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因恰当的命名而可以成为品牌，战争因寻找到恰当的名义终将获胜，所谓的“师出有名，然后成功”也。命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命名其实是一种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命名，甚至是整个文化构建的关键引领部分。落实到文学活动上，一种新的“命名”过程，其实往往也就是那一种新的文学得以生成的过程。这样说来，要“命名”一种新的文学，就远不可以像给一个初生婴儿命名那样简单了，文学的“命名”其实是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一项繁杂的系统文化工程构建。这里边至少关涉到几个具体的层面需要考虑： 其一，有无历史文化资源可资凭据；其二，有无现实的客观迫切需要；其三，有无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其四，有无支持力量的来源（尤其指地方政府的支持，它主要是精神的，但绝对不能排除物质的；它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通过新闻媒体等进行宣传造势等）；其五，有无精英的引领（本地有实力的作家是否具备了为“新的命名”而创作的自觉意识）；其六，有无集中发表作品的专门刊物（“崇左文学”目前已经拥有《崇左文艺》这样的一个地方刊物）；其七，有无广大民众（读者，尤其是本地方的群众读者）的热情参与；等等。站在“构建”的高度上，怎样“命名”“崇左文学”以使其“名副其实”？以下集中阐述几点粗浅见识。
1. 地方民族魂的寻找
真正的文学总是触及精神灵魂的；而真正的精神灵魂，总是潜藏在民族文化的深层次里，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艺术作品（包括文学）通过创造的途径可以使这种存在（精神灵魂）具象化，使普通大众能容易地把握到，进而形成某种文化力，比如民族凝聚力、民族宽容力、文化评判力、文化创新力等。要想“崇左文学”这样的“文学命名”真正成立，甚至广为传扬，实现其理想的文学文化价值，那么，“崇左文学”就必须有自己的“灵魂追逐”的自觉意识。其实，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崇左是广西壮民族最大的聚居地，这里的骆越先民创造了辉煌的“花山文化”“花山文化”是“左江文化”的精髓所在，“左江岩画”当下已经列入自治区的“申遗工程”…花山堪称壮族先民的圣地，“花山”所蕴含的“民族魂（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化的具象存在，“崇左文学”的“命名”可以从这里寻求到巨大的文化资源支持；换一种说法，“崇左文学”的“民族魂”其实可以便捷地落实到类如“花山魂”这样的民族文化具象上。之前，一些壮族（或广西籍）作家甚至是画家的创作，就曾有意地进行过这方面的试探，比如，杨克的《图腾的困惑》以及农冠品等诗人的一系列“花山组诗”，尤其是周氏兄弟享誉世界的绘画和雕塑，它们都堪称为壮族一时间的艺术绝唱。随着“壮族人精神原乡”——崇左市地位的确立，“崇左文学”进一步展开这方面的想象和构建，应该是一种“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众望所归。
2. “跨国文学”构建
尽管，“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在当下多少已经成为了一些人的笑谈，但“崇左文学要走向越南、进而走向东南亚”这样的提法，笔者认为不啻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学”的生长点，至少可以是“崇左文学”可资凭借的一种独特资源。新的崇左市地处中国通往东盟各国的“大陆桥”上，具有沿边、沿高速、沿铁路、邻首府的优势。全市有宁明、龙州、大新、凭祥四个县（市）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533公里。由于山水相连的原因，崇左市与越南有着太多的“纠缠”： 历史的、现实的；官方的、民间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总之，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并且是挣也挣不脱的“铁关系”。文学想象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生活，生活巨大的纠缠处，自然而然也就是人类情感的纠结点。文学属于“感情的事业”，文学如果能抓住这样的纠结点，往往可以写出震撼读者心灵的成功作品。崇左与越南种种“纠缠”，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稀土资源”，“崇左文学”假如能好好挖掘这样的独特资源来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建构），绝对可以写出独具特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可以进一步命名为“跨国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个别崇左籍作家，他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笔者所提到的情况，并且已经开始展开自己的“跨国文学”构建，通过这样的一种构建进而增加自己创作所具备的“崇左文学”的独特元素。比如，梁志玲的创作，长篇散文《出发与抵达》、中篇《微凉的逃逸》等就堪称这方面努力的最新收获，这些作品意境（“蕴藉”）营造因对崇左与越南之间“情感纠结元素”的成功调用，终于具备了独特的个性魅力，读来令人欣喜。
3. 世俗的个体性人文立场
