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陈原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原先生已经八十高龄了，北京的亲朋好友们谁也没有料想到，1997年4月中旬，刚在协和做完手术出院不久，他竟千里迢迢来到鄂南，专程寻访咸宁干校旧址，实现了有生之年重返向阳湖的夙愿！
从来不爱抛头露面，在京一向拒绝记者上门的陈老，这回无可奈何地对我笑道：“今天旧地重游，我可以说是‘自投罗网’，看样子不得不破例接受你这咸宁人的采访！”
陈原重返向阳湖“别梦依稀咒逝川”。陈老还十分清楚地记得，1969年9月26日，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他刚刚结束审查，被宣布“解放”的第二天，就随大队人马下放到咸宁。两个月后，夫人余荻带着儿子陈河也来到干校。当年的向阳湖，四周全是荒山秃岭，满目红土，少见绿色。劳动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最难受的还是搞运动，抓“五一六”。他一度“荣任”一大队队部的文书，负责接待外调，经常还得步行三个半小时到咸宁县城发送信件。陈老乐天知命，称自己是“废物利用”，有的年轻人公开喊他“老废”，他也欣然应答。但干校有许多不近人情的事，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如陈老的夫人在几十公里外的金口镇“家属连”心脏病复发，他拿着电报去请假，军宣队却没有批准：“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探亲访友？”
尽管事隔20多年，陈老模仿起军代表训斥人的口气来，依然惟妙惟肖。只是已没有愤慨，有的是嘲讽。他接着有感而发，中气十足：“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精神上受压抑，心却是很红的，还是向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家觉得天有下雨时，但不可能老是下个不停，总有一天会放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爱之处，忧国忧民。口头上讲，就老死在干校吧；心里却说，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呢？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并没有失望，不相信会永远在咸宁受苦。这次我到向阳湖转了一圈，那时‘五七’战士白手起家，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经历了28年，居然还没有塌下来，这说明我们的精神是垮不了的！”接着又强调说，也象征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会垮。
接着，陈老特别提起1972年春夏之交，由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他和诗人李季、出版家陈翰伯、画家邵宇奉调回京重操旧业，成了向阳湖轰动一时的新闻。所有人都非常激动，议论纷纷，认为这无疑是个好兆头。果然到了1974年，干校宣布解散，“五七”战士们全部“打道回府”。
人是回到了北京，可记忆中却再也抹不掉咸宁。陈老毫不掩饰地说：“我和文化部下放的同志都非常想念向阳湖的一切，所有6000人的命运难忘，和当地群众的感情更难忘，他们从没有认为我们是什么坏人而另眼看待，彼此相处是融洽的。大家怀念向阳湖，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劳改、挨斗还留恋它，而是因为这里记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许多人的中年、青年甚至童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陪同父亲一起来咸宁的陈河插话说，我那时才12岁，到了干校，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喝过向阳湖的水，知道怎样做人，这段岁月对自己一辈子都是受益无穷的。十分凑巧，我采访陈老的这天晚上，咸宁电视台正在播放大型人物系列专题片《向阳湖文化名人专访》，陈老稍作小憩，饶有兴致地看完一集，对我区组织开发文化资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几年时间内中国文化的精英集中在鄂南一隅，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咸宁挖掘“文化金矿”，可以使向阳湖成为一部活的“文革”史，其意义不会下于30年代高尔基在苏联发动写“工厂史”、“农村史”、“内战史”。他表示，回京后将找一些下过干校的人聊聊，再提供一些可供联络的名单，帮助出一些好的主意……
著作颇丰、曾周游列国的陈老见多识广，我扣住他的话题，恳请对我们的工作提一些指导性意见。他很客观地说：“你们现在宣传工作抓得不错，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已被列入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的提案，是很难得的，但光是软件还不够，硬件要尽快跟上去。比如建碑林，我个人认为，应包括三种：一是干校全部人员的名单，凡是到过向阳湖的人都应列上名单，按连队排列，哪怕字刻得很小；二是带怀念性质的碑，标明在咸宁去世的人，是哪年哪月什么原因死的；第三才是诗文题词，刻上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不光有历史意义，还有艺术价值，可以传之千古。同时要搞陈列馆，或设计一些玻璃柜，或制作立体的平面图，类似作战的沙盘，真实反映当年干校全貌。陈列馆建成之后，再展出文化人的作品，以及你们编印的有关书籍。还可考虑印一些明信片，再现文化人生活、劳动情形，这是一种文化积累，游客一定乐意买。总之，只要动脑筋，有很多事情可做。关键是要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才会取得更大的成效，决不能半途而废。另外，建议你们在开发过程中多强调目的是让人们受教育，少提借助名人效应创造经济价值，虽然实际效果如此，但不一定挂在嘴边上。这样也许会减少一些负面影响，取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陈原题词陈老这番中肯的话语，使我思路大开。见他毫无倦意，我又递上一张《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3月18日），上面分别刊载了我和南京青年学者王彬彬“笔战”的文章。王对我区开发文化资源大放厥词，我责无旁贷首先著文予以反驳，《羊城晚报》和《文学报》等迅速作了报道。陈老浏览一遍，马上评述道：“王彬彬这么做，倒不失为一种出名的方式。可惜这位年轻人并不了解向阳湖的历史，更没有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更不能切断，只能真实地记录。重提咸宁干校，并不是要‘贩卖’什么东西，而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促使人们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历史悲剧，怎样才能避免今后重新发生？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有好处，但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简直当成了敌人，动辄得咎，绝对是错误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干校所有的行为无从解释。王彬彬仅凭主观臆想，就认为你们一定会为向阳湖涂脂抹粉，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也不要去怪罪哪一个人，因为中央已作了《决议》。挖掘咸宁干校的历史，有助于对中国1966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作个大概了解，证实那时的极‘左’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从而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他最后补充说：“白天在甘棠，通过和当地农民王怡福、鲁佑韬交谈，切身感受到那里的面貌大为改观，群众生活比过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非常欣慰。好了，我向你的‘汇报’到此结束。”
健旺的陈老亦庄亦谐，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便乘势建议他再一次“破例”，为咸宁计划筹建中的碑林题词，这位国际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出版家和语言学家转而陷入沉思。过不多时，几行潇洒的书法映入我的眼帘，上面写的是：“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
多么隽永的寓意，多么宝贵的墨迹！欣赏了题词，抬头去凝视陈老额头上三道明显的皱纹，我心里想，这其中之一或许是咸宁干校的馈赠吧？又蓦然记起陈老所信奉的箴言“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我对向阳湖文化的炽热情感更加深了几分。第二天，我与地区电视台的同志一道，陪陈老去陆水湖和三国古战场赤壁游览。他老当益壮，在诸葛亮拜风台即兴泼墨挥毫：“人去矣，山河犹在，古事可鉴”——这不仅是给蒲圻市的厚礼，如果将来复制给咸宁干校陈列馆，无疑也是非常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