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相似，竞争大于协调。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相似，在海外产品市场上是一种竞争关系。亚洲国家的不协调行动，使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轻易成为国际投机家狙击的目标。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一个国家发生的货币危机很容易产生波及效应，而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又会反馈，于是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动荡。
素质教育和培训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从吉隆坡、曼谷到雅加达，高楼林立、进口豪华轿车纵横街头，但大学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入学名额与高素质的教育训练。
马来西亚明□电脑槟城厂总经理黄廷佐说，马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工程师严重匮乏。他指出，马来西亚的人口与台湾差不多，土地资源是台湾的8倍，理论上已具备发展工业的良好条件。可惜主政者只着重于兴建道路、桥梁，提出一项又一项惊人的公共建设计划，却未能关照教育的发展。台湾的大学院校超过100所，马来西亚只有6所。马国政府为保障马来人的入学率，还规定大学入学新生必须有55%是马来人，华裔、印度裔及其他人种只能享有45%，导致每年至少有15000人必须出国念大学。不合理的筛选制度又导致部份大学生的品质欠佳。于是，许多外商公司的警卫都是所谓的大学肄业答7b度。初级工程师严重不足，导致薪资水准不合理上涨，部份工厂缺乏足够的工程师，从而严重影响生产效能。许多外商建议，马国政府应傚法新加坡以提供长期居留权的诱因，招聘中国与印度的工程师到马来西亚工作。但马国政府基于种族政策的考量，至今未能同意。
资源错置，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过20多年全力发展工业的马来西亚，已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然而，就像一位外商银行分析师所说的，政府浮夸的作风与近年来民间竞相投入服务业或地产业，使得资源错置，工业基础显得十分薄弱。例如，自产石油的马来西亚，石化业却迟迟未曾建立就是一项显着的例子。
亚洲金融体系的脆弱。亚洲近10年来的繁荣景象，掩屡了金融体系管理松散财务结构脆弱的问题，许多银行的放款品质不良，并集中在房地产业，当经济景气走下坡时，金融业无力因应剧烈的变动，问题便一一浮现了。《经济学人》指出，东亚各国银行的坏帐占全体放款比例在10至20%之间，其中，泰国银行的坏帐比例最高，将近20%；印尼次之，约占17%；南韩居第三，约16%；马来西亚居第四，平均坏帐比例约16%；菲律宾紧接在后，约14%。比较起来，美国的银行坏帐比例只有1%。
亚洲各国的坏呆帐如果与日本银行的坏帐总额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这样的规模占亚洲各国国内生产总额的13%以上，这是相当惊人的比例。10多年前，美国储贷机构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过占国内生产总额的2至3%，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付出的社会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毛额的10至12%。难怪，最近一年来，亚洲各国金融业的股价一蹶不振。
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南韩的惨状让全世界更加体会到该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令投机客觊觎，垂涎欲滴。南韩的悲惨世界与其他东南亚的邻国一样，韩元因遭遇投机客的攻击大幅贬值。《经济学人》指出，亚洲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南韩政府如此严重地干预银行业务，把银行视为政策工具之一，命令银行必须贷款给某些信用不佳的大财团和企业。政府如此干预银行的业务是会有反作用的。最近，南韩的几个大财阀相继宣告破产，包括韩宝集团、起亚汽车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南韩官方公布，1997年6月底前，南韩银行业的坏帐比例约为6·1%，而美林投资银行分析，实际数字高达10%。而每次大型财阀宣告破产，对南韩的金融体系就是一次重创。目前，前9大银行的坏帐规模高达其资本额的914%至376%，这些银行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
