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新政的兴办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并没有给清王朝统治者带来多大的震动。少数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影响微不足道。仿佛只是一潭死水中泛起的几朵浪花，很快就风平浪静了。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将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真龙天子”从首都北京驱赶到避暑山庄，还洗劫并火烧了圆明园，维系了两千多年之久的皇权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开始动摇。
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封建统治集团均感面临“千古奇变”的危局，并力谋挽救危局的对策。可是，在如何挽救危局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官员泥古守旧，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盲目排斥外国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坚持以孔孟的“忠信礼义”为维持封建统治的唯一武器，他们抱着陈旧的观念不放，梦想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天朝”时代，这就是顽固派。另一部分官员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中国“万能不及”，主张继续运用纲常礼教等传统统治术以外，还应与外国侵略者“和好”，引进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以便更有效地维护封建专制政权，这部分人就是后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上以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的张之洞为代表。所谓“洋务”，主要是指当时的对外交涉、进出口贸易、兴办近代工业、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开办近代交通工矿企业、为引进技术和培养人才而举办新式教育等。
1．建立近代工业体系
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新兴起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开始了以军事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打起“自强”、“求富”的招牌，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兴办以军事工业为重点的洋务事业。
在洋务派看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连续失败，主要是由于军队的武器装备落后，他们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产生了恐惧心理。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们又感到洋枪洋炮是镇压人民运动的有力武器，不免又怀有羡慕之情。因此， 19世纪 60年代初到 70年代，洋务运动的重心是大力引进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以官办的方式创办制造局、船政局等。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制造新式武器的第一个近代化工厂。该厂除造洋枪洋炮外，还仿制了一艘小轮船，但质量低劣，不堪使用。次年，李鸿章聘请英国人马格里，在苏州开办弹药厂，成立苏州制造局。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设厂仿造小轮船，但也“行驶不速”。
洋务派在初期兴办的这些军械厂，规模虽然不大、质量也较差，却在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清政府一再称赞李鸿章等人学制洋枪洋炮的功劳。由此可见，以“自强”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僚为了继续镇压捻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更积极地举办洋务，先后建立起一批较大的近代化军工企业，其中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创办。这是当时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昀大的一座军火工厂。该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供应南、北洋及其他各省军队的需要。
金陵机器局。这是李鸿章于 1865年升任两江总督后创办的。该厂的规模虽比江南制造总局小，但生产的枪炮弹药种类却比江南制造总局多，成为北洋海防及驻军的主要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1866年由左宗棠在闽江口马尾山下设立。这是洋务派创办的昀大船厂，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该厂至 1894年，先后制成大小船舰 30余艘。
天津机器局。1867年由满洲贵族、北洋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开办后进展不大，1870年清政府不得不让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办。该厂生产的军火主要供淮军和直、奉、吉、豫等省军队的需求。
除以上四大兵工厂外，西安、兰州、济南、成都、昆明等地也相继设立地方性兵工厂，但规模都比较小。只有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兴建的湖北枪炮厂，堪与上述工厂相匹配。
从 19世纪 70年代到 80年代中期，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必先富而后强”。他们开始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先后兴办了一批民用近代工业，其中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创办于上海，这是洋务派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该局开始只有 3艘轮船，1877年扩充到 12艘，后又购买美国旗昌洋行轮船 18艘。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资对中国航运事业的垄断，因而不断受到外国轮船公司的压迫和排挤，所以自开办以来年年亏损。
开平矿务局。1878年李鸿章创办于天津，开采唐山煤矿。这是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采煤的企业。1881年投产。昀初日产 500多吨，到 1894年增至日产 1000多吨。开办这家企业的成功，对抵制洋煤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垂涎。 1900年，为英国侵略者夺取。
天津电报局。1880年李鸿章创办于天津。 1881年架设津沪电线，全长 3000里。这是中国开办的第一条陆路电线，以后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架电线。电报局的开办，对发展商务，抵制列强夺取中国电报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李鸿章于 1878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于 1893年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等，都是当时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业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企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同时，还开始建立新式海军。从 19世纪 70年代初至 80年代末，先后建立起北洋、南洋、粤洋舰队和福建海军。1885年还成立了海军衙门。海军的建立对保卫中国的海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朝廷的腐败，这些舰队在日后的战争中大都全军覆灭。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建立自己的近代民族工业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 19世纪 60～80年代，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正处在逐渐解体的过程中。虽然民族私人资本也在产生，但数量太少，而且大都限于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对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状况起不了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大力倡导和发展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业体系，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是很有眼光和气魄的，它带动了包括民族私人资本在内的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旧的社会面临着巨大的震动，尽管这种震动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显和剧烈。
