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骈体小说的部分作者,例如孙静庵、刘铁冷、徐枕亚等人都有参加辛亥革命或反对袁世凯专制的经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在小说中并没有完全消退,而是以一种变相的方式呈现于作品中。民初的言情类骈体小说中固然有不少局限于言情层面的作品,但其中也有一些事关家国兴亡之作。即就《玉梨魂》而言,对于何梦霞在战争中奋勇杀敌而牺牲,学界大多以为是他的一种变相的徇情方式,其实在梨娘、筠倩死后何梦霞的人生选择绝非仅是徇情所能解释,何梦霞原本即有报国之志,例如在第六章中,他与石痴“时或纵谈天下事,则不觉忧从中来,痛哭流涕,热血沸腾,有把酒问天、拔剑斫地之概。盖两人固皆失意之人,亦皆忧时之士也”,又如第二十九章中,何梦霞对石痴解释自己不一死以殉梨娘的理由:“若人因爱余而致死;在义余应以一死相报。然男儿七尺躯,当为国效死,乌可轻殉儿女子之痴情。且若人未死之前,固尝劝余东游,为将来奋飞计,今言犹在耳,梦已成烟。余之忍痛抱恨而来此者,即从其昔日之言,暂缓须臾之死,冀得一当以报国,即以报知己于地下耳”,可见,何梦霞报国身死,是他的性格逻辑(家国情怀)的自然发展,当然同时也是他报答红颜知己的一种方式。《玉梨魂》之外,《帷灯匣剑》和《鸳鸯铁血记》等作品也都塑造了这种“儿女兼英雄”的人物形象。虽然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中有关家国兴亡的作品几乎都将“家国”之事作为故事背景来处理,而不把“家国”之事作为作品的主体来描述,但是“艳情”之下有“侠史”,“侠”投射于“情”之中,使“情”具有了浓郁的英风烈气。
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在题材方面,“愤政治之压制”的因素较弱,而“痛社会之混浊”及“哀婚姻之不自由”则表现得较为强烈。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并不局限于写爱情故事,朱鸳雏所讽刺的“眼泪鼻涕小说”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页180。仅只是其时骈体小说所用题材中的一类。
民初骈体小说中,有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代表性的作品有刘铁冷的《嫠妇血》和剑僧的《冢中妇》。《嫠妇血》对张勋士兵害民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批判,作品对张勋士兵极尽嘲讽之能事,《冢中妇》表达了作者对流离失所者的同情、对政府治理不力的愤慨,表现出关怀民生的倾向。
在民初骈体小说中,甚至出现了一篇有几分“现代派”色彩的小说。《丽娟小传》堪称一篇优秀之作,这篇形式上非常传统的作品,却有非常“现代”的意蕴:它突出表现了人的孤独处境。《丽娟小传》表面看来属于言情小说,但是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描述了一个小女子内心的孤寂与苍凉。王丽娟既找不到一个可以怨恨的对象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处身于百般禁忌的生活环境之中,而又爱不能有所爱、恨不能有所恨,人生的孤寂大概不过如此了吧。这种作品意蕴的营造,不仅在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中十分罕见,即使放在整个民国初年的小说创作中也是十分独特的。
上述几类作品不能说是游戏、消遣之作,也非一句无病呻吟就可以否定其社会意义的。不加区别地将鸳蝴派小说和民初骈体小说界定为无病呻吟之作显然有失公道,客观的做法应该是认识到鸳蝴派小说在表达社会伦理意义方面的复杂性,在鸳蝴派内部重新分层,对不同的作品给以不同的定位。
三
民初骈体小说的存在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雅俗判定问题。
在传统文类分层中,所有的小说都属于俗文学,但是随着晚清以来小说地位的提升,在小说内部进一步区分雅俗的做法逐渐被学界接受。
关于俗文学的性质,谭帆有如下界定:“1.俗文学是一种文学现象,在‘价值功能’、‘表现内容’、‘审美趣味’和‘传播接受’等方面基本趋于一致,介于‘雅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故‘俗文学’是一个‘文类’概念。2.俗文学是指以受众为本位的文人加工、整理或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书面文学’。3.俗文学以道德教化、宗教布道、知识普及和娱乐消遣为最基本的价值功能。4.俗文学是一种在表现内容、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上追求世俗化的文学作品。5.俗文学具有传播普及化的特性,具有一定的商业消费性。”谭帆:《“俗文学”辨》,见谭帆:《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页17。对于近现代通俗文学,范伯群则从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以及读者的欣赏习惯等方面做出考量,给出了如下定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为模式的文人传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见《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页1—2。
上述两种定义都突出了通俗文学的世俗化(即作品“通于俗”的功能)特征,此处的世俗化既表现于语言体式方面,也表现于审美趣味和表达手段方面。显然,以这两个层面来衡定民初骈体小说,其中的部分作品并不属于通俗文学类型。