亚洲各国金融体系如此脆弱，是因为东南亚各国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无异断绝了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多数银行对外大量举债，拥有庞大的美元负债，投入国内房地产。不料，货币巨贬之后，这些美元计价外债必须以更多本国货币来偿还，许多银行和财务公司因此濒临倒闭的边缘。依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1996年底，泰国银行在2年内到期的外债总额达外汇存底的121%，印尼和南韩的数字更高达200%。
大量放款集中在房地产，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形成泡沫经济。加上政治不当干预，特别是在泰国和印尼，银行的贷款对象就是政客们的亲朋好友。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这些国家的金融业人士对于经济繁荣现状过于自满，对风险估计不足或一无所知，一顿饭局、一场高尔夫球就可以让贷款敲定，遂种下现在的祸因。
美林证券表示，亚洲各国投资所带来的产能过剩也相当严重，包括房地产、塑胶化学、航空业、造纸业、汽车、电子在内的各类产业，在过去几年内大幅度扩充，而市场却增长有限。各公司在有限的市场中抢夺大饼，付出过大成本，最终导致经营不良公司的溃散。预估东南亚金融风暴至少必须经过3年调整，产业供需才可能恢复到一个较为平衡水准。
经济制度缺乏透明度。据新加坡“政治暨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ERC）新近公布的报告显示，亚洲货币危机的扩大已凸显出该区经济制度缺乏透明度。PREC指出，和美、英以及澳洲各国相比，亚洲国家的透明度确实相当低。若以0（最透明）至10（最不透）来评分，即使是该区排名最为透明的新加坡，得分达4.4分，其次为香港的5.0，台湾排名第三，为6.1，马来西亚6.3，泰国6.5，菲律宾6.7，南韩7.0，印尼7.4，中国8.2，印度8.5，越南9.5。相比之下，澳洲透明度则达3.0，美国则为3.8。该报告强调，由于亚洲地区讲求的是个人关系、而且资讯又不够公开，因而影响到该区的经商环境。其中，南韩和泰国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致使当地改革受阻。这些国家改革的脚步愈慢，他们的经济政策也愈无法受到信赖。
上述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种种弊端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东亚经济模式”倚凭东方传统转化而来的威权国家体制。亚洲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面临的最一般性挑战，是在“出口导向”之外建立起符合高收入先进经济体所需的统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在亚洲大部份地区，法治依然不强，强大的政治化官僚利益凌驾地方利益、司法系统、甚至私人产权，他们本身则由强大的中央政府控制。在有关贪污贿赂的国际民意调查里，亚洲大部份地区位次很低，包括一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是不足为奇的。贪污是促成1997年货币危机的金融市场监管不足的一个因素。
即使在形式上已实行了西方式普选民主政制的亚洲国家（例如在经济上号称问鼎世界第一的日本），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威权国家体制的实质。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约翰逊在其名着《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指出，日本政府通产省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在所谓“日本经济模式”中国家特殊威权的重大作用，导致金融体制腐败及官商勾结，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长期必然发展。若单就此内因而言，在东亚诸国中，仍属落后发展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有关情况最严重、不良信贷最多、贪污腐化最恶劣、官商勾结甚至属于“合法”的印尼，实质情况比日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威权国家体制中表现得最充分的莫过于印尼以苏哈托为首的家族经营制。靠着军人政变上台的苏哈托在其执政长达33年中，在威权国家体制的庇廕下，建立起了庞大的苏哈托家族商业王国，连他的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及其配偶亲戚都在这家族商业王国的托庇下。
与苏哈托有姻亲关系的苏米特次子普拉博少将，是苏哈托次女蒂蒂的夫婿，蒂蒂拥有地产和银行，并参与一项106亿6千万美元发电厂的投资。
苏哈托的长女图图特被公认是子女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也是执政党7名主席之一，她不仅控制收费公路营运公司，也拥有苏哈托世交、印尼富商林绍良的中亚银行的股份。
