虑到法律的规定，社员对现金返还的要求和希望，旧股退出需要的资金量，合作社自身目前和将来的资金需求量；⑨ 雇佣一个精干的法律顾问；⑩ 完整记录董事会的经营行为。
（3）经理层。
一个合作社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关系。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工作关系要求双方相互尊重和理解对方的工作职责。董事会决定合作社做什么，总经理和雇员决定怎么做，在接受董事会监督的前提下，完成服务社员的基本任务。经理由董事会挑选并对董事会负责，所以经理不应由董事会成员担任。但是，经理应该参加所有董事会会议，他应是一个无投票权的积极参与者。
经理负责管理合作社的日常活动，其主要职责如下：①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管理人、财、物来监督、协调合作社的业务活动；② 招聘、培训、监督雇员，并付报酬。经理也要检查雇员的工作业绩，对雇员进行培训，重新定岗，解雇不能达到最基本要求的雇员；③ 在董事会制订的政策范围内，管理合作社的具体事务，如采购物资、出售商品，维护合作社的形象，督促雇员按社员的需要提供服务等；④ 保持一个满足业务需要的账簿和会计系统，并对其做出必要的完善；每年制订财务预算提交董事会批准，定期向董事会提交财务报告，在年会上向社员提交有关合作社重要事项的报告；⑤ 提供制订合作社长期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如提请董事会注意固定资产的添加、更新、改造等事项；⑥ 代表合作社在社员和社区其他成员面前展现一个良好的形象；⑦ 鼓励社员积极惠顾合作社；⑧ 与社员沟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⑨ 让合作社受益于州和联邦法律、法规最新修正的条款。
（4）雇员。
在很多方面，为合作社工作与为其他企业工作一样，但合作社的社员既是所有者又是顾客的特殊性赋予了雇员特别的职责。其职责主要有：
① 理解合作社的目标和目的。雇员必须知道合作社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什么，必须理解合作社的目标、目的、经营业务和自身的角色，才能帮助合作社改善社员关系，改善合作社的形象，加强公众对合作社的了解。
② 充分履行职责。与其他企业一样，大多数合作社最大的经营开支是人力方面的支出，合作社的职责是招聘并培训雇员，雇员的职责是利用各种机会为社员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
③ 理解社员就是所有者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每一位雇员都负有使顾客高度满意并维护合作社与社员之间良好关系的责任，雇员还应及时掌握社员的反馈意见，让经理了解存在的问题、顾客的需要和满意程度。在大型合作社当中，雇员的角色非常重要。社员在一年当中经常打交道的雇员可能就是气站供气员、出纳、电话接线员、取奶或送货的卡车司机。对于普通社员来说，这些雇员是合作社的声音。
④ 代表合作社。雇员为社员和社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是在帮助合作社树立形象，雇员应该使合作社的房屋保持清洁并且具有吸引力，让合作社的设备和服务工具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3.2.4 财务纳税方案的研究
（1）现金返还。
合作社可以将其收益留成和资本预留以现金形式返还顾客。现金分配部分可以从合作社当年应税所得中扣减，但应计入受益者的当年应税所得。现金返还不能增加合作社的资本，但为社员提供了一笔额外的收入，这笔额外收入的大小与其利用合作社的程度有关。
（2）有资格的留成。
合作社可以将收益留成或资本预留留在合作社内，转增社员股本，根据社员在一年当中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将资金划拨到社员的资本账户上。这就叫有资格的留成或投资。如果合作社按法律规定将资金分配到社员户头上，就可以从当年应税所得中减去这一部分。社员在收到书面分配通知后，就应将这笔分配收入计入当年应税所得。
（3）无资格的留成。
在不影响一次纳税的前提下，合作社可以推迟将税负转嫁到社员的时间。任何以惠顾为基础的分配，如果没有按法律规定赋予其资格，即分配到社员户头，就成为无资格留成或投资。进行无资格留成时，合作社就应纳税，而社员无需纳税。
（4）未分配收益。
合作社也可以与其他企业一样，将利润作为未分配收益处理，按公司所得纳税。在这种方式下，就不能享受一次纳税的待遇，如果这笔收益以后又分配给社员，社员需再次纳税。合作社可以任意组合现金支付、未分配收益、有资格和无资格分配这几种分配方式。所以，合作社领导应选择最能代表社员利益的分配方式。
1.3.3 研究现状分析
从前面几节内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理论依据、生成途径、分类、组织载体等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3.3.1 共识
（1）理论界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方面意见比较一致，而且近几年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也比较多。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回应核心问题即农民组织化问题。
（2）理论界从关于对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关系研究中得知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是农民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需要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同时，政府应该对农民组织以宏观指导为主，尽量减少直接干预。并且认为农民组织能够帮助政府制定、实施可行的农业政策。
（3）理论界都认识到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尽管在农民组织化的载体上有所分歧，但都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合作组织是农民组织化重要的组织载体。
1.3.3.2 分歧
（1）理论界关于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分歧较多，上面提到了很多组织形式，至今哪种组织形式能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农民组织的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名称也比较混乱，有农民协会、农协、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民技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业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民自办组织等，对各类组织的内涵和外延的使用很不规范。
