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的青壮年们毫无例外地都走上同一条离乡背井，寻求改变生活状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路。
乌鞘岭为古丝绸之路要道，历代军事要冲，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藏语称哈香日。历史上岭下常年有戍卒守关，过往商旅、征夫、使节等均在此交验文书。乌鞘岭山坡上依旧保存着古代长城残存的墙体和烽燧，历代以来，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游牧与农耕两大民族的一处分界线。
从乌鞘岭挖掘的出土文物证明：古代这里曾是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的地域，西汉以后，中原地区因移民、戍边，不少人来到这片土地安家落户，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长城脚下，到处可见牛羊成群，牧人满山游荡的情景。
——自题
安门村坐落在长城脚下、金强河边、四季分明的安远盆地上。它像是一个“塞子”，镶嵌在陇东高原通往河西走廊的道口。所有进入河西走廊的人，都会从这个塞子旁边经过。这个小小的村落，土房瓦房不足百间，简陋、稀疏，远远看去，一层层黄土夯砌的房顶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惨白，外表“土”得掉渣。如果不是因为312国道的扩建改道而使公路从村边经过，这个在甘肃省分区地图上也难以找得到的村子，也许永远会与我失之交臂。
由于海拔偏高，这里的土地无法耕种大麦、小麦、玉米一类的传统作物，村里的每户人家除了在金强河岸有几亩旱地能够种植一些燕麦、青稞及大豆之类的作物外，照例还会圈养一群羊，多则几十只，少则十几只。这是乌鞘岭人家的一条食物链，种植的燕麦或青稞基本用来饲养牲口，牲口养大后出售换回钱再去买人吃的口粮和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类开支，每家每户基本如此。这是他们从祖辈那儿沿袭下来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近年来，由于天气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无法维持家庭生计，人们在风沙、低温和拮据中煎熬。而乌鞘岭以东陇东平原及丘陵地带，东南季候风能够吹拂到的地方，那里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开始产生诱惑，安门村里的青壮年都陆续扔下了锄头，放弃了羊群，先后出外打工谋生，只剩下老弱妇孺在维持耕作和放牧，守望着破落的家园。
我曾三番五次地从公路上东西穿越这个村子，但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在意。直到一个晴天丽日，我攀登到乌鞘岭上寻找昔日的长城进行拍摄，而后再到村子里讨口水喝，才开始关注起这个小村子，从而有机会把乌鞘岭的地理、历史和人文连接在一起探索和思考。
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一百二十口人家的小村子，它的历史渊源恐怕已无人知晓。据说这里最早的村民原来是明朝期间驻防乌鞘岭营盘的士兵后裔。在今天看来，村子已经显得有点荒凉和寂寞，除了偶见几个散落在金强河岸地里忙活的人之外，再难碰到其他的闲人。我相信，留守在村里的人不过总人口的一半。后来我第二次进入村子，在村口一个简陋的、用旧铁皮搭盖的小卖部门前一块空地上，遇到了几个晒太阳聊天的妇孺，与她们搭讪起来。后来又有了第三次与当地老乡的“零接触”。这些外人眼中根本不会注意的人物的外表形象与内心世界，在我的脑海里却逐渐鲜活起来。
杨文兴，今年78岁，是我在村子里见到的年纪最大的一位村民，据旁边的乡亲告诉我，他们家是目前村里的“大户人家”。老爷子膝下有两儿三女，除去已经分家的，现在家里同住在一起的仍有九口人。“我的二儿子跟我住在一起，还有我的老伴，三个孙子、一个重孙、儿媳妇和长孙媳妇，一共九口人。”一提起“大户人家”，杨文兴就忍不住兴奋地告诉我。他觉得这是一种幸福与荣耀，爷孙四代同堂，是生命中天大的快乐，至于生活的拮据，那可以不在话下。
说实在的，在我所路过的长城边的村子里，像杨文兴这样的大户家庭还确实少见。在我国的农村里，儿子大了，兄弟结婚了，分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更何况现今农村包产到户，各家自有各家的责任田和农活，各自独立门户，是天经地义的。杨家不仅两代，而是三代、四代同堂，无论如何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与老爷子“同堂”的第二代是他的二儿子杨子海，今年47岁。杨家虽大小有九口人，但只有七亩旱地，还有一头牛，六七十只羊，地里每年能打三千斤青稞，这个数字却只够饲养牲口。全家人的吃喝拉撒及生活费用就只能靠卖羊的收入来支付了。杨子海夫妻俩养育了三个儿子，如今均已成年，两代人五个劳动力对付那几亩瘦田绰绰有余，三兄弟待在村里闲得发慌，先后出外各自谋生去了，杨子海说，这总比在家坐着发呆要好。儿子们走了，家里的农活基本上由杨子海夫妇俩包了起来，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也仅够温饱。
