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举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刚刚拉下帷幕，慷慨激昂的民族史诗《黄河大合唱》余音袅袅，仍在华夏儿女耳边回响。一个遍地洒满阳光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先生在寓所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作者采访张光年张老虽年事已高，精神尚好，两眼炯炯有神。尤其是身着一件红色羊毛衫，使白发的老人看似年轻了不少。只是由于今夏病后初愈，显得有点消瘦。他满面春风，热情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开门见山地说：“你上次寄来的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系列文章和报道，我都收到了。谢谢你！这是办好事。干校的年代过去这么久了，现在还被重新提起……”
我首先递上几幅原文化部咸宁干校部分学员集体合影的照片，请张老过目。他便戴上眼镜，仔细辨认起来。我正好乘空打量一下宽敞的客厅。只见右边墙上的一幅名家书法引人注目，这是罗工柳先生祝贺张老八十大寿时题写的“勤奋延年”，笔走龙蛇，字字苍劲挺拔，不愧大家风骨。左边桌上摆着一帧中国作协近日向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敬赠的纪念牌，无言地折射出历史的烟云。窗下一大盆万年青长势喜人，分明映衬着浇花人多年为文艺春天辛勤灌注心血的情怀。
张老心有灵犀，早知我的来意。他抓紧时间，开始和我聊起当年干校生活和“五七战友”们。第一个提到的是冯牧。张老说，10天前冯牧因白血病去世，他赶写了悼念文章，《人民日报》马上要发表。他和冯牧共事30余年，感情非同一般。“文革”中患难与共，更加深了彼此间同志的友谊。在向阳湖劳动期间，冯牧又是肺病，又是哮喘，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之苦。因此，他为冯牧终于死于病魔而痛惜不已！我听了深有同感之余，又增添了几分懊悔。冯牧先生本是我计划重点访问的大家之一，上月我还给他寄去了有关资料和文章，没料想这位受到了文艺界和读者敬重的文学评论家竟然匆匆离去，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提前造访，避免不可弥补的损失！
张老告诉我，上月下旬他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怀念老友陈白尘的文章。说着，他找来日记本查了一下，说王元化从上海来电话告诉他，认为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我接过话题说，以前拜读过陈先生的《云梦断忆》，最近又听说其遗著《牛棚日记》出版了。张老说自己写的正是此书的读后感。我便问道：“您在向阳湖干校时写了大量的日记，什么时候可以发表？”
“目前正在整理，争取明年年底或后年初出版，书名就叫《向阳日记》。我从1970年下放到咸宁，以后短时间回家养病，又在天津静海干校呆过一些时，直到1975年才返京。在干校的日记一共记了十几本。”他说罢指了指茶几上堆放的一大摞无塑料封皮的日记本，我拿起一本翻了翻，但见每页密密麻麻写满清秀流利的字迹，令人感佩。张老又补充道：“这些史料不可不记，为的是使大家不要忘掉那段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我曾到海南参观五公祠，宋代李纲、胡铨等人既做官又是文人，因为很忠直，敢于讲真话，得罪了朝廷的政敌，被贬到那么远。历史上这种人和事很多，而十年内乱中众多文化人集中下放到咸宁，时间也比较长，却是罕见的。甚至有的人长眠于向阳湖，如侯金镜等。干校学员绝大多数是很好的同志，有的是党员作家，进步作家，还有的是老革命，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有不少人对革命事业作出过较大贡献。如果在咸宁建一个资料馆、陈列室，我觉得很有意义。后人看了会触目惊心，永远铭记。就像我们要牢记八年抗战一样，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牺牲，但最终我们胜利了。‘文革’是一场民族的浩劫，文化的浩劫，但最终还是我们党、我们的人民胜利了！重温往事，大家会更加珍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加倍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更好！”
我聚精会神，仔细笔记，生怕有所遗漏。张老又继续叙述说，当时作协编在干校五连，知名人士还有李季和严文井，他们比较早被选拔出来，担任了指导员和连长。干校包括家属在内有几千人，大家一般两周去一趟咸宁县城，买几本书，上个馆子，打打牙祭。张老还专程几次到温泉，去地区医院看望病重的张天翼。还有一位大翻译家朱葆光很是可怜，在向阳湖衣冠不整，破帽遮颜，好像乞丐一般，碰到熟人也不打招呼，让人见了心寒。张老有次忽发奇想，“别人看我会不会也是这样？”况且他还受到文化部干校和“中央专案组”双重监管，出门有人随行监视。林彪倒台以后，才松动一点。有时路上见了楼适夷、孟超、王士菁等人，可以拉拉手，互问健康。张老边劳动改造、边接受审查，据说是挖历史问题，找出所谓“托派”、“叛徒”和“汉奸”之类的证据。