首先,在语言体式层面,尽管部分骈体小说中的骈文有减少用典、僻词的俗化倾向,但即便是这类骈文也难以称得上是“俗化”语体,因为对仗和音韵仍然是一种形式化的规约,骈文的大量运用使骈体小说具有了雅致的语言风格,所以此类骈文只能说是骈文内部的“俗化”现象,而不能说是通俗语体。在读者接受层面,语句的容易理解不完全等同于小说语言体式的通俗性,后者还应包含语言表达形式的审美意蕴。
而且,民初骈体小说中还存在不少并不“俗化”的骈文,甚至在一些骈体小说中出现了用典过繁过僻的现象,造成了读者的接受障碍。《蒸霞妖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典故密集,而且许多典故相当冷僻,“世俗之人”难以理解,而且也难有耐心去一一查证,以至于主编许指严在小说后面的注中不得不一面称赞该作能“自标一格”,一面又要“请君将所隶典藻,费一番手续,加以注释,当仍登之通函栏内,以饷同好”许指严:《编者识》,《小说新报》第五年第十期(1919年10月)。。用典过密容易造成文气滞塞,而用典过僻则导致读者理解的难度,《蒸霞妖梦》的语体对读者的文化素养不啻是一种挑战,这样的小说当然不属于通俗小说。
其次,一部分民初骈体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也与“世俗之人”的趣味不同。
民初骈体小说中确有一些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诸如《错遇》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已经堕入“恶趣”,而像《月缺重圆记》一类作品渲染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这一主题也反映了世俗之人的心理需求。
但是在民初骈体小说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所表达的审美情调与世俗之人的心理欲求有较大距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文人情趣和才子性情。
世俗之人并不拒绝文人才子故事,比如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是接受的前提是故事必须在言说形式和情感倾向两方面符合他们的心理欲求。如果一篇小说以文人才子的情调写文人才子的故事,恐怕很难“世俗化”。
《玉梨魂》的畅销给人它是一部通俗小说的假象,但从它所极力渲染的情感氛围来看,《玉梨魂》是以才子的感受方式写作的关于一个才子的悲情故事,文中连篇累牍的自怜自哀的心理描写是很难“通”于“俗”的。以一种近乎女性化的纤细敏感方式,认同、欣赏并以极大篇幅玩味一位境遇坎坷的才子的伤感情怀,在《玉梨魂》中比比皆是,以这种情怀的表达作为小说的基本构架,不免与世俗之人的接受心理构成反差。《玉梨魂》以才子的感受方式写才子的情感体验,它宣泄的是一位才子的感伤与无奈,这是一篇才子之文,而非通俗小说。《月明林下美人来》也蕴涵着浓郁的文人情调,表现出异于世俗之人的清操高致。故事发生于空明、清冷的背景之下,“余”在冷艳的气氛中,看到了风姿绰约的仙子苏小小与冯小青相伴来赏雪夜美景,二人虽是仙子,但并没有彻底超脱尘世因缘,其形象具有人世间的凄凉况味。作者将二人置于清冷的雪景之中,在赏美景这种“乐事”中渗透出无尽的感伤,这篇情节非常简单的小说,以“冷”、“艳”和“悲”相交织的情感氛围打动人心,成为一篇抒情性很强的散文化小说。《玉梨魂》和《月明林下美人来》都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取胜,而侧重于文人审美情趣的渲染,这一类作品并不符合通俗小说的定义。
此外,《嫠妇血》和《冢中妇》一类以批判现实为主题的作品显示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具有严肃文学性质,也不属于通俗小说。
第三,民初骈体小说的表达方式与通俗小说有异。
由于采用了对仗的特殊句式,在音韵、节奏甚至用词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加上作家浓厚的抒情心态,民初的骈体小说具有了诗化特征,其时的作者也有意无意地使用多种技法强化这种诗化风格。譬如《血鸳鸯》为了建构感人的情景而夸饰文词甚至虚构情节。它用“村妪牵衣,频拭桃花之面;牧童弄笛,谱成薤露之歌”描写少妇的哭泣场面,前一句村妪拭泪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情感状态;后一句的牧童吹奏“薤露之歌”则很难看做是对情节“现实”的描述,“薤露”是挽歌名,表达人生短暂,如薤叶上的露水转瞬消散,难以想象一个牧童吹奏如此曲调,从情节构成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虚拟性表述与此前文句中出现的其他物象共同营造了一幅作者心目中最美的秋哀图:北风劲吹、秋坟瑟瑟、美人哀泣、孤雁南飞、胡笳悲鸣、村妪频频拭泪、牧笛声声奏惨,这样的秋哀图贴近的是中国传统文人而非“世俗之人”的想象与心理诉求。《不堪回首》则是另一类典型,在讲述了“余”与凌飞仙令人伤感的故事之后,这篇小说竟然连用了八首七律结尾,这八首诗尽管内容稍有差异,但都以惆怅伤感为感情基调。大概少有“世俗之人”会接受、欣赏如此的表情达意方式。
民初骈体小说属于鸳蝴派或民国旧派小说,它的非通俗化性质也影响到了的后者的雅俗性质判定:鸳蝴派和民国旧派小说不完全属于通俗文学类型,其中部分作品理应归属于纯文学的范畴。
民初骈体小说热潮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中国传统小说文体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位置,不仅要考察民初骈体小说的文体意义、现实关联性、现代性转化、读者接受问题,也要重新考察骈体小说所处的鸳蝴派和民国旧派小说的社会功能分层和雅俗分层等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