（2）研究农民组织化问题的角度也各有不同。有人主张首先提高农民政治意义上的组织化程度，拥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力量后，再提高农民在经济层面上的组织化程度；有人则主张首先提高经济层面上的组织化程度。本书认为现阶段考虑到我国国情，应该首先提高农民经济上的组织化程度，在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占有较大分量后，再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
（3）关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属性的分歧。对于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能否算得上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界在 20 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也被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仍然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的地位不可替代，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类组织总体上存在着“官化”的倾向，农民的自主参与程度较低，不能体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而也缺少活力，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才能真正变成农民自己的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了较大的天然地域性和行政化的特征，不能与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提并论。
（4）关于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两社”即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个组织本来属于农民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官办、半官办的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在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应该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重新改造“两社”，使其恢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来面目呢，还是应该根据现在的状况把它们按照一般的商业企业组织来对待，而不再承认它们的这种名不副实的合作经济组织地位。围绕着这一争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改造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其恢复原有的“三性”——群众性、民主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如张晓山、陈文科、何广文、陈小玲、朱信恺与鲁靖、闵学冲、吴硕、李海涛等，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对如何改造“两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第二种看法认为应该因地制宜，分别对待，具备改造条件的可以改造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就不要勉强。这种看法以牛若峰为主要代表。
1.3.3.3 研究的不足之处
（1）总体上相对重视政府主导型的农民组织研究，而农民自主型的组织问题则普遍受到忽视。总体上讲，对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社区合作组织及撤销国家局后改建的相关综合性的行业协会关注较多，而对农民自办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关注较少。本书将农民自办型组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2）关于农民组织化的衡量指标方面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只是简单叙述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表现形式，而没有给出衡量组织化的具体指标。本书将给出一套经济学角度的衡量指标，这也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
王勇设立的指标是较为详细、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但不可否认，王勇设立的指标体系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其设立的基础指标包括农民素质指标、农民生活环境指标和农民经济能力指标，缺乏农民组织方面的基础指标。本书认为农民组织的基础指标对农民组织化的指标设立意义很大，可以让人们更充分地了解农民组织的现状、具体的分布状态等。具体应该包括如下指标：农民组织的个数、组织的成员个数、组织成员的区域分布、组织的资金实力、组织章程的完善程度及有效实施的强度和政府对组织的支持力度。
王勇的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指标包括生产组织化、流通组织化和社会组织化三项指标。本书将农业各个环节细分为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仓储、运销、购买、农机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社会组织化、农民组织化的效果指标在农业生产总值中的增长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单个成员参与不同组织的个数、组织化服务农户覆盖率、成员对组织活动的参与度、成员对组织的认可度、良种普及率、配方施肥率、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农业贷款比重、劳动力就业增长率指标。另外，其设立的衡量农民组织化的进程指标没有指明农民组织化的各个发展的侧重点应该不同，没有明确划分各个阶段的标准，这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3）大多数学者仅是描述现状，列举问题然后提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大都是泛泛而谈，多数成果还只是一种感情偏好的表达，缺乏理论支持和实证分析，因此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尤其对农民组织的运行机制研究甚少，本书将探讨农民组织的运行机制包括经营机制、管理机制、监督、约束机制的规范问题，期望能够指导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有效运作。
（4）多数学者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是从某一种组织形式或者单一角度开展的，缺乏对农民组织化的系统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