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乔梅亭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对老乔格外热情，每天给他做饭、洗衣，甚至洗脚擦脸，这让很久没有感受到亲情的乔梅亭备感温暖，常常感动得流泪。“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好人吗？”“人家这么热情照顾自己是为了什么？”乔梅亭也常常这样问自己。犹豫再三后，乔梅亭还是相信了李月霞和赵飞。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乔梅亭就住在李月霞和赵飞家里，感受着久违的家的温暖。
过完年不久，一天晚上，李月霞、赵飞和乔梅亭一起唠家常，李月霞说：“老乔，你猴艺玩得这么好，人也这么好，我给你成个家怎么样？有个家今后就有人照顾你了。”
老乔说：“我弟兄多，年轻的时候就没想结婚，现在都这么老了，也没有必要再结婚了，再说了，人家谁愿意找我这么大年纪的？即使愿意嫁给我，也都是有儿有女的老女人，她们愿意跟我肯定是为了钱，没有钱、没有房，人家肯定不会跟我的。”
一听老乔这么说，李月霞就顺势说道：“老乔，你真是好人啊，你说得很对，谁要是嫁给你，你必须得有钱养活人家呀，你也不能跟人家的孩子住吧？那也不是你的家，所以你得有自己的房子。”
乔梅亭听李月霞这么说，无奈地回答：“那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呀？”李月霞说：“老乔，你现在有多少钱啊，我看看把你的事安排一下，要是能给你找个好女人，你就跟人家结婚，要是安排不了你的婚事，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你就孤身一人，我们的条件也好，能养得起你，活着的时候我养你，死了我埋你，实在不行我把儿子过继给你，你就是他的爸爸。”
乔梅亭感动不已，于是就把自己有多少存款告诉了他们。结婚的事，那两个人从此没有再提。
没多久，李月霞跟乔梅亭说：“老乔，我们现在经营上出现些问题，经济有些紧张，你能不能先借给我10万块钱？”
刚开始乔梅亭不愿意，李月霞、赵飞还是每天给乔梅亭做饭，陪他喝酒，让乔梅亭感到既温暖又为难。
为了打消乔梅亭的疑虑，李月霞和赵飞就带着乔梅亭到山东泰安市新泰县，去看正在那里演出的马戏团。乔梅亭一看，马戏团里除了老虎，还有狮子、狗熊、狼、野猪等，规模还不算小。李月霞说：“你看我有这么大的产业，你不用怕我还不起你的钱，这个马戏团将来就是你说了算，你来管理这个马戏团，每个月给你8000块工资怎么样？这个马戏团每天的演出收入你算算，演两个月就能赚回你借给我的10万块钱。”
乔梅亭感到很为难，觉得不借给他们，自己心里有些过不去。看到这个马戏团后，老乔觉得心里有了底，心想将来就是李月霞真的还不起钱，也可以拿马戏团给自己抵账，这些东西也值10万块钱。想到这里，乔梅亭就答应借给李月霞钱。考虑到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借钱不能没有证据，乔梅亭就说要找个中间人做证明。
看到乔梅亭愿意借钱了，李月霞就带着乔梅亭找到自己认识的一个司机，让这个司机做他们的中间人。司机说：“你们的事情你们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做个中间证人。”乔梅亭想再多问些情况，这个司机就只笑不说话了。乔梅亭在心里问自己：“我给了她钱，以后她是不是就会变脸了？”乔梅亭那时已经有些担心，但这个善良老实的人还是把钱借了出去。
2月20日，李月霞给乔梅亭写了一个字据：“李月霞借乔梅亭10万元，到2014年10月1日归还，如果不还可以拿马戏团以及饲养的老虎抵账。”
乔梅亭说：“这个字据应该写成三份，你、我、证人都拿一份，现在你只写一份，怎么证明借钱的关系？”李月霞说：“老乔，你相信我吧，借据一份就行，何必那么多，到时候你把钱给我，我把借条给你就行了。”站在一旁的司机也说不用写那么多。李月霞把字据往兜里一装，说：“走吧，去取钱吧。”
乔梅亭的存款只能回新野县农业银行取，于是李月霞和乔梅亭坐长途汽车从山东回到河南。
2月24日，在新野县农业银行大厅里，值班经理王红珍看出乔梅亭取钱时的疑虑，就反复问乔梅亭取钱是干吗的，乔梅亭说：“我要跟李月霞合作了，现在玩猴规模太小了，我想玩大的，把钱取出来投资她的马戏团，养殖老虎。”王红珍说：“你一个老头子，赚这点钱多不容易，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投什么资，即使投资，也不能一下投进去这么多，你能赚回来钱吗？可不要上当受骗呀！我们见过的事情多了，你不要上当。”
在场的营业员也都不赞成给乔梅亭取钱。王红珍问李月霞为什么要让一个孤寡老人给她投资，李月霞说：“我是马戏团老板，你不要管这个事，到时候我就还他。”王红珍又说：“老乔，她给你打借条了吗？你要一手交钱一手拿到借条啊，要不然让她在这里开户，把钱转给她，这样即使有事，我们这里也有证据。”
这时候的乔梅亭已经昏了头，王红珍的态度也把他惹恼了，他非要把钱给取出来。就这样，他从银行里把10万元钱取出来，交给了李月霞。
