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嫌犯被扣留起来，分开羁押。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犯下一桩罪案，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们。他对两个人中的每一个说，如果没有人招认，他就从轻判决，每人服刑一年。如果一个招认，另一个不招认，招认方将得到特别处理（只判半年），男一方则从重判罚，肯定不少于20年，如果两个人同时招认，他就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
由于1号囚犯不能与2号囚犯共同讨论方案，他只能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想像。如果他招认，2号不招认，则他（1号）只服刑半年，这是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而2号则被判20年，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坏结果。但1号知道，这样做非常冒险。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那么每个人都要服刑8年。因而，最好的结果就是不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人只服刑一年，结果不算太坏。但是，如果他不招，2号却招了——则2号只判半年，他却得服刑20年！
显然，理性思维无法帮助两名囚犯，除非他们彼此信任对方，相信另一方也做出对两人都有利的选择。如果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基于害怕或贪心而做出别的选择，则双方都将失败。但是，除非两人都确信另一方将做出同样的选择，否则，做出对双方均有利的选择将毫无意义。志愿者就这样进行选择，结果的数字根据实验条件和研究者的指导语随意更变。（有利于双方的结局只是偶然出现。）
三十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囚犯两难”选择进行过各种形式的试验，以研究信任、合作，不信任、不合作及产生这些东西的条件。
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一个大学生挨家挨户按门铃，自我介绍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其在该家前院的草坪里放置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的字样（该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从其所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漂亮的大房子被一块书写得极差的巨大标志牌遮挡得不伦不类）。当然，大多数居民没有同意。但有些人却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请求。两周前，另一位学生自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者，请求在他们院中矗立一块三平方英寸的标志牌，上面整齐地印着“安全驾驶”，他们已答应下来这一无害的要求。没有被先前这一要求软化的居民中，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允许树立牌子，而先前同意在院中矗立三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中，有百分之五十五表示赞同。
这项实验进行于1966年。此后，人们又进行过多次类似的入户实验。这一办法后来为融资者所大量运用，他们总是在第一次上门时求取一点点，尔后再来求取更大的份额。然而，研究者对融资或安全驾驶并没有兴趣，他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一劝说方法何以奏效。他们的结论是，同意较小请求的人往往将自己看做一个乐于助人且有民生思想者，而这种自我感觉使其在下一次要求更多的情况下仍愿意提供帮助。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医院时说自己幻听。他对检查的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不很清楚，但“就我所能分辨的是，它们好似在说‘空的’、‘假的’和‘砰砰声’。于是他获准住院，此后再也没有提及那些声音，且行为非常正常。但医院的员工仍然说他是精神病患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一个频繁发生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个记者或教授。你是来体验医院生活的。”
病人们说对了，员工则犯了大错。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旨在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病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助手住进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全部声称自己幻听。一旦住进医院之后，他们立即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作为病人，他们得以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反之，如果是研究人员，他们将永远无缘目击这些情况。令人震惊的发现有：
——精神病院的员工一认为某个病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该病人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举动，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给以错误的解读。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表现才能使自己离开医院。
——认为某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尽量避免与病人接触。一般来说，他们对病人的直接提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抬眼皮走开。
——员工们常在工作或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这些研究的资深作者大卫·罗森汉写道：“人格解体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假病人感到自己是隐形人，或至少是不值得别人注意的。”
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生分别坐在单间里，每人戴一副耳机。参与者A通过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结束时，参与者A和D均要尽量大声地喊“啊——”，声音拉长几秒时间。第一轮过去之后，A接到指导语说，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喊，下一次是6个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时，这些指导语发给6位受试者，有时部分受试者可能接到假的指导语。比如，参与者A接到的指导语是6个人都喊，可在事实上，其他几个人接到的指导语是不喊。为掩盖事实，6人在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听到的喊声都是事先的录音。（在现代通信设备尚未得以开发之时，同其他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一样，这一实验简直是匪夷所思。）
所有的骗局只有一个严肃目的：对“社会惰化”进行研究。“社会惰化”是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其所做的工作能够被辨认出来并为他人所知。在本例中，证据是测量出来的喊叫力度（每人装一个麦克风）。当一名学生相信自己是与另一名学生一起喊叫时，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当他认为6个学生一起喊时，力量输出则减少至独自喊叫时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社会惰化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惰化的影响非常广泛，后果也非常深远……（它）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这些例子可能无法让我们详细了解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及其课题的全貌，但它们也许可让我们揣摸出该领域关注什么，或至少说不关注什么。它对严格意义上的大脑里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加关注，在这一点上，它不像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弗洛伊德式研究，它也不关注更大的社会学现象，如社会层次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
