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可以说是走西口洪流中一支称雄商界500年、一度执掌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浩荡大军。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从明初到清末的五个世纪中，晋商位居中国实力最强悍的商帮之首，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中的一支劲旅。梁启超在评论晋商时曾说过，他在海外十多年，对于外国人批评中国商业的能力，常常无言以对，唯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可以拿它向全世界炫耀。仅仅用了500年，晋商的车辙马迹就遍布天下，这是怎样的一种中国速度。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于中国的大地上，他们经营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等产品的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他们对中国商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资格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特书。
山西商人的足迹随着当时政府统辖地区的扩大而伸展开去。在明代，长城以南的地区到处都有山西商人，他们从湖南湘江一带和福建武夷山等茶区贩茶，在江苏松江贩运棉布，还到吴越贩运丝绸以及棉花至西宁。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一及对其实现管辖，山西商人的脚步又到达了东北的黑龙江城船厂，蒙古的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新疆的塔城、巴里坤、阿克苏、乌鲁木齐、叶尔羌以及西藏拉萨等许多地方。
山西人去全国各城镇经商的很多，而且在一个城镇经商的又有多种行业，为了联络乡谊，约束行内行为和抵御外帮的侵犯，他们在各城镇建立了山西商人会馆，作为议事、祭神、交流的场所，许多地方又把会馆称做关帝庙。
资料显示，在京师（今北京），直隶省的天津、通州、保定，山东省的济南、馆陶、聊城、东阿，奉天省的沈阳，江苏省的苏州、镇江、扬州、南京、上海，福建省的福州，安徽省的芜湖、亳州，河南省的开封、洛阳、淅川、舞阳和南阳的赊旗镇，广东省的广州、佛山，四川省的成都、重庆等城镇都有山西人建造的会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绝大多数会馆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会馆完好无缺，其画栋雕梁之精美、建筑之宏伟堪称一绝。
山西商人在各个城镇，有的处于垄断市场的地位，有的虽与各省商人共占市场却以山西商人为多。据说仅在天津的长芦盐商号中山西人开设的就有103家，在奉天的大商中山西商人更有130家之多。像黑龙江城（爱珲）、归化、张家口、包头等市场，可以说完全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
在北京，自明代以来就是晋商活跃的圣地，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大多为山西翼城人。其他如颜料、干鲜水果、染坊、粥行等也往往是山西人占优势。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商铺。北京前门外的草厂胡同、大栅栏、施家胡同、粮店街一带为晋商聚居经营之地。整个前门大街，80%的商铺曾经都是山西人的商号。可见，当时晋商在京城的遍布盛况了。
晋商在我国南方也经营着很多铺号。在四川，荣昌、隆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这是朝鲜族最喜欢的布料，绝大多数由山西商人经营。在贵州，山西盐商挟川盐入黔，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郭某雇工制造”的，以后还出现了专门做销售的烧房，据说，这是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的。
此外，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一带盛产的茶叶，也是山西人开始带头经营销售的。最盛时，有一百多家专营的商号，当时被人们称为茶帮。而帮内又分榆（次）帮、太（谷）帮、祁（县）帮。广州濠畔街的房子也大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茶商等出资修建的。鸦片战争前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商帮，实际上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往印尼之茶，都是晋商在产地进行收购，再运往广州，然后转销南洋的。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有晋商的地方就有经济繁荣。晋商似乎有三头六臂，短短几百年时间，晋商的铺号就遍布天下，东到日本，北至乌兰巴托，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