在银行，乔梅亭把钱装进李月霞的包里后，伸手跟李月霞要借条，李月霞却说：“借条丢了，不知道放哪里了。这样吧，老乔，咱们回去后我再给你写一张。”其实乔梅亭这时候反悔还来得及，王红珍一直在等着他的反应，但乔梅亭仍然一句话都没说。李月霞后来去新野县邮政储蓄网点，把钱存到了自己的卡上。
就这样，乔梅亭跟着李月霞，又去了山东临朐县沂山镇的马戏团。
钱到手后，李月霞、赵飞对乔梅亭的热情荡然无存。
一天，乔梅亭打电话给在山西夏县的李月霞要工资，同时让李月霞把借据写一下。没想到李月霞说：“嗨，你还敢要钱，你在我这里都干啥了？啥都不干就想要钱？没钱，你想走就走吧。”听了这话，乔梅亭伤心地哭了一天。
第二天，李月霞的外甥故意找乔梅亭的碴儿，和乔梅亭发生了肢体冲突。乔梅亭想，不能再在这里耍猴了，于是又给李月霞打电话说一定要回家。李月霞依然说要钱没有，想回家就走吧。
伤心的乔梅亭无处诉说内心的苦闷，于是找到马戏团的领班，一五一十把给李月霞10万元钱的事情说了。马戏团领班一听就说：“嗨，这老小子真是昏头了，这下子你可把钱给对人了。”听了领班的话，乔梅亭更加觉得自己上当了。
几天后，李月霞从山西回来，乔梅亭找她要工资准备回家，李月霞阴沉着脸问：“你他妈的还敢出去卖我的赖，你说你给我投资了，你投资的钱在哪里？”边说边拉住乔梅亭，劈头盖脸就打，“你想走就走啊？把他的猴子扣下！”李月霞身边的人上来，把老乔的猴子拉走，同时把老乔的手机、身份证、银行卡都给收走了，还有一个8万元的养老金存折也给扣了起来。就这样，身无分文的老乔被困在了这里。
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让乔梅亭心神不安，耍起猴来就没有了往日的精神，这让李月霞找到了理由，一旦不如意就对乔梅亭拳打脚踢，挨打对乔梅亭来说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敢还手。
为了要回自己的钱，乔梅亭还给李月霞的父亲打电话，没想到李月霞的父亲说：女儿根本就不听他们两个老人的话，她曾经借过父母5万元钱，如今母亲卧病在床，跟李月霞要了多次都不还，她怎么会还你的钱？李月霞和赵飞根本不是夫妻关系，赵飞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李月霞跟着他以后，认钱不认人。他们已经给李月霞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再不还钱就上法院起诉她。
李月霞的父亲还告诉老乔：借据上最好能让赵飞也签字，马戏团是赵飞的，不是李月霞的，一旦起诉李月霞，到时候赵飞肯定会和李月霞脱离关系，李月霞拿什么还你的钱？
李月霞父亲的这些话，让乔梅亭听后心里发冷。
3月10日，在山东泰安市宁阳县磁窑镇，乔梅亭和李月霞的马戏团去赶庙会。马戏团的领班让乔梅亭和手下几个伙计开着车，拉着马戏团的老虎和乔梅亭的猴子一起上街招揽生意。一个伙计为了让路人看到笼子里的老虎，就拿着拇指粗的铁棍去捅躺在笼子里的老虎。乔梅亭说：“你想让老虎站起来，敲敲笼子就行。”这个伙计听了这话，就拿着铁棍去捅乔梅亭的猴子。乔梅亭拦住他说：“我的猴子小，你不能这么捅，会把猴子捅死的。”没想到伙计上来就给乔梅亭一拳，乔梅亭在车上和伙计打起来。站在旁边的另一个人，拿起拇指粗的铁棍，照着乔梅亭的腰就是两棍子，把老乔从开着的车上打了下来。
乔梅亭被抬回到住处，疼得起不来床。李月霞过来看了看，却说他是装的。到了晚上，乔梅亭疼得喊个不停，这时候连马戏团的人也看不过去，纷纷指责李月霞太狠。这时候李月霞才带着老乔去看病，没想到医生也被李月霞买通了，简单看了之后就说：“没有事，给你开一盒头孢片吃吃就好了。”
第二天老乔还是起不来床，李月霞骂道：“装你妈的死相，人家都出去干活了，你想偷懒不干活？必须起来！”乔梅亭自己花钱买了风湿止痛膏贴上，忍痛继续表演猴戏。一天下来，伤情加重，疼痛难忍。李月霞给了他50元钱，老乔便去买了些活血药和红花油，自己抹了抹。
几天后，老乔受伤的部位开始溃烂了。看到自己伤成这样，再在这里干下去，也许连命都保不住，乔梅亭坚决要回家，于是和李月霞说要回家给去世的老娘做周年。说完，不管李月霞答应不答应，牵着猴子就离开了马戏团往家走。在路边，老乔哀求长途车售票员把自己带上，并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们听。售票员只收了乔梅亭80元钱，把他和猴子带到了河南郑州。老乔从郑州又辗转回到新野的家里。
回到家里，乔梅亭去了新野县农业银行，流着泪把事情经过跟值班银行经理王红珍说了。王红珍当时就急了，连说后悔当时没有坚决阻止乔梅亭取钱。王红珍让老乔赶快去新野县刑警队报警，银行里那一天的监控录像还保存着，要是再晚几天录像就会自动消掉。
即使到这个时候，乔梅亭还是不愿报警。他怕报警后自己的生命会受到李月霞的威胁。他也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村里的任何人，只能一个人在家悄悄流泪。直到他见到张俊然，才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张俊然当时带着乔梅亭去新野县公安局报了警，并到银行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录像。
