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的发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剧，清朝封建统治者日益反动，中国社会临近革命的前夜《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它们通过扶植清政府，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
政治上，帝国主义通过驻华使节，直接控制清政府，使馆区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帝国主义的顾问充斥了清政府的要害部门，大小官员，“一遇外人则色动心折”、“勿逆外人意耳”。1911年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 16个城市设“租界”，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
经济上，1902～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帝国主义对华商品和资本输出、兼并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1901～1903年，平均每年进口的洋货为 4.73亿多元，土货出口为 3.11亿多元，入超 1.62亿多元。 1895～1913年，外资在华办厂 136个，投资额达 1.03亿多元，是前 50年的 13倍。同时，对中国的矿山、铁路也进行疯狂的掠夺。 1901～1911年，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控制的铁路有 14条，在铁路沿线廉价掠夺农产品、任意砍伐森林、架电线、设路警。随着铁路的延伸，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不断扩大和深入，矿权大量丧失。此外，中国的财政金融也被帝国主义控制。到 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 21个银行，分支机构 101处，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军事上，各帝国主义除了在使馆区驻军以外，他们还借在《辛丑条约》中获取的特权，将侵略军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的战略要地，置清政府于其军事监督之下。
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矛盾尖锐。 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中国东北。 1902年 4月，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批撤出。但沙俄拒绝履行条约，妄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这样，沙俄的野心同日本的“大陆政策”矛盾日益加深。英国为确保长江流域的利益，力图阻止沙俄势力南下，于 l902年与日本订立了以遏止沙俄为目的的同盟条约。美国也希望改变沙俄独占东北的局面。在英美支持下，日本于 1904年 2月 6日，对旅顺的俄军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沙俄几乎损失了全部海军力量。日本取得了制海权。后在美国的“调停”下， 1905年 9月，日俄订立《朴次茅斯条约》，以中国主权做交易，规定沙俄势力退到东北北部，将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准许日本经营安奉铁路和采伐鸭绿江右岸的森林。
在中国西部，英、俄多年来为抢占中国西藏而竞相争夺。 1903年 12月，英国趁日、俄交恶之机，派兵进攻西藏，次年 8月攻占拉萨，妄图占有西藏。由于西藏军民奋起抗击，英国的阴谋未能得逞，但通过 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在西藏也取得了许多特权。
在中国南方，德国利用英国入侵西藏的时机，企图把势力扩展到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1904年春，向清政府提出“租借”
洞庭湖或鄱阳湖的要求，并派军舰进入鄱阳湖鸣炮。英国不甘退让，一面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抵偿”，一面派军舰进入长江准备封锁鄱阳湖的出口，接着美、法军舰也要求进入长江一带湖泊。德国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被迫退却。
清政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感到不仅要投靠帝国主义，也要改变一下统治的手法，以防内部“变乱”。因此，一贯反对变法的慈禧于 1901年宣布“变法”实行“新政”。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强化统治力量。1903年，中央成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所，淘汰绿营，编练新军。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新军昀为卖力， 1905年秋，他的新军六镇（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同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此外，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适应帝国主义向它发号施令的需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安抚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新政”措施的一部分具有改革的性质，如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裁冗员、设商部、保护工商业等。但清政府又借“新政”之名，向人民巧取豪夺，“各种杂税、名目不下百数十”。政府的巨大开支，都以捐税的形式落到人民头上，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清朝封建统治者日益卖国、反动，激起了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包括各地民众的抗捐、抗租、抗税斗争，反洋教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会党起义等。据统计，1901～1910年，人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千余次，有几十万人参加。特别是辛亥革命前一年（ 191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抗粮抢米斗争和反抗因各种新政而增加捐税的斗争发生次数昀多，遍及的地区昀广。湖南长沙于 1910年 3月发生饥民抢米暴动，群众不仅烧毁了巡抚衙门，而且烧毁了多处帝国主义国家洋行的办事机构。这种遍布全国的自发的群众斗争，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使清朝统治者疲于应付，惶惶不可终日，中国社会日益临近革命的前夜。
（二）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的条件下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次虽然有限却是相当有利的发展机遇。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强，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城乡手工业进一步遭到破坏，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投资设厂经商有利可图。其次是全国各地掀起的抵制外货、收回路矿权等反帝爱国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活动。加上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被迫放松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控制，颁布了一些“提倡”、“奖励”工商业的法令。这就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有了初步发展，设厂数目和投资额急剧增加，投资范围日渐扩大，新设立的厂矿在规模和资本额上都大大超过前一阶段。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全国有属于民族资本的投资额在万元以上的厂矿数百家，手工工场 2万多家，商办铁路公司 16家，民营航运公司数百家，在近代工矿、交运业的投资总额超过 1.6亿元。
这一时期创办的近代企业，较著名的有： 1895年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创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1896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 1898年买办祝大椿在上海创办的源昌碾米厂；1899年在宜昌开设的茂大卷烟制造所；1900年孙多森在上海创办的阜丰面粉公司等等。除上述纺织、印刷、碾米、制酒等轻工业外，民族资本经营的矿场也在各地开设，如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南太武山煤矿、广东北海煤矿等。
这些说明，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而有所扩大。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壮大和觉醒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政
治力量，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其上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更密切，因而软弱性、妥协性更强些，其中下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相对要少一些，因而革命性更强一点。在新增加的民族资本中，中下层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主发动了立宪运动，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及其知识分子则直接发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四）持续高涨的群众反抗斗争，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加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了以收回筑路权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1903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清政府废除与美国签订的粤汉铁路合同，得到了三省人民的支持和其他省的响应。1904年，四川人民开展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铁路的斗争。1905年，江苏、浙江的绅商分别招股，成立铁路公司，发动收回苏杭甬筑路权的斗争。1907年，津浦路沿线的江苏、山东、直隶的爱国人士，提出了收回路权改由商办的要求。
