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哲学家和评论家尼·尼·斯特拉霍夫是在1859年12月，他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以后不久。从1861年起，斯特拉霍夫是陀氏兄弟所办的《当代》杂志，随后是《时代》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完全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通常被称为“根基论”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斯特拉霍夫在其哲学著作中表现了他是黑格尔的信徒，在这些著作中，最著名的是《世界是一个整体》（第二版，1892年）、《哲学概论》（1895年）、《论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基本概念》（第二版，1894年）。在文学评论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第二版，1895年）和《我国文学与西方的斗争》（第三版，1898年），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大型传记（1883年）。关于斯特拉霍夫的生活和活动，可参阅Б。尼科利斯基《尼·尼·斯特拉霍夫评传概略》，彼得堡，1896年；С。Β。别洛夫、Е。Б。别洛杜布罗夫斯基《尼·尼·斯特拉霍夫的私人藏书》，《文化遗迹。新的发现》，1976年年鉴，莫斯科，1977年，页134—140。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在思想观点上互相接近，尽管他们同属“根基派”，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从未亲密过。这在斯特拉霍夫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的那封有名的信中揭示得特别清楚。（参阅《列·尼·托尔斯泰和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307—310）斯特拉霍夫向托尔斯泰坦白承认，他在自己所写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对后者作了十分片面的描绘。（参阅《传记、书信和札记》，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页177—329）但是，在斯特拉霍夫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已经可以看出在他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加以发挥的那种“暴露性”的倾向（虽然写得十分谨慎）。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绝没有美化斯特拉霍夫。例如，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此人无非是个恶劣的神学校的学生而已；他已经离开过我一次，等到《罪与罚》获得成功，他才跑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155）
在《文学遗产》第83卷中，首次摘引了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有关斯特拉霍夫的笔记：“纯粹是一副神学校学生的面孔。一个人的出身是怎么也掩盖不了的。他根本不懂得公民的感情和义务，任何丑行都不能激起他的义愤，相反，他本人就干丑事；虽然他在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却贪淫好色，为了任何淫荡、下流的勾当，为了一块肥肉，他不惜出卖任何人，背叛公民的义务（他感觉不到这种义务），背叛工作（他对之满不在乎），背叛理想（他没有理想）；这倒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理想，而是为了一块粗劣的肥肉，他对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以后还要谈到我国文学界的这类典型，必须不断地揭露他们，叫他们显出原形。”（《文学遗产》，第83卷，页620）
Л。М。罗森布吕姆在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反对斯特拉霍夫的笔记时，作了正确的推测，认为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为了准备出版作家逝世后他的全集第1卷，向斯特拉霍夫和奥·费·米勒提供了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档案的机会，在这当儿，斯特拉霍夫看到了这篇笔记。那时候，还决定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个时期的大部分笔记。
Л。М。罗森布吕姆认为，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显然没有发觉这一反对斯特拉霍夫的笔记片断；否则，她就会在她针对斯特拉霍夫给托尔斯泰的信所发表的声明中提到它了。“斯特拉霍夫当然明白，”Л。М。罗森布吕姆写道，“以后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个时期的笔记要出版，其余他所写的一切都将发表。他还知道，将来某个时候，列夫·托尔斯泰与亲友们往来的信件也会发表。也许，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写信给托尔斯泰，作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独特的‘答复’。”（《文学遗产》，第83卷，页23）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曾向许多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呼吁，请求他们在针对斯特拉霍夫上述信件的抗议书上签名。（可参阅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916年7月16日给女作家Α。Н。佩什科娃托利韦罗娃的信，出版者：С。Β。别洛夫，《贝加尔》，1976年，第5期，页144）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Α。Β。科鲁格洛夫、索·维·阿韦尔基耶娃、。Α。波隆斯卡娅、赫·丹·阿尔切夫斯卡娅、阿·安·施塔肯施奈德、索·谢·卡什皮列娃、米·亚·雷卡乔夫等。
抗议书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些熟悉已故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读了发表在1913年10月《现代世界》杂志上尼·尼·斯特拉霍夫1883年11月28日给列·尼·托尔斯泰的信，感到由衷的愤慨。
“在这封信中，尼·尼·斯特拉霍夫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凶恶粗暴，妒贤嫉能，道德败坏’。
“我们姑且不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他哥哥死后承担了《当代》杂志欠下的、为数达两万卢布的债务，直到他去世前才还清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许多人都可以证明，他自身有病，经济拮据，还要接济自己的继子帕·阿·伊萨耶夫、害病的弟弟尼古拉和亡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
“然而，得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怀的不仅是他的亲人：存在无数的例证，无论是形诸笔墨的或口头上叙述的都表明，凡是来找他求助的，即使是他不认识的人，都能得到他友好的劝告、指点以及某种方式的帮助。如果他像尼·尼·斯特拉霍夫所写的那样，是个‘单单钟爱自己的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行动呢？
“按照尼·尼·斯特拉霍夫的说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妒贤嫉能’。但是，关心俄国文学的人士都记得他的关于普希金的演说以及他那些发表在《作家日记》上的有关涅克拉索夫、列·托尔斯泰伯爵、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乔治·桑的热情的、卫护性的文章和评论，显然，他没有‘嫉妒’他们。怀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嫉妒别人的官衔、功名或财富，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一生中为自己并无所求，却自愿把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困的人们。
“但是，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更使我们吃惊的是，他指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德败坏’。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青年时代，在彼得堡和在西伯利亚，那些熟悉他的人（亚·彼·米柳科夫、斯·德·亚诺夫斯基、里森坎普夫医生、亚·叶·弗兰格尔男爵等），在他们关于他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到过他往昔有过一丁点儿道德败坏的行为，而我们这些在他生活的最后二十年里熟悉他的人可以证明，他是个患有重病（癫痫病）的人，因此，他有时容易激动，显得不大和善，整日埋头于工作，屡屡被生活上的苦恼弄得抑郁寡欢；但他一贯善良，严肃，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谨慎持重。我们之中许多人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十分顾家的人，温存地爱着自己的妻儿，他那些已经发表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尼·尼·斯特拉霍夫在上述信中所说的一切与我们这些在不同程度上熟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对他的道德面貌的看法是如此矛盾，以致我们认为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必须对尼·尼·斯特拉霍夫的毫无根据、信口雌黄的指责提出抗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同时代人往来的书信》，出版者：С。Β。别洛夫，《贝加尔》，1976年，第5期，页144）
这份抗议书没有单独发表，而是被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用作她的《回忆录》中《对斯特拉霍夫的答复》这一章的基础。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关系，可参阅Α。С。多利宁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页307—343），Б。И。布尔索夫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坟旁》（《列·尼·托尔斯泰和尼·尼·斯特拉霍夫来往的信件》，《赫尔岑教育学院学报》，第320卷，列宁格勒，1969年，页254—270），Β。Я。基尔波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拉霍夫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旗》，1972年，第9、10期）。斯特拉霍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可参阅《六十年代》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页255—280。
[21]参阅第十章“注释”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