其次，近代民族工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并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工业的初衷之一就是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收回主权，这本身就是呼唤人们去拯救自己的民族。在建立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涵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更加珍视民族的自主权。
第三，它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进程进一步深入的标志。在这之前，中国人认为西方的长处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这时人们则看到，西方的长处在于工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先进，因而主张中国也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中国人认识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飞跃。
2．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大力培养新式人才
在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欲求富强，必须重视学习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们指出，西方的算学、工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致理”，如果一味仿效而不求其所以然，就不能“独出奇异”，而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一旦有事，还要受其挟制。从徐寿、华衡芳等人自行制造火轮船的成就上，洋务派看到，“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 ，“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 ，只要中国知识分子不再“耽于章句帖括”，“徒恃笔墨以与人争”，而是切实讲求实际学问，中国一定可以改变落后状况 。因此，他们一方面聘用西方人才，“借西土为先导，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聘用西方人才。由于中国的起点太低，他们认为有必要请进一些学有所长的外国科技人员。丁日昌认为，正如外国人欲学四书五经必须请中国人指点一样，“我欲习轮船操练，亦必延西人为师”。王韬也认为，只要“取材于各国，便可各师其所长”。郑观应也主张请外国矿师帮助中国开矿。
第二，设立新式学堂。李鸿章建议，在沿海各省均设洋学堂，“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仕学、电气学数门”。王韬也建议设立“肆习舟师馆”，用以训练自己的驾驶人员。曾纪泽则主张，在“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当时，洋务派聘用了中国的一流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聘用了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容闳，聘用了精通算学、机器、天文、法律的专家 100多人，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马尾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鼓励知识分子以西方近代科技为“身心性命之学”，还改革科举制度，为西学人才开拓晋身之路。
第三，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李鸿章在谈到船舰事务时说，“遣学生往习驾驶操法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未可等而进”。沈葆桢也建议经常“择才派赴英法就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蒸蒸日盛。无俟借资外助，缓急有以自谋。郑观应说，只有派遣人员出洋学习，才能使中国企业进步，并逐渐赶上西方国家。19世纪 60年代之后，由洋务派出面组织，第一次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美国和欧洲派遣了留学生，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到外国学习，西学由此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留学生事业的起步，并对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了数十所新式学堂，改革了科举制，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人才，翻译出版了几百种西方科技书籍，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中国出现了与四书五经迥异的书籍。19世纪 60年代，京师同文馆在招收天文和算学学生时，由于倭仁等顽固派的攻击挖苦，人们不敢报考。而到了 80年代，随着近代化事业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挣脱经学的桎梏，愿意去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
洋务运动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使中国军队得以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相当的军事胜利，并在煤炭、纺织、航运等若干经济领域收回部分利权。在开平煤矿兴办前，洋煤曾经垄断了中国市场，而当开平矿务局的煤于 1882年投放市场后，逐步把洋煤挤出了北方市场，到 1893年，洋煤在天津市场上已近绝迹。
二、洋务思潮的作用
尽管洋务运动的总体目标没有实现，然而他们向西方学习，对封建主义进行反省的思潮对近代中国社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洋务思潮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入而不断觉醒和加强的。早在 19世纪 40～50年代，林则徐和魏源就对国家的命运进行过思考。但限于时代条件，他们没能充分认识到西方的经济侵略与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到了 60～80年代，随着洋务派一系列改革主张的提出与实施，人们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关税主权的认识。在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通商税则不公，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郑观应指出，根据现行税则，中国对进口商品征税太低，出口商品征税太高，很不公平，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庶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 。李鸿章看到由于“税则厚薄不一，土煤壅滞难销，遂使厚利为洋商所垄断” 。曾纪泽说，西洋税则是“各国自主之权”，中国的关税也不能由外国随意干涉，应自主确定进出口商品征税额，主张在赫德离任后，总税务司一职由中国人担任，以便将海关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政治主权的认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已开始抨击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以维护中国的政治主权。薛福成指出，外国利益均沾的特权对中国有很大危害，不宜让西洋诸国“协以谋我”，建议逐步改变。他还指出，“商民居何国何地，即受治于此地有司”，这是各国通行之法，而领事裁判权极大地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对中国“遗患无穷”，必须改变。曾纪泽也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领事裁判权“为欧美两洲各国之所无”，有损国家主权，应该废除 ①。他还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指出，对有损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一个独立国家能够继续同意让它存在”。1887年，曾纪泽在英国《亚洲季刊》上发表了著名文章《中国：睡与醒》，庄严地向西方世界宣告，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她身上的。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使中国避免像埃及那样沦为殖民地，表达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渴望和决心。
对外交主权的认识。过去，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外华侨的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民族感的增强和通商交往范围的扩大，洋务派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范围。郭嵩焘指出“秘鲁、古巴的华工和东南亚的华商处境艰难，受到苛虐和屈抑”，“常苦无所控诉”。他建议中国派领事“为之维持”。曾纪泽也主张向海外派遣领事，“以示英、德诸国，谓我中朝于该处贫苦之民，念兹在兹，未尝弃之如遗也……亦可保护商民，免受许多欺凌” 。这些都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与增强。