文学是人学。文学说到底是人类对自己尴尬遭遇的悲悯，是一种立足于人间现世的世俗情怀、一种真正的博爱——爱自己、爱人类、爱大自然。尽管社会在进步，但人性境遇的不堪却依旧普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日趋恶化。文学的责任就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呼吁人性的善化、美化，文学必须有能力给人类提供“诗意的栖居”。所以，文学，不管是怎样地“个性”、怎样地“命名”，其实，只要还是文学，它们就必然挣不脱自己作为“文学”这样的一个“共名”规定。换一种说法，真正的文学必须具备全人类性，具有“普世价值”。“崇左文学”要使自己的“命名”可以成立，则必须首先得考虑好自己作为“文学”存在所应具备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其实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自由、民主、法制等这些现代化诉求应该堪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具体到文学，通过审美创造和欣赏而达到人类相互的理解、抚慰、交融、和谐之目的，这些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普世价值”。当然，具体到创作、具体到某种“命名”的文学，其怎样来体现这样的“普世价值”却又应该是各有各的不同。概而言之，“人性”是文学的文化价值，“个性”才是文学的审美生命；通过“个性”可以达到“人性”，这样的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这样来看问题，提出“崇左文学”命名其理由就更充足了。因为，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地级市，崇左具备太多的特殊性——边境的、民族的、开放的、底层的、非主流的，等等。这些社会生活文化因素都可以转化为本地作家创作的文学个性因素来源——因地方而达到全国，因民族而达到世界，因个人而达到全人类，这对于“崇左文学”来说完全是有可能的。
四、 “崇左文学”名下创作现状及期待
1. 现状
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在成立地级市之后，已经有一大批卓有才华的作家纷纷借助于“崇左文学”这个名称而跃跃欲试，意欲抢滩登陆全区、全国文坛。这些人当中有周耒、梁志玲、赵先平、李钢源、韦适华等，这些人的文学潜力和冲劲都比较大，成绩也终于开始“小荷可露尖尖角”，近期，有很多本市作家作品在全区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纷纷亮相，就是证明。限于篇幅，此处仅对前面提到的三位作家的创作进行一些概括。
首先，周耒的创作。主要是小说方面，作品有中篇小说《飞入天中的梯田》收入《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花城出版社），《幸福来到陇沙屯》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等等。周耒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底层特征。作家立足当下，即“城市化时代”的现代性语境，努力向本土本乡生活深处挖掘，让文学的人性精神灼照转型期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艰辛、苦难甚至是劫难，及其所带来的疼痛。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以见闻的“社会热点（事件）”营造成一个个时代精神的“感情焦点”，建构出一篇篇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为“城市化”（或“新农村化”）进程中乡村一极的人性变化留此存照。在艺术上，周耒试图用一种“复调小说”的方式，刻画当下语境下乡土文化的表情尴尬，同时对现代人性缺陷进行默默反思。周耒的“崇左文学”——本土创作的小说，无疑已经具备了“中国非主流文学”研究价值和意义。
其次，梁志玲的创作。她对小说与散文创作均有执著的追求，是《广西文学》近几年来重点稿源作家之一。有大量成熟的散文、小说发表，其中中篇小说《突然四十》被《北京文学·中篇月报》转载，《纠缠》被《中篇小说选刊》（增刊）转载。对包括作家自己在内的本土底层社会生命之柔弱、病痛、残疾、离乱、衰老与死亡等不懈的诗意关照，使得梁志玲的创作透露出别具一格的忧伤色调——对于世俗生命的执著与真诚，因而特别敏感于生命的伤痛与凄凉，当然也就不能忘却生命的坚韧与美丽；抒写时代本土底层生命的人性遭遇，体悟生命的本真与价值意义；在斑驳的伤感中进行人性的诗性思考，在热闹凡俗的现世中追寻人类清静澄明的精神故乡。透过作品，“崇左文学”意识在梁志玲笔下表现得比较自觉、到位。假以时日，或许，梁志玲可以成为“崇左文学”名下真正的“举旗人物”？！笔者拭目以待。
最后，赵先平的创作。赵先平创作比较在行的是小说方面，有《暮色苍茫》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他执著于自己的生存现实，自觉地充当起“一名审视者”的精神责任。他对转型期本地的基层教育、基层权力以及新农村建设等领域问题确实进行了较为独到的审视（观察、体验与艺术揭示）。并且，赵先平的审视，目光不仅仅是向外的，同时也是向内的；不仅仅是审视社会，同时也是在审视人性；不仅仅是“审他”，同时也没有忘却要“自审”，即作家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精神灵魂的拷问和反省。赵先平审视的眼光可谓犀利，其深邃直逼灵魂最深处。赵先平的创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土作家创作的时代精神勇气和灵魂担当。
2. 期待
尽管，“崇左文学”名号已经如期出现，尽管，“崇左文学”创作也已经悄然展开，并且略有收获；但要把这种“命名”上升到全市广泛作家和普通读者自觉的文学追求、精神构建则尚需时日，肩负责任者——尤其是崇左市当下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却万万不可“等待”。道理很简单，新兴的崇左市需要真正的“崇左文学”作为自己的精神烛照和呐喊！
期待崇左市负责任的当下作家（包括传统的纯文学创作者以及影视编剧作者、歌词作者、民间故事家等）、文学批评家，热爱生活，热爱崇左，努力创作，争取让“崇左文学”这个名称不愧于时代，不愧于全区、全国，不愧于“文学”这样的集体称号。
总之，因崇左市文化构建的需要，作家、批评家的努力，“崇左文学”必将获得“名副其实”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