因为跨地区办案手续复杂，新野县刑警队建议乔梅亭和张俊然直接前往山东泰安市公安局报案，后来他们又被推到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派出所，副所长当时就派人找到了李月霞的马戏团。
李月霞一看到乔梅亭带着警察来了，马上满脸笑容地迎上来说：“乔哥呀，我可想死你了。我正准备去接你呢，你可自己来了。你看看，你走的时候也不让俺送送，走了这么多天，也没有个信息。你看看，我把你的手机和存折都拿来了。你报警这是何苦呢，有啥事咱回去说。”
当时张俊然和乔梅亭与李月霞在派出所进行了协商，李月霞承认借了乔梅亭10万元钱，也承认欠了老乔8000元工资，但是现在经济紧张，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支付3500元工资，10万元钱给乔梅亭打个欠条，答应年底全部归还。
面对狡猾的李月霞，乔梅亭根本不是对手，几句好话就让这个善良的耍猴人心软了。看到李月霞这么痛快地答应还钱，他就答应了全部要求，使得原本一起诈骗嫌疑案变成了民间借贷纠纷。乔梅亭后来告诉我：“李月霞和赵飞每人都有两个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也不一样，究竟哪一个是真实身份，我也不知道。”
现在，乔梅亭被骗18万元的事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几个弟弟知道后说：“看来他真是有钱啊，宁可被人骗去18万，也不给我们兄弟。”
乔梅亭说：弟弟们现在更加记恨我了。
原本是个诈骗案，因为这张欠条，又变成了一宗民间借贷纠纷。
老乔从1979年就开始耍猴，猴子帮他供七个弟弟妹妹上学读书、吃饭穿衣、盖房子结婚。
2014年5月，乔梅亭在地里训练猴子。
老实纯朴、孤独终身的耍猴人乔梅亭。
耍猴人之“罪”
2014年7月18日，我正在国外，忽然接到新野县猴艺协会会长张俊然的电话。他告诉我，7月10日，村里四个耍猴人—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街头玩猴时，被当地森林公安局给刑事拘留了。
我从2002年开始跟踪这些耍猴人，到现在已经12年了。张俊然希望我给当地的森林公安局打个电话，解释一下这些耍猴人的生活，能通融一下、教育一下，把他们四人给放了。
8月6日，回京后，我和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负责此案的警官通了电话，向这位刑警队长介绍这些耍猴人的情况和新野当地的玩猴历史与猴艺文化，告诉他：这些流浪江湖的耍猴人不是运输野生动物的罪犯。同时，希望他上网看看我写的有关耍猴人的博客，这样能对这些耍猴人有一个了解，有助于这个案子的人性化处理。当时，警官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们一定去了解，也希望案子能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
8月14日，我接到刚刚被释放的耍猴人鲍风山的儿子鲍银锁的电话，他说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已经被强制取保候审，他们身上带的6000元钱被扣做取保候审金。而且，六只猴子也不归还他们，他们要住在牡丹江把自己的猴子要回来，因为那是他们自己家繁殖饲养的猴子，不是野生的猴子，这六只猴子价格在5万元左右，是家里的一笔财产，牡丹江的森林公安局不能把他们家繁殖饲养的猴子当作野生动物没收了。
这时候，距离他们四人被刑事拘留已经过去35天，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并没有把其中一只猴子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他们。
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位耍猴人在取保候审后，反复去牡丹江森林公安局讨要猴子。但他们等来的不是猕猴，而是起诉书。这次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把他们带到86公里之外的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随后又提起刑事责任起诉，追究四人“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刑责。
“牡丹江森林公安局为什么不在牡丹江市起诉他们？”我问。
鲍银锁在电话里告诉我：“这里的检察院、法院不愿意接手这个不算违法的案子，他们说这不算犯罪。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是牡丹江公安局的关系单位。”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中国逐步健全的法治体制下，一些基层执法者依然在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曲解法律的本质，制造一些错误的判决。这次竟要对几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如同乞丐一样的耍猴人进行审判，开了对贫民审判的先河。法律要是缺失了良知作为基础，那么可怕的冷漠就会占据上风，取而代之的就是权力的滥用。