第二，洋务思潮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中国的封建主义延续了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极为牢固。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几度出现，但终究未能成长起来。到了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9世纪 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若干军事局、厂相继诞生，大机器工业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到了 19世纪 70～80年代，洋务派论证了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抨击了顽固守旧的观点，主张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自己的民用企业。这些主张与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并催生了一批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产生，无产阶级队伍也开始壮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洋务派的倡导与扶持下破土而出。
第三，洋务思潮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
由洋务派开始的对封建主义体系的反省与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前，尽管不少先进思想家曾对封建主义进行过一些批判，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借鉴，找不到新的替代物，他们的批判难以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洋务派在对某些封建的东西进行批判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参照的。尽管他们仍认为中国的伦理纲常胜过西方，但他们毕竟承认中国的生产力、某些生产关系及某些上层建筑不如西方。实际上，这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封建主义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于是，封建主义便不再是以一个完整的体系出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认为，传统的自然经济已不能继续成为封建主义的核心基础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工商业，并将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主张付诸实施。这就使封建主义体系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断裂。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只能是自然经济，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便敲响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并终将导致它的崩溃。
第四，洋务思潮奠定了戊戌维新思潮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思潮是在洋务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维新思想家总结了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进行军事、商务方面的改革远远不够，那样做难免“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因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方面。在很多方面，维新思想家的认识是洋务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某些洋务派成员已开始注意西方的议会制度，但他们的认识太肤浅，仅仅限于君主立宪政体的某些表面现象，未能真正把握西方议会制度的精义。而康、梁等维新派则将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由政体进到国体，真正把握了西方议会制度的本质。洋务派主张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维新派则要求一切以“商”为中心，呼吁政府成立商部，颁布商律。
可以说，19世纪 60～80年代由洋务派所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瓦解中国的封建主义体系，为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纵观近代中国改革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是从 19世纪 60～80年代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进步，这种进步与这一时期的洋务思潮密不可分。
三、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起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洋务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并未实现富强御侮的初衷，中国没能像日本那样，逐步摆脱殖民枷锁，走上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洋务派是具有仿效西方工业倾向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属于一个过渡的阶层，其本身具有新与旧的双重性。他们既不能使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彻底消灭，也不能使新的东西即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因而不可能将改革引向深入并取得成功，洋务运动昀终以失败而告终。
在分析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时，应该看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本国封建主义顽固派对改革的打击和摧残。正是西方国家一手造成的 1883年金融危机，使一度颇有生气的中国民族工业一蹶不振；正是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使中国在 19世纪 80年代初大规模兴建铁路的大好机会毁于一旦。洋务派势孤力单，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有人曾对比中国和日本的改革：日本盖自君主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这个对比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软弱的洋务派无力抗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本国封建主义顽固势力这两个强大对手，不能不败下阵来。
洋务运动对于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它的发展重点主要放在军事、科技等领域和经济、教育的某些方面，忽视了政治结构、管理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当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治对于经济的反作用便日趋严重地制约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在与顽固派合作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取得权力，从事改革事业，因而不仅封建王朝末期的腐败因素和腐朽势力没有肃清，阻碍着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洋务派也无力单独对抗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不得不与之妥协，因而无论在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在洋务派兴办的各项事业中，都带有很深的封建烙印，使改革不能不受到较大的牵制，难以对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的重新组织提供坚实的核心。洋务运动时期所建立的近代企业，虽有官办的保护，但也难以避免各级官吏乃至皇室的勒索；洋务派内部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地域集团，彼此缺乏协调，兴办近代企业时往往分散引进，浪费了宝贵的资金和人才；在企业内部，官商作风严重，没有充分注意利用市场机制，常常无偿或低价调拨企业的产品，因而企业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
有鉴于此，中国在近代经济竞争中，起步虽然不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没有走在近代化的前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近代企业的产生，新的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恶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洋务运动的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和批判。19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的阶级势力的兴起，新的改革主张的出现，洋务运动便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