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
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谢曰：“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董卓死后，蔡邕为之惊叹，惊叹没关系，关键是他在王允面前惊叹。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蔡邕为董卓悲戚，以“文革”的逻辑，这是公开宣称自己是董卓的死党，反革命气焰何其嚣张也！
其实，在后汉，冒着忤逆皇帝和朝廷的风险为师友举哀发丧，是一种风尚，对朋友义和对君主忠，都是国家认可并倡导的价值观。忠义双全，在当时被认为是完美的人格。
王允对蔡邕的态度，可以作多层次的解读，怎么对待失足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对蔡邕而言，知识分子在乱世、在暴政下如何自处，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能不能接受暴君暴政的礼遇，能不能与之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一个话题。
首先，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并没有对董卓余党展开清洗，或者说没有进行有预谋有系统的清洗，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举止失当，犯下历史性错误。所以，对蔡邕的处理，王允不是有预谋的，是随机的。蔡邕在董卓死后，和其他在长安与董卓合作过的官员一样，赶紧表态，对董卓口诛笔伐，把自己尽量择清楚，王允也未必会想起来专门找老蔡的麻烦。
也就是说，和董卓合作不是问题，包括王允本人也和董卓合作过，他清楚这种彻底的清查是很难做到的。谁是董卓的真正死党？谁是受蒙蔽误上贼船的？谁又是在复杂的局势下和董卓虚与委蛇进行特殊斗争的？这种政策性极强的高难度活计，以王允当时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恐怕是做不到的。
历史上只有我党能办到这种需要大量组织资源的工程。再早的就不说了，仅就“文革”而言，大运动中套着若干小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揭发批判，都要揪出“一小撮”。今天是“走资派”，明天是“五一六分子”；这一次是林彪死党，下一次又是“四人帮”余孽，一直到邓小平清查完“三种人”，这种活才算练完。
蔡邕的错误不在于接受董卓的礼遇和器重，不在于曾和董卓合作，而在于董卓既倒之后，还公开对他表示同情，这是严重违反政治要正确的。在政治斗争中，特别在甄别清查中，态度确实是决定一切，所以中国才有根深蒂固传承久远至今盛行的表态文化，主动坦白以求宽大、誓死抵赖决不忏悔都是这种文化体系里面的亚文化现象。
蔡邕是什么人？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分子？蔡邕是“旷世逸才”，是为准备撰写正史、也就是皇帝家为立家谱而准备的人才，这类士大夫如果不懂“政治正确”肯定是不可能的，他自己都说“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他对这个太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在王允面前（在《三国演义》里，他是在朝廷百官面前）公开对董卓的态度？
蔡邕要表达什么？锐圆试着猜猜——
一、表达对董卓的忠。在后汉、三国时代，除了对皇帝忠，对自己所事主公的忠，那也是很普遍的。试问，关羽是忠于刘备多还是忠于献帝多？蔡邕也许在政治理想上和董卓有契合，他也许认为只有董太师可以救中国，今天董太师抱负未展身先死，老蔡不屑于和王允之流合作，愿意追随太师于地下，也未可知。蔡邕曾向董卓建议：“孝和以下庙号称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认为，蔡邕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灵帝称“宗”，蔡邕的“无君之心”和董卓那是一模一样的。
二、表达对董卓的义。韦小宝对康熙皇帝有忠，对师傅天地会有义，忠义不能两全，这也是常事。蔡邕既受董卓礼遇和器重，把董卓视为知己，也在情理之中。文人一旦“士为知己者死”这根筋拧起来，经常是不管不顾，政治正确这个大原则也就顾不上了。
三、表达对世风的不满。董卓在时，人人趋炎附势，董卓倒了，个个一脸无辜，人人同仇敌忾。蔡邕当初也不愿意和董卓合作，董卓说了狠话：“老子可以灭人九族。”老蔡这才硬着头皮来的，何况当时董卓又没有说过“我为文王”的话，他辅佐的也是姓刘的皇上，既然大家都在“董卓时代”干过，何必要那么急着表态站队？所以蔡邕又有一根筋拧起来了，这根筋就是文人常有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那根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