尽管年事已高，杨文兴老人却也没闲着。地里的活由儿子夫妇俩负责，放牧的事就由杨文兴老两口负责。杨文兴每天与老伴一起，赶着家里的那几十只羊沿着乌鞘岭的山谷上山，为了找到更好一点的青草，往往一走就是十数里地，风雨不误。这天清早，我知道老人又上山了，便叫他的大孙子带路，踉踉跄跄地过了几道山梁后撵上他们。盛夏八月，山里风大，寒气逼人，老两口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然而，他们的心情却看似格外的开朗。“身子板还硬朗着呢，就是腿关节有点儿疼，不太好使。”老爷子拍着大腿对我说道。他身后的那几十只羊，就像他的命根子，宝贝得很，也是他们的生活希望所在。
就在老爷子跟我说话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想到，78岁的高龄对于城里的老人来说已经退休十八年了，早就领着退休金，在儿孙们的照料下安度晚年，兴许有心情时还可约上几个老友，打打牌，耍耍太极，要不就到茶楼泡上一壶龙井普洱什么的，海阔天空，纵论多彩人生。而眼下的杨文兴老人，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只能老当益壮了。
第二次到杨家，我见到了杨子海的大儿子杨国福，也就是老爷子的大孙子，今年25岁。因家里无地可种，口粮也不够，远走他乡，与两个弟弟一同在三千里外的青藏铁路沱沱河段当护路工，平时一年难回家一趟。那个高海拔地段的自然环境和工作强度之恶劣，我曾在行走青藏路的时候重重地领略过一回，能在那里坚守，非常不容易。小杨告诉我，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心脏重负，腰酸腿疼，别说是稍稍上了年岁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仨，也很难日复一日地坚持。
这一次，因留守在家里养育孩子的年轻媳妇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做心脏瓣膜手术，已经拖了几年，但还是得做手术，正在等候医院的手术排期。虽说路途遥远，请假也很不容易，杨国福还是扔下工作回家照料媳妇。眼看着媳妇的病情越来越重，手术日期临近，一万五千元的手术费还没有着落，小两口心急如焚。父亲杨子海也一筹莫展，甚至愁出病来，终日蒙头睡觉，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小杨抱怨说：“可在被窝里也不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啊。”
杨国福告诉我，虽然刚刚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按照规定手术后大约可以减除百分之四十的费用，可要先凑起一万多元的手术押金就能把一家人愁死。爷爷说过，羊圈里的那几十只羊不能动，那是咱家的命根子，否则真要到年末大雪封山的时候，全家还不得喝西北风？另外，自己还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太久，生怕时间长了连这份艰苦的工作也会丢掉，留守在工地的弟弟写信来，说青藏铁路开始“火”起来了，后面等着替工的人还排着长队呢。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小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需要安慰，他最需要的是钱。在乌鞘岭安远盆地方圆几十里一带的偏远农村，合作医疗能逐渐开展并为当地农民所接受，已经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不管能有多大的帮助，有总比没有要强，比起很多地方农民不幸得了大病因无钱治疗，只能回家坐以待毙要好上许多倍。我说，我给你们照一张“小全家福”吧，将来不管什么时候或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它，也许都会给你们这个小家增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的。小两口这才有了一点笑容，笑容里蕴含着的既有苦涩也有期望。
《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杨家是个大家庭，可这个大家庭里却集合了现今中国农村所有的社会问题。传统而低效的半农半牧、收支拮据、外出务工、留守妇孺、赡养老人、农业户口的合作医疗、税赋，等等，每一样都让他们揪心。要改善或者改变这种状况，“不是县上或乡上那些官员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他们该知道，我们已经苦了几辈子了，”杨文兴老人对我抱怨说。
离开杨家，在村口简陋的铁皮棚小卖部边上遇见几个在外打工回家帮着夏收的本村老乡。他们也和杨国福一样，只有在家里有紧急事情时，才扔下手中的活，临时赶回来，忙完家里的事情，又得赶紧回去做工，否则外头的饭碗不保。村里的青壮年们毫无例外地都走上同一条离乡背井，放下亲人和亲情，寻求改变生活状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路。我一直在思考，这种弃农做工的方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状？包括他们的家庭结构、收入支出、维系家庭的情感、今后的生存位置等。在我看来情况却不容乐观。
这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四代同堂的杨家也在这个缩影下艰难地生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