记得杨林贵和其他几个耍猴人都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生活得这样贫困，不能去埋怨谁，我们牵着猴子行走江湖，赚钱养家，就是为了减少给政府带来的麻烦和负担。虽说生活苦点累点，但是能养家糊口过日子，怪好的。”
在中国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吃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戏剧、杂技、年画、中医和食品制作，没有一种传统文化能和吃饭脱开关系。当今社会，很多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因为文化有了新的展现方式，传统的文化已经适应不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祖宗传下来的文化、手艺会很快消失。有些之所以没有消失，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还不富裕，还要靠自己熟悉的手艺吃饭生活。新野的耍猴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得以延续祖宗传下来的手艺，行走江湖，表演猴戏，赚钱养家。
野生猕猴是珍贵的保护动物，但这四个耍猴人携带的是自家繁殖饲养的猕猴，在法律上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这四个耍猴人把自己家的猕猴从新野县“携带”到了牡丹江，仅仅是进行街头猴艺表演、赚钱，返家的时候还要把猴子带回家里。这种行为能算运输野生动物吗？“携带”猴子是不犯法的，而“运输”猴子是犯法的。更重要的是，要看谁来判定你是“携带”还是“运输”。
理解使用国家的刑事法条，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其立法本意。刑法之所以设立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是要从运输环节遏制贩卖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随身携带有地方颁发的猕猴驯养繁育证，足以证明这几只猕猴并不是野生的。单从其行为看，猴子显然是他们的表演工具，就像海洋馆里的海豚、马戏团里的动物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当然也并非犯罪勾当。以前耍猴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大多数执法部门仅仅是难为他们一下，处以罚款训教一下也就够了。这次要动以拘捕、起诉和审判，这对耍猴人来说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次。我们知道，定罪除了依法律条文，还要以情、以理、以民间认同的习俗为量刑依据。
在河南新野县的鲍湾、冀湾、车湾、沙堰镇等十几个村庄里，有上千户人家在从事饲养繁殖猕猴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外出玩猴的艺人有2000人之多。玩猴人在农闲的时候带着猴子外出卖艺赚钱，他们露宿在街头、桥洞和废弃的房子里，赚不到钱的时候就以乞讨为生。他们和猴子相依为命，猴子的命比他们自己的命都值钱。他们带着自己家的猴子出来赚取一些赖以生存的饭钱，再带着自己的猴子回家，从来没有发生过把他们的行为定为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的事情。
按此逻辑展开，国家所有马戏团以及合法拥有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的宠物的人，如果没有及时办理运输手续而携带、运输保护动物，均可判刑坐牢。
这些猴子在新野县已经繁殖了数代，它们已经是饲养者的私有财产。在新野，村里的耍猴人都习惯把猴子当成“牲口”。
既然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是这样的：“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里所说的是有前提的，这些耍猴人既没有收购，也没有出售猕猴。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却在这条法文之间单提出“运输”这一罪名，那么运输总要有收购和贩卖的因果关系吧，仅仅是运输，就等于这个事件没头没尾，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法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用在什么人身上？一边是弱势的“耍猴艺人”，另一边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势的国家权力机关，这种结果让人感到莫名的沉重。
