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组织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独立的行为主体走上联合与合作，有着共同的组织学基础。所谓组织，无非是为了某种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在某个群体中维系相互关系和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复杂模式。不言而喻，组织功能在于为其成员沟通信息，维系相互关系，开拓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激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增强竞争力。但是，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是否真的参加联合与合作组织，取决于是否存在结合的现实基础和预期。这种被称为组织学基础的价值取向由以下三点构成：
（1）要有诱因。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诱因是利益。各类行业都有各自的利益动机。例如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农户希望能够分享加工销售利益以赚更多的钱；科教机构指望通过推广科技成果和提供知识服务而增加收入；各种客户则是为了得到优质的商品、劳务及其他服务。关键在于组织目标是否足以做出参加这个组织的选择。因此，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最佳结合，乃是任何联合与合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基础。
（2）要达成均衡。联合与合作组织应当是一个平衡系统，这就意味着组织成员在组合体内的主体地位相对称，每类成员对组织的贡献和从中得到的利益（诱因）相对称，贡献总和与诱因总和相对称。如果贡献的总和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很充分，足以提供必要数量和种类的诱因，那么，联合与合作组织就会生存和发展，否则组织就会衰退或消亡。
（3）在创造效率。效率准则要求组合体用最短的路径和最省钱的方法去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提高效率是诱因增长的物质或价值基础，也是增强竞争力的基础。因此，创造最大效率是任何联合与合作组织决策的一个基本准则。
农民要实现联合与合作，要在上述组织理论指导下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2.2.2 交易费用理论
2.2.2.1 交易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一种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理论，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同经济学的许多概念一样，交易一词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上含义深广并不太容易加以定义。
交易的本意是“交互影响的行动”，意指经济领域中所有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最早使用交易这一概念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22—384BC）在《政治论》中把交易视为三种“致富技术”（畜牧业、交易和矿冶、木材采伐等）之一，把交易分成三个部门的交易，实际上是分成三种交易：一是商业交易（包括海上交易、陆上交易和当地贸易）；二是贷钱取利，实际上是金融交易或货币交易；三是雇佣制度，实际上是劳动力交易。这里的“交易”与现代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使用的“交易”含义显然相去甚远，但有两点是值得明确的：第一，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交易”概念，并为后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等沿用。第二，把“交易”与“生产”在内容上区别开来，把“交易”与“畜牧业”和“矿冶、木材采伐”并列起来。
把交易作为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范畴建立起来并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分类的是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Commons，J。R。）。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康芒斯就曾主张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他还把人类的交易活动分为三类：一类是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二类是管理的交易，即由长期契约规定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三类是配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康芒斯的这种分类涵盖了市场、企业和政府等基本的人类交易活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指明了交易并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交易的对象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实物，在任何交易活动的背后，都隐藏着制度的背景，而交易的实质是权利的交换。
2.2.2.2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应归功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他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在这篇经典的论文里，他把交易费用定义为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其中包括了人们在市场上搜寻有关信息的价格，为了达成交易进行的谈判和签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等活动所花费的费用。他用交易费用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企业。按照科斯的解释，企业和市场是相互替代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企业代替市场会降低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但同时又会带来企业内部管理费用的上升。如果前一种费用的节约足以补偿后一种费用的增加，那么企业就会应运而生。
科斯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了冷遇，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交易费用学说才得到相应的认可，威廉姆森做出了很大贡献。威廉姆森（Williamson，O。E。）探讨了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包括：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市场上只有很少数量的谈判对手；交易对象的资产专用性；人类理性的有限机会主义行为。从中可以看出，威廉姆森所说的这些条件既有环境的因素，又有人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往往是同时起作用的。
2.2.2.3 交易特性的描述
要描述交易的特性以便把交易区分为不同类型，我们引用威廉姆森所提出的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分析交易特性。
第一个维度是交易不确定性。一般而言，不确定性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有限理性限制，而对未来各种情况及变化无法事先预期而导致事后发生偶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另一种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可能遭受对方欺骗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意义在于使应变性的、连续的决策成为必要。当交易受制于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时，对治理结构的选择就有了重要意义，因为不同的治理结构有不同的应变能力。