同时，收回矿权的斗争也蓬勃开展起来。经过长期斗争，山西人民于 1907年收回了五处煤铁石油的矿权，设立保晋矿务公司，自行开采； 1909年，安徽人民收回并设立泾铜矿务公司，自开铜官山矿；山东中兴煤矿，排除了帝国主义股份，由华商自办。
收回筑路权的斗争，也影响到其他行业。抵制外资，自办企业，蔚然成风。据统计， 1872～1900年近二十年，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资本在 1万元以上的有 156个，总资本为 4974万元。而 1901～1910年设立的厂矿，则达到 326个，资本为 9 956万元。无论是厂矿数或是资本额，后 10年均超过前 20年的近 1倍以上。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 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幼年时爱听太平天国的故事，受到反清思想的熏陶，自称是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1878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在他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就读英美教会学校。 1883年回国，在广州博济医校和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学习了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这对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法战争后，他痛恨卖国的清政府，日益关心国家大事。 1894年春，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革新主张，但李鸿章不予理睬，上书失败。这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为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推翻清政府，从而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进步华侨 20余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章程响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正式酝酿。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以香港为据点，积极筹集经费，购买武器，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决定于 1895年 11月 26日在广州起义。因消息走漏，参加起义的 70多人被捕，陆皓东等多人英勇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后来，孙中山还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在民族危机和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这些知识分子掀起了创办、发行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03～1905年内，出版政治刊物近 20种。在这些刊物里，爱国志士沉痛地描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指出，希望卖国政府图强自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明确宣布：亡旧才能立新，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其中昀有影响的是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
章炳麟（ 1869～1936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倾向革命。1903年 5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痛斥保皇派所谓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指出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他称光绪是“载湉小丑”，呼吁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统治，为实现“合众共和”而斗争，还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鼓吹革命。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重庆巴县人。 1902年赴日留学，积极参加爱国活动。 1903年春回上海，昀后完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并于当年 5月出版。邹容热情讴歌革命，赞颂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若长存于 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并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目标。《革命军》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各地一再印刷，供不应求，是辛亥革命前夕发行量昀大、影响昀广的革命宣传品，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章炳麟、邹容因激烈攻击清政府，引起清政府对他们极其仇视，清政府于 1903年 6月勾结上海帝国主义逮捕了他们。章炳麟被判三年刑，刑满出狱后前往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邹容判刑后被折磨死在狱中，年仅 20岁。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是年出版《猛回头》、《警世钟》 2本小册子。陈天华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揭露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恶毒用心，指出清政府卖国媚外，已变成“洋人的朝廷”。他呼吁人们起来赶走侵略者，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以挽救中国。陈天华的作品在新军士兵和下层群众中广泛流传，鼓舞性极大，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由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继兴中会之后，国内又出现了一批革命团体，华兴会和光复会就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两个组织。华兴会是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组织的，于 1904年 2月在湖南长沙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先后参加者约有 400人；光复会于 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其主要成员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秋瑾等人，基本上是以浙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组成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如武昌的科学补习所、上海的爱国协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南京的强学会、云南的誓死会、贵州的科学会等等。
从 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到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先后成立，十年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之中坚”，已成为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迫切要求。而革命团体的普遍建立和革命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又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三、资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团体的建立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孙中山和革命志士深受鼓舞。但各革命团体各自为战，力量分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为此，孙中山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先后与黄兴、宋教仁等商讨成立统一政党的问题，得到他们一致的赞成。 8月 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到会者约百余人。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确认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政治纲领；决定设同盟会总部于东京，总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 3部；在国内外设 9个支部，支部之下按省设立分会。由此可见，同盟会有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组织方案。会议决定以《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05年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出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作为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总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孙中山说的民族革命。指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但不是灭尽满族。孙中山宣布：并不是“要灭尽满洲民族”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即清政府统治，明确地把推翻清朝政府统治作为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这里，虽然包含着强烈的反满思想，但却反对了排满的民族复仇主义。在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情况下，反满间接具有反帝的含义。