我在想，这本是一件不复杂的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么严重？鲍风山的儿子鲍银锁在电话里告诉我：“森林公安局抓他们的时候，由于粗暴执法，围观的群众看不下去，和他们发生了口角。群众把耍猴人救了下来，还打110报警，这让森林公安局很没有面子，他们才这样报复我们。而且，有一只猴子在他们的看护下死了，公安局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只有把我们定罪，才能开脱他们对猴子的死所负有的责任。”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这一点，我在随后和本案的辩护律师宋杨通电话时也得到了证实。宋杨告诉我说：“这个案子一开始就有问题，第一次刑事拘留时，他们不起诉这四个耍猴人，而是在耍猴人被取保候审后找他们反复索要猴子时才再次起诉，这种做法不合常理。另一个疑问是，这个案子的事发地是牡丹江东安区，森林公安局不在事发地所属的东安区的检察院、法院进行刑事起诉审判—在牡丹江周边就有海林、柴河、林口等几个林业检察院、法院，为什么却要跑到80多公里外的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法院去进行刑事审判？其中最关键的是，那只已经死去的猴子谁来承担责任？如果耍猴人没有罪，那就意味着牡丹江森林公安局之前对他们的拘押是执法错误。”
牡丹江森林公安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牡丹江市区检察院、法院没有人愿意接这个不成案子的案子，而现任的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局长之前是东京城管委会主任。这个因果关系显然不言而喻。
对此，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拿出黑龙江高检、高院、公安和林业部门联合颁发的〔2008〕123号文件，说文件中有可以异地审理的规定。宋杨律师说：“即使有这样的文件规定，它也不能取代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规定：检察院要接异地的案子，必须要有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决定书。没有上级检察院的指定管辖决定书，就意味着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越权参与了这个案子的审理。”
9月14日，张俊然和江湖拍客老曹赶到了牡丹江市，他们在当地调查多日，在和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见面中录、拍了大量的录音和录像，还出庭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
9月23日上午，东京城基层林业法院开庭审理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所犯的“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
黑龙江昂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宋杨，在法庭上为四个耍猴人做了辩护。
宋杨律师认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应该是指收购、出售野生动物当中的运输，而不应该是合法拥有物权的动物的运输。没有运输证的确触犯行政法规，但并非收购、运输、出售野生保护动物所触犯的相关法律，带着自家的猴子去外地表演不属于违法，有驯养繁育证，没办运输证，其行为顶多属于行政违法而不是刑事犯罪。被公诉人的运输行为不构成犯罪，为此法院对被公诉人的有罪判决不合法。”
庭审在场的除了法官、四个警察和四个耍猴人，就是张俊然和老曹。
法院最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二条的规定，判决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犯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免予刑事处罚。
这个判决与其说是同情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这四个耍猴卖艺的人，还不如说是给了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对这个案子行政执法正确的理由和面子。
