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当局在完成内战准备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动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 1946年 6月，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战争初期，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很大。国民党扬言要在 3～5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人民解放军。
内战初期，国内的一些中间派人士认为国共两方力量悬殊，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面前，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国内有人主张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应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人主张中共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面对这些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阐明了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是对战争胜利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人心所向，士气高涨，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条件，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随后，毛泽东于 1946年 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又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要求革命人民必须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断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也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胜利的信心。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1946年 7月至 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打败蒋介石的方针和政策。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政治方针。在农村中，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采用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共中央作了一系列规定，要求解放区努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兼顾。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打败蒋介石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奠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基础。
从 1946年 6月至 1947年 2月，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英勇奋战，共歼敌 71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完全丧失全面进攻的能力，蒋介石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破产。从 3月开始，蒋介石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地区，其目的是占领解放区东西两翼，与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华北决战，而后占领东北。
从 1947年 3月到 6月，4个月里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解放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和晋南等地区也进行了局部进攻。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国民党军队被歼 112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119万人。国民党的失败，振奋了全国人民，也扭转了内战的形势，人民解放军有了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条件和基础。
（二）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解放战争要有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就要调动解放区 1亿多人口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做到这点。尤其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
全国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在 1946年 5月 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五四指示》提出了从减租减息到“直接进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到 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有 60万名农民参军， 6000万人支援前线。 1947年 7月 17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 10月 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执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土改原则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把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人民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是乡村各级农会。《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土地改革运动立即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在土改运动中曾出现“左”的偏向，对这些偏向中共中央及时采取坚决措施进行纠正。1948年春，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完全走向正规。从全国土地会议开始到 1948年秋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 1亿农民得到了土地，推翻了农村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推进了人民政权的建设，巩固了工农联盟，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大批青壮年农民参军参战。土改运动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农民把粮食和被服等送往前线，并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各大解放区广泛建立并加强了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解放区成为解放战争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源泉。
全国土地会议后，共产党结合土改运动，在 1947年冬全党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通过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改善了农村中党与群众的关系。在进行整党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深刻的阶级教育。通过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战争的目的，提高了政治责任心，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整党和整军运动的开展，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国共双方经过一年的内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军事兵力方面：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内战初期的 430万人下降为 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 200万人下降为 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用于第一线的只有 174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 127万人增加到 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 61万人增加到 100万人，由于不需要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就增强，又大量缴获敌方武器，使部队的武器装备有很大改善。在士气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官兵中充满着失败和厌战的情绪；人民解放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士气高涨。双方作战的后方情况也不同：国民党统治区极不稳定，政治、经济危机加剧，人民反抗斗争激烈，政权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各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参战支援前线，物力资源不断，是一个巩固的后方。这一切表明，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战略阶段。
1947年 7月，中共中央纵观全局，发布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并制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战略部署，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确定以中原大别山地区为战略进攻的方向和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1947年 6月 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 12万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之时，1947年 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 8万人，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实行战备展开；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 18万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进攻后，向鲁西南地区挺进， 9月南下豫皖苏，在淮北平原上实行分散作战。这样刘邓、陈谢和陈粟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中原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从 1947年 9月至 12月共歼敌 19.5万余人，解放城市 100余座，建立了中原解放区，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在解放战争中对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起了决定性作用。
人民解放军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转入战略进攻的同时，其他各战场也转入了反攻，这样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内外线攻势互相配合，形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进攻的总趋势。由此，解放战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战略转折。
（四）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具备了推翻蒋介石的有利条件。1947年 10月 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7年 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明确规定了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行动纲领。政治方面：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强调，这个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革命才能胜利。军事方面：总结出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指出这也是以后消灭敌人必须继续坚持的主要作战方法。报告还指出人民军队在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时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报告中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二月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把这个报告，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十二月会议还讨论了为保证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纲领的贯彻实施，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十二月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已经成熟。
二、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
