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是浩浩荡荡的“学英语热”大军中的一员。有次在书店惊喜地发现新创刊的英汉对照杂志《英语世界》，便毫不犹豫买回一睹为快。那时怎么也料想不到，今天我会坐在它的主编陈羽纶家里，和75岁的老先生面对面地高谈阔论。
陈羽纶青春焕发拜访陈先生之前，我收到过他的一封短笺，大意是说，承寄一组关于原文化部咸宁干校的文章，引发了他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不胜感慨系之。我们有了这第一轮的“纸上谈兵”，初次相见，就不用多作寒暄，马上进入“角色”里来。
陈先生一头黑发乌亮，双眸神采飞扬，虽然个子矮小，却显得格外精神，如果单纯“以貌取人”，看上去大不了五十挂零。这回之所以成了我“采风”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因为在当年“五七战士”的群体中，陈先生无疑富有独特的传奇色彩——他是一位残疾人！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不会忘记，1968年10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一条“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尽管老人家的出发点不错，但始料未及的是，不幸被野心家阴谋家们所利用，这一“圣旨”在落实时并未做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许多花甲古稀之人和有各种慢性病患者全没落下，甚至连残疾人都不能幸免！1969年秋天，年近半百的陈羽纶，因挨整被工宣队误诊失去左腿才两个月，也拄着拐杖，拖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堂而皇之的“五七道路”。
各位读者，且莫将信将疑。如果你从未涉足过英语世界，或许对陈先生还不大熟悉，也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而他翻译的一部著名英国小说，你却不可能不知道，这便是群众出版社发行量极大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他原名陈华，笔名英士，1943年毕业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战胜利前夕，曾赴印缅战区，在盟军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的前沿指挥所担任翻译；1947年又赴南韩等地考察，后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此间遍游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1950年初积极响应周总理号召，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在香港创办50年代出版社分社，后偕夫人俞士洪到北京定居，负责50年代出版社总社的重建工作，任总经理兼常务董事，直到1956年下半年，又转入时代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及商务印书馆当编审。“文革”前的十几个寒暑，他所在的单位，人人勤奋工作，出书数百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翻译事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我们这位博学之士离开游刃有余的“洋字码”海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向阳湖，等待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陈先生回忆道：“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我虽左腿截肢，头上还戴着‘美国特务’的帽子，可以说是一身兼任双重不幸。初到咸宁干校时，我们商务印书馆的四个人挤住一间小房。我行动不便，也得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向阳湖，我用仅剩的右腿踩缝纫机，认认真真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有时还在小卖部代卖香烟。我最感困难的是吃东西靠别人代拿，尤其是上厕所十分不便。咸宁农村下雨泥泞多，好人都容易滑倒，我每次上茅坑都非常吃力，稍有不慎还可能掉进去……苦是苦，但我从不怨天尤人！我总是想，‘文革’中那么多大人物都遭厄运，我小人物一个算什么，人家比我惨多了！”
我听了心里难以平静。这番话所流露的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阿Q精神”，恰恰说明了陈先生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和善良到近乎迂腐的典型文化人。然而他是大智若愚，并不缺乏勤于思考的一面：“我的体会，中国太穷，许多人的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视野不宽，才导致极‘左’思潮有市场，什么事都可以往上贴标签，附和者不少，这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表现。”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干校有位学员的夫人从外地寄来一盒巧克力，被军宣队的人发现了，竟受到批斗。会上有人说“我们饭都吃不好，他还吃洋玩意儿”，有的说“巧克力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时刻想着农民”，等等，而真正的读书人身临其境，除了提醒自己今后处世要慎之又慎，还能说什么！