我不禁忿忿然，对张老说：“您26岁便写出不朽的《黄河大合唱》，影响全国，让您戴上那几顶帽子，岂不是历史的讽刺？”他点点头，补充道：“1974年盛夏，有一次干校还在食堂前的空场上围了一圈人，组织批判《黄河大合唱》哩！同时挨批的还有陈白尘写太平天国的剧本，叫《石达开的末路》。先是江青在《红旗》杂志上发难，把我的作品列为宣扬国防文学和投降路线的‘黑标本’，点名批判。因为我30年代去过上海，在赵丹那里认识了她，知道她的底细，所以被她往死里整。可是江青的淫威也并不是没有人抵制。批斗会头天晚上，被安排发言的人主动来问我，如何应付上面的要求。我回答说，按照《红旗》上的话重复一下不就行了吗？”他在逆境中仍不乏幽默，逗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张光年在京寓所张老是湖北光化（今老河口）人，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的《七三自寿》诗有云：“山道奔忙六十春，几回迷醉几回醒？拊心一事堪自慰，生死关头不丧魂。”字里行间表达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我景仰之下，又介绍说，向阳湖原名关阳湖，筹办干校时，为表示人心向党，才改成今名。接着，他稍作停顿，回忆起自己和臧克家的一段交往。他和缓地说：“1976年，克家的《忆向阳》诗集差点是出不成书的。因为文化人在咸宁受罪，他却对向阳湖颇多赞美之辞，无意中有歌颂‘文革’之嫌。北京出版社先是约他写，后来又有顾虑，不准备出书了，他为此很伤心。这时我出面做了一点工作。我以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感受也大不一样。干校多数人是怀着真诚的愿望接受劳动改造的，有的也确实从中得到锻炼。基于这种认识，我对批评我的某些人，一直口服心不服。但又总觉得，对照毛主席那么多‘最高指示’的要求，自己怎么差距这么远呢？怎么办哪？因为体会相近，我便赞成把我那篇《采芝行》诗放在克家的书后，作为一个跋。克家见我在诗末署上‘戏作’，提出异议，我坚持说，这两个字不能改。后来我们又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友谊渐渐淡了。但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诗人，他还是很有贡献的。”
我有意想让张老轻松一下，便把话岔开，重新谈起了《黄河大合唱》。当年毛主席在延安亲自聆听，周副主席也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可以说，这部组诗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时至今日，作曲人冼星海9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我问张老是否打算写点纪念文字。他回答说：“我过去写过，现在准备再写一篇，正在考虑从一个什么角度下笔。要提醒人们，千万不可忽视日本国内顽固派对战争的美化。10月底，广州将举行万人演唱会纪念星海。《黄河大合唱》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主要是星海同志的巨大贡献。”我插话说：“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正是我们咸宁人哩！”张老说和她熟，她是钱亦石的女儿，前两年张老去杭州，她还专门前去看望。可惜今年春天她因病去世，不能看到10月演唱会的盛况了！
访谈渐入佳境。我抓住时机，补上一句：“张老，黄河已和您的笔名光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向阳湖，也是您永远忘不了的啊！”他欣然表示首肯，笑道：“对，都忘不了！一河一湖，有河有湖，都是水！”于是，张老又畅谈了1988年偕夫人黄叶绿（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重访向阳湖的情景，然后，爽快地为我区准备兴建的“中国咸宁向阳湖文化碑林”题写了珍贵的两行字：“咸宁向阳湖，长在记忆中。”
收获如此之大，看来已不虚此行，本该心满意足了。但机会难得，我又请张老顺便谈谈对时下文坛的一些看法。我提及去年北师大几位青年学者编选点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列座次时，竟把茅盾先生都排出了大师之门。我觉得这是很不严肃的，再说是谁授予他们这种权力呢？这些人学历较高，可在广大读者中影响并不大呀！依我之愚见，有深入人心的作品才有发言权，否则便没有当“评委”的资格。文艺要立法，不然就会出现乱行市。中国作协是权威的群众性专业团体，应该出面管一管这类事。张老淡淡一笑，心平气和地说：“好心排座次，是人家的自由，但在大多数作家和全国读者的心目中，都有一杆公平的秤。像郭老、茅盾这样的大师，是谁想抹杀也抹杀不了的。还有周扬，我最近与《人民日报》的李辉谈到他，涉及的都是敏感性问题，整理后已交社科院的《东方》杂志发表。