（一）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不仅在军事上连连失利，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国民党统治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拥有超过 9亿美元的外汇资金，500多万两的黄金库存，接收约 10亿美元的敌伪资产和价值约 20亿美元的 2411个敌伪工厂，还有大量的美援物资和贷款。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又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议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帝国主义诸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控制着国统区经济命脉的是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官僚资本。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工业和运输业固定资本的 80%。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 1948年陷入崩溃状况。庞大的内战经费开支、巨额的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预算为 2.5万亿元，实际支出 7万亿元，其中军费开支约 6万亿元。 1947年财政总收入约 14万亿元，总支出为 43万亿元，其中军费开支占 80%以上。抗战前法币发行额为 14.1亿元，抗战结束时发行了 1.5万亿元， 1947年底发行了 40万亿元。由于纸币的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到 1947年 7月物价上涨了 6万倍，年底达到 14.5万倍，到 1948年 8月，则上涨了 500～1100万倍。国民党政府在 1948年 8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10月又制定《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以 300万元法币兑换 1元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但是金圆券又迅速贬值，物价涨风更剧。劳动人民又遭到彻底洗劫。其次，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
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条约和协议，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 1946年 11月 4日同美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给予了美帝国主义种种特权。美帝国主义凭借条约给予的特权，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商品，并通过投资、援助和贷款，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治和军事，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则勾结美国垄断资本，操纵了国统区的经济命脉，不断地摧残着中国的民族资本，使民族工商业难以维持，大量倒闭、破产。从 1946年 10月至 1947年 2月，上海、武汉和广州等 20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的达 27 000家。1947年国统区原有的工业体系 80%已经瓦解。工业产量较战前的 1936年减少 30%以上，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民族工商业的倒闭、破产使市场经济萧条，加速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再次，国统区农村经济急剧衰退。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公布了名目繁杂的重租重赋，一般自耕农所负担的田赋捐税，已达其收获量的 60%～90%。国民党政府强制征兵的数目也不断增大，1946年征兵 50万，1947年增至 150万。广大农村还不断发生天灾， 1947年各地饥民达 1亿人以上。出于上述多种原因，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离村外逃，土地荒芜， 1947年农作物的总产量比抗战前夕减少了 33%～40%。国统区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贪婪地掠夺，吏治腐败，使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而打内战，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1946年 11月，蒋介石背叛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参加伪国大的除了国民党以外，只有御用的青年党、民社党和一小撮所谓的“社会贤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拒绝出席伪国大。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完全违背了政协决议原则，只为维护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而定。1947年 2月下旬，国民党政府限令中
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工作人员于 3月 5日前全部撤走，国共关系彻底破裂。1947年 4月，蒋介石又导演了一出“改组政府”的丑剧，他拼凑了一些投机政客，组织了一个所谓“多党政府”，这个“多党政府”先后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其目的是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消灭共产党。 1948年 4月 18日，还通过了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分权”，从而让蒋介石拥有了为所欲为的权力。国民党政府的暴政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二）反蒋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壮大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的极端反动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在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 1946年 12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主包括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 12月 24日，北京大学一女生被美军强奸一事成为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线。抗暴运动爆发后， 12月 30日，北大、清华等高等学校学生 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这次示威游行掀起全国范围的反美斗争怒潮。各地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总数达 50万人。
为了把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引向深入，加强中共中央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1947年 2月 28日共产党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指出要“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的方针。这一方针为人民运动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7年 5月 4日，上海各校普遍举行了五四运动纪念会，在校内外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宣传。 15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8日，北大、清华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 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蒋介石也发表讲话，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5月 20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开幕，学生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巡捕打伤学生 150余名，制造了“五二零”惨案。同一天其他许多城市的游行学生也遭到特务的阻挠和殴打。各界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完全陷于孤立。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各行业人民运动的高涨。例如，上海职工发起“要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台湾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残暴统治；在广大农村，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在广大城镇暴发了“抢米”风潮等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1947年全年有 20多个大中城市约 320万工人举行罢工。1946年下半年至 1947年上半年，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扩大。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市民的斗争，相互结合互相支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三）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破产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1947年 7月 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动员令”后，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颁布一系列反动法令，对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如罢工、游行、请愿和示威等都一概剥夺。 9月，蒋介石亲自召开秘密会议，被列入黑名单加以逮捕者就达 60 000多人。10月，上海、北平、杭州和西安等八个城市，惨遭杀害的爱国人士约 2100余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政府不仅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对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想尽办法迫害取缔。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有一定影响的民主党派，他们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不走共产党奋斗之路也不走国民党的独裁道路，而是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主张曾得到中间势力的赞同。一些民主党派也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这些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政，不愿意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为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公开用暴力手段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7年 5月，国民党公布了一个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利用这个假《纲领》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这就为镇压民主党派找到借口，制造舆论。10月 7日，著名的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部主席杜斌丞在西安被国民党杀害。10月 23日，国民党又派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在南京的民盟总部。接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并取缔其盟员的活动。11月 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解散。民盟被迫解散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解散民盟的罪行，表示今后要更努力为创建新中国而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和各民主党派转入地下活动，说明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国共双方的对立中，要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用和平、合法和改良的方式，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根本行不通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破产，迫使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寻找中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曾以极大的努力来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第三条退路破产之际，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人民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各民主党派重新结合起来，少数对“中间路线”抱有幻想的人很快转变了立场，逐渐转到革命路线上来。 1948年 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建领导机构，明确宣布，彻底清除对“中间路线”的一切幻想，“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决心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并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7年 11月 12日和 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党派代表会议。 1948年 1月 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简称民革）。名誉主席宋庆龄，主席李济深。民革公开提出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组织联合政府，“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并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政治同盟都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自 8月初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领导人和代表，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的准备工作。以上情况表明，不仅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其他一切民主人士都已经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彻底孤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