它关注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事情，即某人就他人所想或所为而进行的任何思考或行为，或第一个人认为第二个人在想什么或干什么。戈登·奥尔波特多年前曾描写道，社会心理学旨在“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受到实际的、想像的或者隐含的他人表现的影响”。这不能算作定义，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小的描述。但读过上面的例子之后，我们开始对他的意思有所理解，也开始体会到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难处。
§§§第二节多重父系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既非常现代，又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因为，它于60年前才以现代形式出现，且一直到50年代才粗具雏形。但就其相关的理论来说，譬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或反之，我们的心理过程和性格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等，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其实早就开始构建了。按照奥尔波特的说法，人们完全可以找到证据以说明柏拉图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如果他不行，那么就是亚里士多德，也或是随后的其他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和边沁（Bentham）等。不过，这些先辈所贡献的全部是沉思默想，不是科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早期，宣称社会心理学创始之父者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heim）、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Charles Horton Cooley），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对社会心理学的议题阐发过论述，但其著述大多仍为扶手椅上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形成实验科学。
但在1897年，一个名叫诺尔曼·特里普勒（Norman Triplett）的美国心理学家第一次就常识性社会心理学的假设进行了实验。他在书上看到，自行车手们在有人追赶时骑车的速度要远远快于一个人骑的速度。他由此联想到，一个人的表现也许会受到他人在场的影响。为证实这一假说，他让10～12岁的孩子单独或成对地卷钓鱼线（但不告诉他们真实的意图）。结果发现，许多孩子在两个人一起卷时的确卷得更快。
特里普勒不仅证实了自己的假设，还创立了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粗略模式。其方法是，在进行模拟现实世界情形的实验时，要将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掩盖起来，并对变量（此例中是另一个孩子）存在与不存在时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这一方法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导模式。另外，他的研究主题，“社会助长”（观察者对个人表现的积极影响），一直成为过去三十年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奥尔波特甚至认为它是惟一问题。
在30年代，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开始扩大，渐渐超过了特里普勒的话题。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心理学研究生训练的土耳其人穆扎法·谢里夫（MuzaferSherif，1906—1988年），开始就他人对某人判断（而非实际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谢里夫让受试者坐在一间黑屋子里，一次一人。他们凝视着一盏很小的灯，谢里夫让他们说出该灯何时开始移动，移动多远等。（他们不知道的是，灯的明显移动只是一种常见的幻觉）。谢里夫发现，他们在接受单独测试时对灯移动多远均形成非常独特的判断，但当和其他人一起发表各自的观点时，他的判断就会偏向于小组结论的平均值。实验无可置疑地显示了个人对社会观点的判断非常脆弱，并为此后20年间接踵而至的几百次从众（随大流）实验指出了方法。（前面描述的阿什线条等著名的从众实验，几乎都是在20年后才得以进行的。）
社会心理学领域里规模更大的扩展是由德国纳粹引起的。一批犹太心理学家于30年代移居美国，其中一些人为美国带来了远比传统广泛的社会心理学视角。难民中一位名叫科克·鲁温（Kurt Le~n）的人通常被大家共推为这一领域的真正父亲。此前我们曾谈起过他。他是伯林大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曾与其研究生布鲁马·塞加尼克合作过一项实验，以测验他的一个假说，即人们更容易记住尚未完成的任务（他是正确的）。尽管鲁温的名字从未为大众所熟悉，即使今天也只有心理学家和专攻心理学方向的学生记住他的名字，但在其于1947年离世之后，蔡斯·托尔曼（Edward Chase Tclman）曾高度评价过他：
临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实验心理学家鲁温是两位巨人，在我们的心理学历史上他们的名字将排在所有人之前。他们对比鲜明但又互为补充的漏察力，第一次使心理学成为一门适用于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科学。
鲁温戴着一架深度眼镜，一副儒雅风度，富有社交能力，与人为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喜欢也鼓励同事和研究生就心理学问题在一起进行激烈且自由发挥式的争论；大家争论时，他的思想就像一块打火石，往往带动出暴风雨般的知识火花——对于那些由他提出的假说或可用实验来验证的观念，他往往会随手交给他人，当他人将其付诸实践且据为己有时，他的表现常常是与其同乐。
鲁温于1890年出生于波森（当时隶属于普鲁士，今天隶属于波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他家在村上开着一间杂货铺。也许由于同学中的反闪族倾向，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差，也未显示出任何天赋。但在其15岁时，他们举家搬迁至柏林，他在学业上迅速后来居上，并对心理学开始产生兴趣，最终在伯林大学获得该学科的博士学位。当时的大多数心理学课程教授的是冯特的传统理论。鲁温发现，这些理论处理的问题过于琐碎，且非常无聊，无助于对人性的理解。于是，他决定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一战结束后从部队复员的克勒，在返回学院后迅速成为该研究院的负责人，韦德海默也成为教研室的成员。鲁温在他们的格式塔理论中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
他的早期格式塔研究主要是研究动机和灵感问题，但很快转移至格式塔理论在社会问题中的实际应用上。鲁温以“场论”构想社会行为，即把影响个人社会行为的各种力量看做是一个格式塔。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被“生命空间”或动力场所围绕，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与环境的影响发生相互作用。社会行为可用张力、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个人在这些力量中维持平衡或在这种平衡被打破时恢复平衡的倾向等术语加以系统化。
为描述这些相互关系，鲁温总是在黑板上、纸片上、灰砂上或在雪地上划出“约旦曲线”——代表生命空间的一系列椭圆——并在这些曲线上勾画这些力在社会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学生将这些椭圆称做“鲁温蛋”；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又把其称作“鲁温浴盆”；再后，在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又称其为“鲁温土豆”。不管是称其为蛋、浴盆或土豆，它们构划出的都是在小型的面对面的群体中所发生的一些过程，也即鲁温视作社会心理学领地的现实片段。
尽管柏林的学生争相去听鲁温的课程，观摩他的研究项目，但与其他犹太学者一样，他在学术上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但对场论的充满智慧的阐述，特别是将其应用在人际冲突和儿童发展领域，使他于1929年获得一份到耶鲁大学讲演的邀请函，1932年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斯坦福大学6个月。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鲁温从柏林大学辞职，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一份过渡性的工作，后在爱荷华大学获得永久性教职。
为实现自己的夙愿，他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在那里召集了一群一流的研究人员和顶尖级学生。这个中心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主流的主要培训基地。三年之后，即1947年，年仅57岁的鲁温因心脏病发作而不幸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迁至密西根大学，他的学生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