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作协也不可能定同一个调子，排定座次，让大家今后都认可，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眼光评论作家作品，至于公正不公正，我想绝大多数是公正的，一部分人不公正就有可能受到批评。通过展开讨论，有利于澄清事实。比如说，某些同志对郭老、茅盾有意见，在争鸣中反倒会加深理解，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处在一个奇特、复杂的时代，党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但由于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前进中难免有曲折。而且过去也确实犯了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在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我国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传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党内，带到思想界、文艺界，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对人对事认真明辨是非曲直。我们评论作家、艺术家，主要应看作品，看主流。百分之百正确，始终正确，世上没有这样的人。这类话过去不好谈，容易被无限上纲。‘文革’后知识分子都比较清醒，可以畅所欲言了，这是社会的进步。”张老又有的放矢，论及当前流行歌曲领域。我请教道，现在有些歌词前言不搭后语，文法混乱，越写越不像话，应作何评价呢？作为写歌词的老前辈，他认真作答：“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很多青年人文化消费的口味不同，而且兴趣多元。如果文艺家不能为他们提供雅俗共赏的精神食粮，一些迎合低级趣味之作就会乘虚而入。我国歌坛经过长久封闭状态之后，一旦出现不同风格的歌曲，就会令人刮目相看，逐渐引为时尚。但有的作品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毕竟是昙花一现。据最近报载，卡拉OK在深圳很受冷落，说明流行歌曲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这很自然。我们抓精神文明，重点要考虑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但是，对通俗流行歌曲也不可全盘否定，更不能采取敌视态度，而只能强调健康向上的作品要占主导地位。”听到这里，我向张老谈道，前些时《光明日报》对家喻户晓的《中华民谣》发表了不同意见，有的说歌词不能这么写，有的说只要群众爱听爱唱，便无可非议。张老对此客观地评论道：“这用不着忧虑，只要是群众喜欢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根据，不必如临大敌。关键是要加强领导，从广播、电视、电影和发行等渠道做起。因为这星那星都是它们‘炒’起来的。只要加强这方面的管理，不放任自流，完全可以避免出了事再来整顿的被动局面。同时，还要鼓励竞赛，公平竞争，以张光年题词之一健康、美好的艺术代替格调低下的东西，让读者和观众在比较鉴别中作出正确抉择。这样过五年，情况就会有更大的好转……”
两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我意识到张老稍有倦意，便就此打住。为了奖掖晚辈，他起身走进书房，找出一本《惜春文谈》和厚厚的《光未然研究资料》送给我。在扉页上题字盖印时，他随口称赞道：“你这个笔名很别致的。今天，我被你锲而不舍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精神所感动，才谈了这么多。最近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有记者要来访问，我都婉言谢绝了。”
张光年题词之二我感谢张老对我的厚爱和对咸宁的深情！他鼓励有加，又热情为我正在写作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题写了书名。最后，张老还向我透露，明年他将出版一部《江海日记》，包括“海南日记”、“江汉日记”和“上海日记”三辑，交群众出版社，收入谢永旺主编的《名家随笔丛书》。因为太忙，原计划注译的《文心雕龙》和《离骚》、《九歌》及《九章》，只好等心闲时再进行。手头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已动笔万余字，准备请几个老朋友提意见后再发表。恋恋不舍地离开崇文门张老的家，我低声吟咏起李商隐的两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默默地对文坛德高望重的张老致以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