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见过许多山区的湖泊，可是像这里那样令人陶醉的美景，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简直像着了迷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忍离去。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与我同来，我认为自然界的美妙景色定会唤起心境最淡漠的人的欣赏兴致。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一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时对自然的美景会全然无动于衷：既没有打动他，也没有使他激动。他全身心沉浸在对人的研究中，研究人的一切优点、缺点与欲念。其余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以一个伟大的解剖学家的技巧去发现人类灵魂中最细微的曲折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筹划将来，我们毫不怀疑，他很快就会得到赦免，我最近得到的来自彼得堡的消息也是令人宽慰的。离开我如此依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深感惋惜，何况还有我的小说，当时在我心目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它也把我牢牢地拴在这里。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定主意，我到巴尔纳乌去谋个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幻想着自己获释以后迁居到那里去，他快活地幻想着，开玩笑说：“我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受苦的地方会近一些，您离慈爱的×也可近一些。”
最近来看望我们的少数人之中，我记得有个青年人顺路来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个极可爱的吉尔吉斯军官，鄂木斯克武备中学的学生，中亚汗国最后一个可汗的孙子穆罕默德·哈纳菲雅瓦利哈诺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最后几封信中提到瓦利哈诺夫的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2月4日给乔·钦·瓦利哈诺夫的信中说：“我对任何人（包括亲兄弟在内）都从来没有像对您那样产生过仰慕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他写些草原生活的随笔，“在幻想中安排和珍惜”他的命运，给他描绘一下受过充分的欧洲教育的、第一个哈萨克学者的未来。（《书信集》，第1卷，页200—202）在1859年10月31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在地理学会中打听一下瓦利哈诺夫：“我很爱他，也很关心他。”（《书信集》，第1卷，页279））。
他在鄂木斯克的伊万诺夫家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很喜欢他。瓦利哈诺夫的外表是个受过充分的教育、聪明、很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乐于见到他。后来我在彼得堡和巴黎遇见过他。据我所知，这可怜的人不久就害肺病死了——彼得堡的气候断送了他的性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萨耶娃的眷恋一向是很深的，现在，她只剩下孤单单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把庇护她和她的孤儿帕沙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应当知道，他得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库兹涅茨克喜欢青年教师万[尔古诺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万尔古诺夫，1832年左右生于托木斯克。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张罗，他在库兹涅茨克得到教师的职位。，当时他是很高兴的。万尔古诺夫是她去世的丈夫的同事，据说这个人极其平庸。我不认识此人，也从未见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不免也有妒忌的感情，但是对他的高贵的灵魂不能不表示敬佩，他忘了自己，全身心地为伊萨耶娃的幸福和安宁而操心。
为了想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安置好，他的心情很是苦恼，这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例如，下面这几行摘自1856年1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的信：“我不能写作。一个情况，一件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拖延了很久，最后终于降临到我身上，吸引了我，将我整个儿吞没。我不能工作，然而我是幸福的。后来，忧郁和痛苦降临到我的头上。”
从我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所有信件中，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充满了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担忧。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弗兰格尔的信见《书信集》第1卷。他到了完全绝望的境地。1856年4月13日，他写信给我说，他多么忧愁，处于可怕的境地；如果他从兄弟处要不到他到库兹涅茨克去所必需的一百卢布的话，将使他陷于“绝望”。“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应当认为，他是暗示某种悲剧，可以假定为：他认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我和他闲聊时屡次谈到过这一话题。1856年11月9日给我的信中，他也说过：“近来我对您想念得不得了（而且我近来常常生病）。我想象您发生了什么悲剧，类似我们从前谈过的悲剧。”1856年4月13日给我的信中他补充道：“我的朋友，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求情，而是为了我现在生活中仅有的最珍贵的一切来求情。”
1856年5月23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的事情糟透了，我几乎陷于绝望。我尝过的辛酸是难以忍受的。”1856年7月14日的信中说：“我简直像发了疯现在已经晚了。”7月21日的信中说：“我心里突突直跳，但愿她别嫁人老天爷——哪怕投河，哪怕开始酗酒。”
“但愿您知道我现在是多么需要您的爱。要是我能拥抱您，也许我会轻松些。抑郁得叫人受不了。尽管我也知道，您如果不来西伯利亚，那自然是因为您留在俄罗斯将更为有利，不过还是原谅我的自私吧。我连睡觉也想着快些在这里见到您。我需要您，那么需要您！”
看到他为自己的情敌——教师万[尔古诺夫］而操切不安地张罗，您自己去判断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善良，没有丝毫妒忌。在他给我的一封信（奥列斯特·米勒在他的文集中提到过这封后来丢失了的信弗兰格尔引用1856年12月21日的信不确切。（《书信集》，第1卷，页206）在米勒的《材料》中这封信大致上写明日期是12月1日。（《传记》，第一种页码，页152—153））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愿意“跪下来”为他，为教师万[尔古诺夫］而求我。“眼下他对于我比亲兄弟还亲，我于心无愧地求您，他值得看在上帝分上，做点儿什么吧——考虑考虑，做我的亲兄弟吧。”这样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天性，为别人的幸福而忘了自己的人世上未必很多。