无知无识尚情有可原，人性的异化则尤为可怕。“文革”中，知识分子之间本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有的人出于图表现，谋得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在陈先生这个其时倒霉程度已无以复加的人身上打主意，实在卑鄙之极！陈先生谈起了下干校前一次难忘的经历：“读书人总离不开书，我这个人偏偏还有个爱咬文嚼字的毛病，喜欢把个人心得在书上作眉批。当年，《毛泽东选集》是天天读的必修课，我学习之后，便习惯性地把自己认为值得商榷的个别字句标了出来，碰巧一次分组讨论，有位同事临时没带毛著，把我的那本借了去。过后却几天没还，紧跟着，‘陈羽纶胆大包天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便公布于众，大字报、批斗会接踵而来。被出卖的我感到十分寒心，只怪自己忘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啊！”
痛定思痛，陈先生又一笑了之。他换了个轻松的话题，说起向阳湖的群众厚道、淳朴。他们爱打听文化人的工资多少钱，当听说是自己的若干倍时，惊讶、羡慕不已！他们观察文化人劳动，如放牛放鸭的姿势，又觉得一举一动都很滑稽，此时此刻，大知识分子们反被农民们所同情！接着，陈先生还很自然地追思起当时的“同室难友”陈翰伯。这位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总编辑，193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建国前后一直是宣传文化战线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以工作勤勤恳恳著称，办公室的灯光总是最晚才熄，受到同事和下级的普遍尊敬。“文革”一夜之间，陈翰伯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落难咸宁，多次受到批斗和折磨。他走路不大利索，“八字脚”，有次过向阳湖的一座独木桥，没人帮忙，只好慢慢爬过去。就连夜间起床小便时，尿桶发出声音，也受到过看管者的严厉斥责。荒唐岁月大革文化命，作践文化人，由此可见一斑。顺便说一句，陈翰伯先生从干校返京后，因德高望重，担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首任主任，他已于1988年仙逝，但愿今后受此书惠泽的读者们都不会忘记他！
忽然，电话铃响了，我等陈先生忙过之后，感叹道：“文化名流在咸宁吃了这么多苦，不写出来太可惜了。我们挖掘向阳湖的人物故事，也是对历史负责。”陈先生表示赞同，又向我介绍自己在干校的读书生活：“当时，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为了不使脑子变得迟钝，我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可是，干校只能读‘毛选’，连看诗词歌赋都有问题，何况外语？如果被发现，少不了会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只好秘密进行。向阳湖的蚊子特多，晚上我便躲进蚊帐里，点起小油灯，将英文小说包上别的封皮偷偷地看。有时竟入了迷，完全忘了一切烦恼和屈辱！”
陈先生身处逆境，仍然忍辱负重，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不愧为向阳湖文化人的优秀代表！我眼前的小个子老者愈见高大，我又插话问：“您现在主编杂志，或许和在向阳湖读英文也有关吧？”陈先生点了点头。他回京恢复工作以后，痛惜许多宝贵时间白白浪费，时刻都在考虑应该干点什么，能够干点什么。正好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学外语热潮，陈先生不由得怀想起建国之初，知识分子为报效祖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治环境，他主政的50年代出版社和葛一虹办的天下出版社，朱葆光办的中外出版社（国内三家最大的私营出版社）并驾齐驱，甩开膀子大干事业，多么红红火火啊！他认为机遇再次降临，便主动向商务印书馆领导请令，独撑门面办起《英语世界》，为英语学习者架设起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创刊伊始，发行量只2万份，没有想到隔期逐步上升，最高时“跳”到30多万，近年虽然有点波折，仍稳定在20万份左右。
陈羽纶题词桃李无言，下自成蹊。1988年至1989年陈先生被聘为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在国外讲学期间，他碰见过不少留学生，有的人热情称他陈老师，感谢《英语世界》为他们走出国门深造立下汗马功劳，许多海外的中国青年从此和他建立了通信往来。
我听得津津有味，待陈先生稍有空隙，便不失时机地请他为咸宁题个字，得到欣然应允。他先写了一个“文人荟萃向阳湖”，自己不满意，涂掉后又稍加思考，挥毫拉下一串欧式长句：“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名著引发一九八一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盖章时，因一下子找不到红印泥，陈先生急中生智，因陋就简，将墨汁涂在印章上再加盖，反而别具一番风味。