第二个维度是交易频率。交易频率也是影响交易方式的一个相关因素，因为在交易本身具有资产特殊性时，由于是否进行整合仍牵涉到投资成本能否回收的问题，所以交易次数的多寡对整合与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个维度是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当一项耐久性的投资被用于支持某种特定的交易时，这部分资产就具有专用性。如果专用性资产已经投入而交易被终止，所投入的资产将全部或部分因无法改作他用而遭受损失。资产专用性主要有四种类型：区位资产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品牌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双方维持交易的持续性愿望也就越强烈，客观上要求建立起某种保障双方继续维持交易的治理机构。资产专用性的差异，导致了对交易关系持续性和治理机构的需要程度的不同。
2.2.2.4 交易特性与交易组织的选择
对资产专用性很弱的交易，不管交易频率如何，一般适合于市场组织。涉及一定程度的专用性，但交易频率不高的交易与三边治理结构相匹配。涉及专用性资产且频率高的交易，与双边治理结构相匹配。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与一体化治理结构相匹配。
农业机械、基础设施如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水渠等只能用于特定的农业生产环节，且季节专用性强，因此属于高度专用性资产；同时单个农户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属于多个买者对应于多个卖者，因此交易频率高，所以农业生产经营环节属于高度专用性资产、交易频率很高的范畴，因此适合一体化治理结构组织。
2.2.2.5 交易费用的内容
从科斯给出的交易费用理论可以看出，交易费用一般包括有关收集和传播市场信息的成本；为订立合同而进行谈判所支付的合同谈判成本；为了使合同能够得到履行而必须支付的合同履行成本以及运输成本。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户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寻找交易对象，积累市场信息的成本；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讨价还价，在谈判中发生的费用；起草合同的费用；保证合同履行的费用；合同履行的事后监督费用；违约及受到欺诈所产生的费用；处理交易纠纷的费用；改变传统观念和心理习惯的成本；克服外部性和减少机会成本的费用；退出交易，解散合约的费用；保证合同长期执行的成本；购销商品的人工费、差旅费及运输费用等。以上分析表明，当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时，农户自发地形成一种组织便有了其经济上的必然性。
2.2.3 制度变迁理论
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控制个体行动。诺斯（D。C。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舒尔茨（T.W.Schultz）则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他将制度概括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例如，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制度环境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它决定、影响着其他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指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的含义了。
拉坦（V.W.Rutran）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因为一个组织所接受的外界给定的行为规则是另一组织的决定或传统的产物，因此制度和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由此，可将制度创新定义为：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显然，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密不可分，组织的创新必然涉及制度的创新。任何一种制度的变迁都要以相应的组织创新为依托。
戴维斯和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将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分为5个步骤：
（1）形成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制度变迁中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2）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根据制度变迁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4）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制度变迁中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5）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变迁。这里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制度变迁是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基于这一判断，他们给出了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模型。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理论分为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和制度变迁的供给理论，两种理论各自强调了市场主体和国家组织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制度的创新是由于市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引致的，这就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度变迁的供给理论，则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在制度变迁供给和决定制度变迁方向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变迁是一种“由国家法令引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如国家统一税分流为国家税和地方税、政府机构的精简等。因此，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起初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最终需要国家在法律上的认可和支持；起初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会不断引致一系列来自市场的制度变迁需求，从而更进一步诱致制度变迁。市场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就是这样在相互作用中促进制度变迁的。
农民组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引致的自发性创新，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即通常是少数开拓创新者开始并由多数人效仿，变迁的程度和速度取决于多数人对少数先行者创新行为的效仿程度和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相互转化和依存的关系，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往往需要渗入强制性制度变迁中。
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失败的结局说明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推进制度变迁时，要避免国家制度的主观意愿。我国家庭承包制则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由农民自发创立，受到广大群众的偏好而迅速成为普及的组织形式，最终经由国家法律承认，成为正式制度。农民组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否支持或支援政府的政策安排，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