苏哈托的长子希吉第较少曝光，外界所知的是，在加拿大采矿公司宣称发现本世纪最大金矿经证实是一宗骗局之前，希吉第拥有这家公司的股份。希吉第也是印尼最大汽车制造商Astra公司的最大股东，并拥有多家重要公司的股份。
次子邦邦可能是兄弟姐妹中最专业的生意人。邦邦持股的公司遍布政府的公共工程，包括电视、金融、旅馆、石油化学、运输和通讯。
次女蒂蒂主要的企业在银行和营建，包括一项建造衔接印尼本土和苏门答腊之间的桥梁计划，但因经济危机而告中止。
三男图米经营的帝汶国民车厂独享政府税负优惠，引起未获优惠的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强烈抗议。图米也垄断印尼畅销香烟的重要成分丁香的经销，也拥有国内航空公司及义大利休闲车厂的股份。
苏哈托的么女儿玛迷姑目前所知的企业投资是拥有雅加达海岸土地重划计划的股份。
苏哈托家族企业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受经济政治层面的重大影响而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威权国家体制被再一次用来作为负隅顽抗的保护伞。为了履行国基会的经改要求，雅加达政府去年关闭16家银行，结果引来第一家族的批评。苏哈托次子邦邦控告财政部关闭他持有25%股份的银行，不过后来又撤回上诉。然后，邦邦又取得另一家银行的控制权，并把被关闭银行的资产转移出来，蒂蒂也持有这家新银行的股份。分析家指出，印尼总统苏哈托不愿意完全履行1997年10月国基会纾困方案的经改条件，部分原因正是，任何重组都会影响到第一家族企业的商业利益。分析家担心，苏哈托纵容6名子女大肆扩张企业版图，将阻碍重要的经济改革。印尼著名的回教领袖瓦希德说，政府已经准备要履行国基会的要求，不过，苏哈托不愿意，因为对他个人而言，接受上述要求便意味着他经济王国的瓦解。
亚洲两个由英国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西方城邦式公民社会──香港与新加坡，虽然在制度上也属威权体制，但同时又是受英国、西方现代文化理性法制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展示了某种开明统治结构的形态。然而，从这次金融危机所揭示的事实看，香港由英国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家长式政治朦蔽、官僚专横自大兼政治无能、市场立法严重缺陷（偏帮大资本财团）、金融腐败的程度，也不能说轻。香港的金融腐败（不良信贷等等）虽说比其他亚洲地区较少官商勾结的贪污成份，金融体制较上轨道，但制度容忍下的官商关系却十分密切，政府明知而不立法堵塞的资本市场（例如这次金融风暴中揭出的香港正达证券事件）监管漏洞，显然仍甚为严重地存在。
从香港到新加坡，东方家长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温和化结合的渊源是很明显的。金融风暴在香港爆发规模甚大，除了因为扞卫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至今未倒、守着储备是正面之外，其他负面结果实在不少。这些负面结果正是家长式政治的必然恶果。例如过份倚赖地产和银行的泡沫经济及过热的投机主义，工业资本持续大规模北移（指80年代工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的转移─作者）、国民经济的空洞化趋势、失业结构化等等，早在英国殖民地时代最后十多年就已蕴育。
最后，对“亚洲奇迹”的反思，如果不探讨后冷战期亚洲国内外战略，无疑是不完全的。国际战略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取得许多经济成就的同时，没有在邻国之间建立一种全面信任关系和信任机制。这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亚洲一些国家为保护已有的经济成果，开始寻求国防现代化，形成区内无谓的军备竞赛。正如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7月17日的一篇题为“亚洲新的军备竞赛”文章上所说的，“已经有证据表明，东亚一些国家陆、海、空三军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现代化的努力已花费了这些国家几十亿美元，而且使邻国间关系越来越复杂。”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997年8月16日的报导，1996年，世界上最大军火商美国的最大买主是埃及和泰国，泰国购买了8架F/A－108战斗机，特别是泰国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刻，还高价购买航空母舰，引起邻国的极大懮虑。大量外汇源源流出，买来的武器对经济发展却毫无用处，还引发了邻国的军备竞赛。在军备上数十亿美元的内耗，造成亚洲国家国际收支失衡，严重削弱了嗣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