“建立民国”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即孙中山所称的政治革命。这是同盟会纲领的核心，即要求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能忍受的。要改变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所以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成两次去做。“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可以看出，民权主义的中心思想、革命目标，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军政府宣言》中还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即由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此外，还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提出了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期建国的设想。民权主义成为三民主义中昀富有时代性的光辉思想，为推翻清王朝，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建立共和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平均地权”，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这是孙中山试图革除封建土地制度，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种设想。其方法是：国民政府一经成立，先“核定地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土地价税，以后因“社会改良进步”引起的增价，则归国有；国家还可以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他认为，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化，才能遏制私人对土地的垄断，使国家能够利用地产收入来发展经济，做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以此办法来遏制政治革命成功后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避免贫富悬殊的出现。平均地权，反映了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对贫苦农民的同情。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列宁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三民主
义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第一，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纲领。孙中山虽然也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危机是“异种残之，外邦逼之”，希望获得民族独立，但却没有提出反帝的纲领和口号，甚至幻想帝国主义容忍和支持中国革命，在同盟会“对外宣言”中，还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照旧偿付清政府外债，甚至宣称在革命时不发生“妨害”帝国主义的行动。第二，没有触及整个封建专制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通过打倒满族贵族而实现民主权利，却错误地把汉族封建势力当做争取的对象，甚至在同盟会的《规则》中要地方绅士参与起义后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担任安民局局员或顾问。第三，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平均地权”的主张虽然接触到这个问题，却是一个主要是避免城市土地过分集中的温和的和平改造计划。孙中山并不赞成发动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实际上也就是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铲除封建制度存在的根基。因此，“平均地权”的口号，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通过报刊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而使民主革命活动迅速高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便引起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仇视和恐慌。他们制造种种谬论攻击革命派，企图驳倒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 1905～1907年，同改良派进行了论战。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成为两派论战的主要阵地。论战的主要问题有：
1．是不是需要反满革命。保皇派大肆宣扬“忠君保皇”，吹捧清政府的“仁政”和光绪帝的“圣德”，反对革命。革命派则披露了清王朝卖国和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罪行，指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保皇派认为革命会导致“杀人流血”，造成内
乱，引起外国的干涉，瓜分中国，导致“亡国灭种”。革命派则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革命是以建立民主政治为目的，而不是争权夺利，不会导致内乱；革命的目的不是排外，不会引起外国干涉和瓜分。
2．
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保皇派认为中国人“民智低下，学识幼稚”，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只能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则从“天赋人权”思想出发，指出“民权”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能够学会运用民主权利，因而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共和。
3．
是维护还是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保皇派认为中国没有贫富悬殊的现象。攻击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危害国本”，必会引起社会骚乱。革命派则指出封建土地制度弊病丛生，不仅使地主不劳而获，农民生活苦难，而且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土地国有则是国民在经济上平等的权利，可使社会生产迅速发展。
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实行三民主义，要不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大大扫除了保皇派的影响，迫使保皇派的主要阵地《新民丛报》停办。虽然在论战中仍暴露出革命派的很多思想上的弱点，但通过论战，革命派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准备。
四、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在从思想战线上反击改良派的同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1906年，爆发了萍、浏、醴起义。这年夏天，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联络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创立洪江会，推龚春台为首领，总机关设于麻石，龚春台部会众在麻石。1906年 12月起义的主力是会党、萍乡煤矿工人，此外，还有农民和酸陵清军中倾向革命的士兵，总数在 3万人以上。起义队伍 10天之内，占领了萍、浏一带的重要城镇，并屡败前来镇压的清军。
这次起义是在同盟会纲领的指引下进行的。他们发布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指出，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分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这次起义影响很大，清政府急调军队 5万前往镇压。起义军因号令不一，力量悬殊而失败。刘道一被捕，英勇就义，蔡绍南、魏宗铨等也先后牺牲。
萍、浏、醴起义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制定了指导各地武装起义的一系列文件，并准备在两广发动起义。同时派总部的会员回国，到湘、鄂、苏、皖、赣等省活动，准备响应萍、浏、醴的起义。但因起义失败，各地无法响应，不少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1907年 3月，孙中山从东京移居河内，设立领导粤桂边境起义的总机关。从 1907年 5月到 1908年 4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华南沿海各省连续发动了 6次起义，即 1907年 5月的饶平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 3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和 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
在孙中山发动起义的同时，光复会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联络会党，以大通学堂为据点，筹划起义。但起义尚未就绪，嵊县会党便擅自行动，遭清军镇压。迫于形势，徐锡麟于 1907年 7月 6日乘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时，刺死恩铭，率学生起义，占领安庆军械所。但起义昀后还是失败了，徐锡麟被捕遇难。接着秋瑾也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1911年 4月，同盟会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这次起义由于计划不周，结果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按时发动，起义队伍攻下两广总督署后，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牺牲的革命烈士遗骸 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后人称为“黄花岗起义”。
革命党人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只注意联络会党和新军，而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或只靠少数人的军事冒险行动，企图侥幸取胜。然而，革命党人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却鼓舞着人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