1856年12月21日，命运之神终于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笑了。1856年12月21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写道：“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那么，在谢肉节之前，我要结婚了，您知道我娶的是谁。直到现在她仍爱我她亲口答应了我。我在夏天的信中告诉您的她的情况，丝毫没有影响她对我的怀恋。她爱我。这我确切知道。夏天我写信给您时就知道。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她的新的恋情了指她对万尔古诺夫的爱。还在夏天，我从她的来信中就知道了。一切情况都已向我公开了。她对我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啊！如果您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那就好了”
从巴尔瑙尔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消瘦，抑郁不乐，活像个死人。因为我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稍稍振作了一些，但我不得不让他痛苦，告诉他，我很快就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
临别之前的最后几天飞快地过去。十二月底，我准备上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整天和我待在一起，帮我收拾行装我们两人都心情抑郁，凄惶不安。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敢说，这两年间，我们两人相处得很融洽，亲密无间，情深意笃，依依不舍，共同分享了西伯利亚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像俗话所说的，互相掏出心来了。在远离一切亲人的艰难时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懂得，这样的友情会减轻人的痛苦。
然而我出发的时刻终于来临。
暮色渐渐浓了。
亚当出来，扛起皮箱，我们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热烈地亲吻，一吻再吻，互相发誓决不忘记。我尽我所能，千方百计鼓励他，给他打气。
我们两人好像初次见面一样，眼泪汪汪的。
我坐上马车，最后一次拥抱我那可怜的朋友。
车夫抖了抖缰绳，我的三驾马车猛地向前滚动我走了。
我再次回头望去：昏暗的暮色中，只看到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渐渐模糊了。
题解：
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弗兰格尔男爵（1833—？），律师，外交家，考古学家。1854年被任命为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检察官，当时，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该地当兵。弗兰格尔的检察工作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企图改善低微阶层出身的“身不由己的”罪犯们的命运，和流放的波兰人来往，这些行动引起地方当局的不满（这是弗兰格尔很快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原因之一）。在西伯利亚，他结识了十二月党人伊·伊·普辛、姆·伊·穆拉维约夫、恩·弗·巴沙尔金、伊·亚·安年科夫与普·恩·斯维斯土诺夫，并长期和他们通信。
业余时间，弗兰格尔用来研究自然科学和旅行。1857年春，他返回彼得堡，同年，他随一支分舰队出发考察，这支分舰队将环游世界，到中国的东海岸、日本及阿穆尔河口；弗兰格尔被任命为考察队队长的秘书，担负特殊使命：搜集自然历史的收藏品，对行程作准确的描述。
1858至1859年，弗兰格尔参加与中国签订《瑷珲条约》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到1906年（中间只有—些小小的间断），他在外交部门任职，晋升很快。退休后，弗兰格尔写了一本书：《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1854至1856年在西伯利亚》，最初发表在1908至1909年间的《新时代》报上。（关于弗兰格尔的详细情况，参见《书信集》，第1卷，页517—518；又见《二百五十年至今的弗兰格尔家庭史》，柏林和德累斯顿，1887年，第1卷，页381—38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兰格尔的友谊开始于1854年。弗兰格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高级行政官员界，因此而减轻他当小兵的艰苦处境。弗兰格尔很有教养，性格温和，富有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弗兰格尔在物质上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帮助，不仅在他们的友谊比较亲密的时候给过帮助，而且在以后的六十年代也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1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道：“亚历山大·叶果罗维奇，即弗兰格尔男爵，人很年轻，心灵很美，心地极好，抱着了解边疆、做点好事的宏大理想，从利采伊直接来到西伯利亚。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任职，我们和他意气相投，我很喜欢他。他为人过于善良，没有任何特别的信念，心地高尚，有头脑，——可是心太软，脆弱，尽管他的外貌乍看起来有几分难于接近的样子。他生长在那个半贵族式的或四分之三贵族式的男爵圈子里，我不太喜欢这种圈子，他也不太喜欢，因为他有优秀的品质，但是看得出也有许多旧的影响。他为我做了许多好事。然而我之所以喜欢他，却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过好事之故。”（《书信集》，第1卷，页164—16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兰格尔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1864年恢复，继续到1866年，中间停顿过一个长时间。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复弗兰格尔的信中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妻子玛·德·伊萨耶娃及兄弟相继去世，物质生活境况艰难，这和《时代》杂志停刊有密切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赴巴登巴登治病，回国途中顺便到哥本哈根去看望了弗兰格尔。他们在彼得堡也会过几次面。可是从前的友谊关系没有恢复。1873年，他们在彼得堡最后一次见面。
弗兰格尔所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同时代人关于作家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的生活的为数不多的见证之一。书中详尽叙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常生活情况，描写了这一时期他与之交往的人们的特点。书中也反映了作家私生活的几个插曲：他娶伊萨耶娃的经过以及从西伯利亚流放获释的经过。出于他对地志学研究的兴趣，弗兰格尔在书中也记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西伯利亚期间当地居民及流放者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弗兰格尔的回忆录选自他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1854—1856）》，圣彼得堡，19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