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设计的门，面上有曲折回旋的图案，却未标注具体尺寸。谭总和木工先是在纸上照着画，几经修改才与设计图相差无几。接着，不厌其烦地将木条边线裁成一截一截，涂胶、射钉、打磨，前后花了两三个工。谭总笑着对我说：“杨总，这可是额外增加的工时哦，到时候适当算点工钱哟！”我爽快地说：“只要做得好，这些都好说。”
谭总提议我做一个电视柜，因为买现成的肯定长短不一定合适。他说的也是，我便决定请木工做。接着，我还请他们还做个书桌。一天，谭总突然对我说，木工私自接单给顾客做家具，公司发现了就会罚款，建议我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等做油漆时再搬回来。我只得找物业公司借还未装修的隔壁的钥匙，才解决了问题。
洁具安装师傅在墙上瓷片上钻孔时用力过猛，把几块瓷片震松了，而且造成少量破损。同时，由于脸盆水管定位过低，柜子抽屉无法关到位。我几次打电话跟洁具公司协商，他们口气很硬，不肯负全责。我便请谭总出面，说，叫他们赔点钱作为泥工师傅取下并重新贴上那几块松动的瓷片的工钱，另外，叫他们免费为我的淋浴房配一个底盆。果然，谭总出面后，洁具公司答应并兑现了我的要求。
不管多少年后，也不管是什么问题，只要是房子装修方面的事，你随时找我就是。谭总三番五次对我说。一个插座不通电，他来了；动力线总是跳闸，他来了；墙上出现几条裂缝，他来了；卫生间门套发霉变色，他来了……尽管他总是兼顾着几个工地，但一接到我的电话，总是爽快地答应什么时候来，搞成什么效果，而且耐心细致地解决之后，总能够让我满意。
我自然跟别人说起家里的装修，说起谭总的做事为人。之后，一个同事特意找到谭总所在的公司，跟他们签装修合同，并指名要谭总任项目经理。谭总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一面感谢我的帮衬，一面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他不找公司，而是让我接私单，他就可以省一两万块钱呢！
单位准备对办公楼里的几个卫生间重新装修一下，我便找到谭总。不到半个小时，他骑着摩托车来了。我一再说，方案要简朴实用，他也频频点头。几天之后，看到他请人做的方案，每个卫生间需要三万元左右，总费用超过十万元。我不好意思说他辛辛苦苦做的方案不行，只是轻描淡写地念了一句：“老板那里肯定通不过。”这个方案自然束之高阁了。谭总口口声声说帮我搞点回扣，我是没有那个胆量，更没有那个权力去享用。大约他把我高看了，而我却让他失望了。
忘年交老钱
认识老钱，纯属偶然。那天中午跟几个哥们一起喝酒，因为天气热，我们叫店主把饭桌搬到土菜馆大门外的空坪上。正觥筹交错之时，一个朋友突然对着马路上一个背着双手悠然踱步的老人叫嚷道：“老钱！”那人随即循声来到酒桌边，毫不客气地自个搬了一只凳子，镇定自若地在我们腾出的一个空挡落座，举杯，夹菜，丝毫没有不速之客的拘束。
老钱口若悬河地从县城的垃圾遍地，讲到高考题目的偏难，再讲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其引经据典之广博，措辞之偏激，听得我热血沸腾。本来是一场哥们聚会，因为老钱的偶然加盟，竟然变成了像模像样的时事研讨会。从老钱的话语里，我得知他毕业于国内一流的大学，可是仕途不得志，快退休的人了，连副科级都没混上。
老钱在激昂的演讲中，不时稍作停顿，打听我们几个的工作单位，我们便毫无顾忌地如实相告。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加上一杯接一杯灌啤酒，几个哥们禁不住炎热、困乏加酒醉，不知不觉伏在桌上，断断续续发出了鼾声。尽管老钱兴犹未尽，他还是知趣地打住了那些随时可以滔滔不绝的话题。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上午，我正在练毛笔字，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正在我纳闷时，那人开口了：“老钱来看小马。”我喜出望外，他竟然记得我！连忙迎上去，把他请进来，让座，倒茶。老钱从我手里抢过毛笔，一边随手写出几个端庄的字，一边讲起欧颜柳赵四种字体的各自特点，我暗自佩服。
接着，老钱另外拿了一张白纸，并叫我用一次性纸杯装来一些自来水，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齐白石最擅长画什么吗？我可是得到过他的真传呢！”不多时，一幅水墨画虾趣图便呈现在我的眼前。几只虾子形态各异，好不生动。我对老钱那得过齐白石真传的话深信不疑。
临近下班，老钱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讨好似的要请他去附近的小酒馆喝酒，他欣然应允。
第二天，老钱又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没有跟我谈书法和绘画，而是谈起了写作。我自小爱好写作，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但对文学研究很少涉足。他从古代四大名着，谈到近代的白话文，再谈到《曾国藩》，谈到本埠报纸的副刊。谈到尽兴处，他随手写了一首打油诗，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当时确实让我在内心感叹“于我心有戚戚焉”。
