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先生走了。这许多日子，我仍是觉得他还住在愚园路邮局楼上那套房子里，随时都可以去看望他老人家，陪他聊一聊文坛近况或中文系的人和事，聆听他的教诲，喝一杯他亲手倒的香茶。我知道，和我有同样感觉的朋友，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音容宛在”吧。
施先生让我们时刻记起的事情有许多许多，而我每当思念施先生时，总是首先想起他给我写的一封信。
那是在1994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朋友们和同事们大都拿到我送的书，但是我却没有送一本去给施先生。我不是不想送给他老人家，而是不敢送。因为谁都知道，他是写小说的大师，我的确很怕在他面前献丑。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就在书印出来不久，在作协召开研讨会以后的几天，我竟忽然收到一封施先生写来的信。这是施先生亲笔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正是谈论我的这本小说的。他大约是从当时报刊上见到一些有关的评论，再从他的研究生那里见到书的。他在信里给了我非常热情的鼓励，对作品做了很高的评价。这真是让我受宠若惊。而在一大段鼓励和评价的话语之后，他老人家忽然用单独的一个段落，写了这样一句话：“你写这样一本书出来，是不是还想再当一回右派分子？”
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顿时发呆。然而我马上从短暂的吃惊中醒悟过来，立刻从这句直率坦诚的问话中，体味到一种他对我这个后辈出于真情的牵挂和饱含忧虑的担心；也体味到施先生心中深藏的、对我们祖国和人民在我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年代里的处境和命运的深切关注。我好像从这小小一页的信纸上，生动地见到了施先生伟大的人格力量，见到他老人家对自己一生中所见、所闻、所经历、所身受的种种事情的看法和感受，并且是在这里对这种看法和感受做出一个毫无遮掩的表露。
还有一次，是在他书房里，他对我所说的另一些与此相关的话。那天，他见我在他面前总是毕恭毕敬，便对我说：“我和你虽然从年龄上看是两辈人，但我们其实是‘四位一体’的亲密同志呢。”
见我并不理解，他马上接着说明：“我们两个人都是民盟盟员、中国作协会员、中文系的教授，也都是从前的右派分子，现在的摘帽右派，你说是吗？”
他似乎是在说笑话，而却是在叙述着明白无误的事实。言语之中包含着我们此刻都能明白理解的辛酸和自嘲。
我到华东师范大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没有机会直接听施先生上课，但是我从来是以他的学生自居的，过去一直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现在更以能够和他老人家经常接触为幸运。在许多有关治学和教书的事情上，我其实都是在有意识地向他老人家学习的。比如，大家知道，施先生上课从来不念事先写好的讲稿，他大约是认为，这样的课堂讲授不能做到教师思想的充分自由的表达，尤其有碍于教师智慧和灵感的发挥。他往往只带一个简略的提纲到课堂上，有时这个提纲就是写在火柴盒上的略略几句话。而他的每一堂课都上得那么充实、流畅、丰满和自如，让学生终生难忘。我是从当年七七届的大学生那里知道施先生的这种课堂风格和方法的。于是我立刻认真学来，这让我的俄国文学课堂讲授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施先生也是我国一位前辈文学翻译家。他是上海翻译界第一位获得我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的人。我也是一辈子都在做文学翻译工作的，这让我和施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联系。在施先生的启迪和帮助下，许多年之后我也拿到了那个称号，让我能和他老人家不仅是“四位一体”，而且是“五位一体”了。这让我感到光荣。在这方面，有一件我视为终身遗憾的事，请容许我在这里说出来：二十年前，施先生要主持一套世界戏剧名作翻译丛书，他指定要我参与，然而我因为当时的教学、科研和会议任务太多，终于没能参与。至今觉得非常对不起他老人家，也让我自己失去一次跟他当学徒的最好机会。
也就是在施先生要我帮他搞这套丛书的前后，他曾经让他的学生把他多年收藏的许多本俄国文学原著都给我送来。这对我是很大的鞭策、鼓励和帮助。其中许多本我至今仍在经常使用，比如，他给我的一套《赫尔岑全集》，就一直放在我书房里最显著的位置。施先生对我们后来人的关心和帮助，就默默无声地体现在这些地方。
还有一件让我感到重大遗憾的事：在着手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想把施先生写给我的那封宝贵的信找出来，重新拜读。但是翻箱倒柜，却怎样也找不到了。好在那句重要的话我是一字不差牢记在心的。
怀念前辈恩师施先生，我有许许多多的话可讲和想讲。但是，最好的对他老人家的纪念，还应该是像他那样埋着头无所求、无所怨也无所顾忌地做好我自己的教书育人与写作、翻译的工作，把自己这点微小的力量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我一定能，也会这样做的。
施先生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