品味陈先生的一言一行，我暗自感佩他不懈追求的人生，对他满腹经纶的学识更增添了“高山仰止”之情。他多年来在出版界担任英语教科书、英语读物、词典的审订及编译等工作，仅主编的《英汉小词典》在国内发行达1000万册。1992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次年又被美国传记协会载入《世界杰出人物名人录》，作为商务印书馆教授级编审、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享受着国家一级特殊津贴。
如今，陈先生的夫人和三个儿子都远渡重洋，老大在美国学计算机，老二在澳大利亚当企业家，老幺是英国留学的博士。他家庭美满，事业兴旺，可谓功成名就，难道不想享享清福，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吗？我听到的回答是：“办好《英语世界》，是我余生的寄托。我也不是没有想到出国，洋房、汽车都不用愁，但那种生活会使我对比解放前在沪看到的白俄，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不愿在异国他乡被人看作‘白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自讨苦吃，我办刊时就已到了退休年龄，算是返聘。因为我看见有些老头或者整天下象棋，或者提个鸟笼在公园里优哉游哉，总觉得没多大意思，我一心想的是多干点事，补回过去荒废的岁月。我现在身体还吃得消，经常工作到半夜两点，虽然我年纪大了，但又不服老，自己忘了自己的岁数，所以题了个‘忘年宅’的斋名自勉……”
听了陈先生的表白，我浮想联翩。中华儿女如果都具有这样炽热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实现“四化”指日可待！一个生命已走近了夕阳黄昏的残疾人尚且如此，岂不令四肢健全而整天无所事事者汗颜？
陈先生毫无倦意，舒心地笑道：“时光过得真快，一晃办刊15年了，明年9月我们将纪念纪念。”我便趁势请他谈谈《英语世界》刊名题字的变迁史，他习惯性的“OK”一声，继续饶有兴致地说：“我刊最早是请吴景荣教授题写的，1985年重新设计封面之际，又蒙‘党内的秀才’方毅拨冗题名，但以后我考虑到他是政治圈中人，还是请专家更合适一些。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学者总是学者。于是我想到了钱钟书。钱先生不仅在学界的地位是公认的高，而且人格修养十分杰出，字也写得漂亮。我知道他很怕别人上门打扰，便寄去一信，请他惠赐墨宝。钱先生十分客气，不仅题了字，还写了回信，我把它发表在纪念创刊十周年的杂志上……”
谈到钱钟书，陈先生滔滔不绝：“这些年《围城》走红是客观事实，也受之无愧。但我有一个偏见，作者真正的价值远不限于此。依钱先生的水平，不应因《围城》这部书，身价才抬得这么高，他学术上的成就，如《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大大超过了小说。《围城》在四十年代并不像现在‘炒’得这么厉害，没想到许多读者只是因为《围城》才知道钱钟书。有个传闻不知是真是假：一外国大学者访华，要求对等接待交谈。中国找谁应付人家，一时想不出合适人选，最后请来了钱钟书。钱先生精通多种外语，说到学术问题，连一些具体人、事，甚至数字都能背下来。事后洋学者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照自己研究了一辈子法国文学，也不一定能整段背诵莫泊桑小说精彩之处，感叹中国真了不起，竟有这种人才！而钱先生在‘文革’时，也是很惨的。他被诽谤是‘资产阶级学者’，也下过干校。住在王府井一带时，整天为生活方面的难题受邻居奚落。前些年搬到南沙沟，住房才得到改善，现在总算是得其所哉！”
我接过话题，问陈先生能否帮忙翻译我的一句座右铭：“不破围城非好汉？”，他幽默起来：“这得仔细琢磨，首先要吃透它的意思。看来你受《围城》的影响不浅，是不是得先破了围城然后再出去，才算是好汉？”我也玩笑道：“钱先生的用典虽然贴切，但不一定成为定论。我有一个反解：‘城外的人不想进去，城里的人不想出来’。我认为，围城有多种含义，不一定单指家庭，它还包括职业、书城等等。例如《英语世界》对我而言，就是一座围城！”
陈羽纶给作者的信一席闲聊，越发投机。我有幸和“忘年宅”主成为忘年之交，又听陈先生补充介绍说：“由于种种原因，我刊内容稍偏深了一点，而且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幸亏是老牌子，有不少固定读者。一般认为，刊物发行二三万就可以够本。有人问我办《英语世界》赚了多少，我自己都不知道，也不便问。人家会说你问这干吗，想钱哪？我们商务有个传统，重事业，人清高，似乎羞于言利，给钱就给，不给就拉倒。但这也有缺点，因为你没权。搞宣传发行做广告要花钱，处处申请，等上级批准。如果我有钱，自己便可以做主。这里面还有个体制问题。我们编辑部最早是我一个人，事业逐步发展壮大，到现在总共十来人，仍只有一个编制，其他人全是请的临时工。庆幸的是，我在学界时间较长，朋友多，稿源不用发愁，许多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的名家都担任过我刊编委，如近年谢世的许孟雄、吴景荣、许国璋、王佐良等。如今的阵容更强，特邀陈岱孙、杨宪益、冯亦代、萧乾、李赋宁诸先生担任顾问，使这本杂志更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我的想法，做事就要像个样子，现在改成月刊后，新添‘华夏之窗’栏目，打开了另一扇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作为《英语世界》的忠实读者之一，我主动向主编汇报说，多年来本人坚持订阅这本杂志，从未间断，为的是鞭策自己不背初衷。陈先生听出弦外有音，又爽快地为我写了两句话留念：“在英语世界的海洋中漫游，在向阳湖文化人的采风中提高。”我如获至宝，窃以为陈先生今天的两幅字可非同一般，它的范围超出了“国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