老钱隔三差五来看我，每次都跟我谈一些新鲜的话题。后来，我因为在单位内的工作异动，手头的事渐渐多了起来，每次老钱来，话匣子一打开，便要么遇到领导找我有事，要么有群众来办事。老钱见我没闲功夫陪他，便识趣地坐在那里默默看报，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有人以不屑一顾的口气谈起老钱，说他成天没事，游手好闲，肝硬化晚期了还不在家好好休息，去人家办公室胡搅蛮缠，卖弄学问，害得大家都敬而远之。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没做一句声。
后来，老钱来我办公室的次数渐渐少了。待我有一天突然想起老钱，向一个哥们打听时，得知他居然走了，永远地走了。
（原载2011年7月14日《株洲晚报》）
牌友胡哥
对牌友胡哥，我是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偶尔在牌桌上听到牌友武哥谈起“别人可以养腿子，我连自己的手都养不活”的妙论，我连忙追问是哪位大师名言，武哥告诉我，那位大师便是胡哥。
怀着对胡哥的好奇，我三番五次催促武哥约胡哥一起玩玩牌。我私下里想，能够对玩牌有如此深邃感悟者，绝非等闲之辈。莫说其牌艺的精道，至少是玩牌人中的超凡脱俗之流，非“高雅”二字不能形容也。武哥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圆了我与胡哥同桌切磋牌艺的梦。
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胡哥的跑胡子确实打得出神入化，才揭了几张牌，他又有碰，又有吃，还有跑。我们三个手里还是稀散的牌，他就把牌一摊：“和了！”接着还稳了一溜庄。一堆大大小小的钞票，胡乱地堆在他面前。
胡哥夹在指间的烟，烧出了大约两公分长的一截烟灰，我担心烟灰会掉在牌桌上，可是，烟灰慢慢加长了，就是没掉下来。我无意中注意到他皱巴巴的西装上衣的左袖有两个洞，大概是烟火烧的，我想。这时，长长的烟灰随着胡哥接牌时手的抖动，落在牌桌上。他赶紧用右手的衣袖一抹，接着用左手象征性地拍了拍右边的衣袖，接着便若无其事地接牌。
胡哥又在得意忘形地摊牌喊“稳庄”了。武哥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左右两边的牌，一只手在扒动那些散乱的牌，突然，他从最底下拿起一张小二，指着胡哥面前和牌前才吃的那个小二，阴笑着说：“胡哥呀胡哥，稳一溜庄就吃臭、不落坎、和岔和子的德性，你总是没法改。老老实实赔钱吧！”说来也怪，胡哥的手气开始臭了，半个小时没和牌，接着一个小时也没进钱。到散场时分，他输了足足一千多块钱！
接下来几场，胡哥都输了。胡哥这条硬腿不在，三缺一，武哥打电话过去，手机关机。好不容易问到他家里的座机号码，他阴沉沉地说：“没钱玩牌了，在家看电视。”我们三个轮流接电话，好话讲尽，他就是不肯出山，我们只得离开茶馆各自打道回府。
第二天，我接到胡哥的电话，他主动邀请我们三个晚上干一场。一落座，他就扯开嗓门，用要多蹩足就多蹩脚的普通话嚷道：“我胡汉山又回来了——”我们笑得前俯后仰，上气不接下气。“打不死的胡哥，又来陪弟兄们了！”随着他的自嘲，紧张的牌局开始了。
这回，胡哥执意要玩五块的碰胡子，我们便依着他。他慢悠悠地掏出钱包，把厚厚的一沓钞票摆在桌上，说：“5000元公款，今晚我胡哥就靠它扳前几回的本了。”天不遂人愿，胡哥的手气黑，加上他每盘都想和牌，有吃就吃，有碰则碰，不是放对门的跑，就是放下手的三碰，而且连连放了庄家的炮。“我钓五块的鱼。”胡哥愈挫愈勇，可是也愈勇愈挫。眼看面前厚厚的本钱变成了别人的战利品，他把右手高高地举起，然后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再钓十块！”
说好玩到十二点的，由于胡哥输了两千多，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同意延长两个小时。到两点，由于他钓鱼，共输了三千。打不死的胡哥就是打不死，他胸脯一拍：“玩通宵！”昏昏欲睡的我们三个，只能舍命陪君子。玩到三点，他输了四千多，我劝他别跟手气作对，他眼一横：“虽然没有手气，但我有钱！”公款把他的口气撑得比腰还硬，我自然无话可说了。当面前的一堆钞票空空如也的时候，胡哥有气无力地说：“还打四盘，我赢了就当路费，再输的话，赢了的就别指望再进钱了。”看着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我愣是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在心里对胡哥说，别人养得起腿子，是因为他有的是钱；你养不活自己的双手，是因为你没把自己的钱当钱。
书法大师
某君跟我是老相识。那时，他在一个重要机关做秘书。也许是我时常有豆腐块见诸本埠日报的原因，一天，一向心高气傲的他竟然屈尊，带着一本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的杂志来拜访我，恰巧我不在，他便把那本杂志放在我的一个领导那里，我回来后，领导便把杂志交给了我。于是，我主动去拜访他。虽然从此之后没有打过几回正面的交道，但我与他毕竟成了熟人。
一次，某超市举办书法展览，在挂满墙上的书法作品里，竟然发现某君的一幅作品，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从那并不规矩的字体和露出修饰痕迹的笔迹里，我猜他无非是附庸风雅罢了。接下来有一次去一个爱好书法的朋友那儿，几个书法爱好者正在切磋书法，碰巧他也在那里。我想他是一时兴起，提起笔涂鸦了几个连我都看不上眼的字。当时我根本没把他往书法爱好者的阵营里去想。
虽然我跟他的交往不深，但从他面对我家客厅那幅省里着名书法家的巨幅作品，跟粗通书法的我没有半句话语来看，他的书法水平绝对高不到哪里去，书法作品也不可能被人看好。但令我佩服的是，他对自己的书法作品自我推销的能力令人咋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