当天下午，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就被释放了。
9月24日，四个耍猴人到牡丹江森林公安局索要自己的六只猴子。然而公安局局长和政委都表示，要研究一下才能决定给不给他们猴子。一连两天，都是这样答复他们。
其实问题在那只死去的猴子身上，只是这四个耍猴人不明白罢了。
9月26日上午，张俊然找到局长办公室，私下对他说：“我们不追究死去猴子的责任了，你把剩下的五只猴子还了，我们就走。”
局长听到张俊然这么表示，就说：“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他们四个人要是早这样说，也就没有这么多事情了。那就让他们四个人写一个证明，证明猴子是自然死亡，与我们没有关系，你猴艺协会也盖个章，就把剩下的猴子带走。”
随后，局长就让警员带着他们去公园里领猴子。
在公园里，工作人员从冰柜里拿出了那具冻得僵硬的猴子尸体，鲍风山抱着猴头痛哭不已，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痛苦。鲍风山说这只猴子阿丹和他相伴多年，和他结下了深厚感情。它是玩猴戏的主角，啥节目都会表演，非常聪明，有灵气，通人性，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阿丹跟随他的十年当中，演猴戏赚的钱，先后供养了家里的两个大学生，是家里经济收入的顶梁柱。
鲍风山询问公安人员猕猴是不是被打死的，公安人员说是它自己病死的。
鲍风山原打算把猴子的尸体带回家安葬，无奈猴子的尸体开冻后无法携带，四个人只好找了个林子，把它埋葬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乘车回家，离开了这个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地方。
虽说耍猴人已经回到家中，但就此案本身来说，还存在着诸多疑点。比如为何警方主动为涉案艺人办理取保候审？为何耍猴人在讨要猴子发生争执后，却等来起诉书？为什么把他们送到80多公里外的东京城检察院、法院，而不在牡丹江市的基层法院审理？猴子在他们的保护下死亡，是谁的责任，谁来赔偿？
10月4日，利用国庆节假期，我来到了新野县鲍湾村，想见见这四个耍猴人，让他们讲述一下这次在牡丹江街头耍猴被抓的真实经过。
10月5日上午，在张俊然家里，我见到了这四个耍猴人。在乡村，从牢房里刚释放出来的人，自己都感觉低人一等，见人都会有些弯腰恭维的举止，不敢跟人对等站立，看起来他们还惊魂未定。
我和他们聊了两个小时。通过他们的讲述，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让他们害怕。和那些手中掌握了国家赋予的权力的人相比，几个耍猴人显得多么卑微。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给民众带来莫大的恐惧。
2014年6月23日，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牵着六只猴子从新野家里出发，前往东北耍猴卖艺。他们乘坐长途汽车，第一站到了沈阳。在沈阳，已经有了一班耍猴人在街头表演。按照他们的江湖习惯，耍猴人的班子不能彼此拆台，一方已经在这里耍猴，另一方就要另寻地方。于是他们就继续乘车到了哈尔滨，在市郊耍了半个月猴。
7月9日中午，四人又乘车来到了牡丹江市，在那里耍了半天猴戏，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被前来的森林公安局的警察带走。
鲍风山第一个向我回忆了事情的经过。他生于1963年，家里有四口人、五亩地，有30多年的耍猴经验。人看着廋小，但很利索，是一个不惹事、不怕事的人，遇事敢于和人讲道理。他说：
7月10日中午，我和田军安在牡丹江市东安区文化广场步行街里玩猴。步行街人很多，比较容易吸引人，能多赚钱。中午的时候，按照惯例，城管、公安、管理人员都去吃饭了，我们就能钻会儿空子。没有想到，我们俩刚耍了不到20分钟，两个身穿公安制服的警员就来到我们面前，没有出示证件，也不说他们是干吗的，就说跟他们走。我们俩也是在江湖上行走30多年的人了，一看来势不对，就赶紧对他们说：“你不让我们耍了，我们马上就走。”我们俩赶紧拉起猴子就走，两个公安就在我们身后跟着。跟了有一公里的路程，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让我们站住，要等他们一个领导来看看怎么处理。
我们两个就在路边等。一会儿来了一辆轿车，车上下来一个身着便服的人，指着我们说：“把他们带走。”那两个人要把我们往车上推，我们争辩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走？”猴子一看我们要被抓走，也对抓我们的人吼叫。田军安不愿意跟他们走，让他们出示证件，有个人就推搡田军安说：“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说完就抓着田军安的头往车里按。
田军安，1966年生，家里有12亩土地，在这四人当中家境算是比较好的。他耍猴有近20年了，在四人当中身体是比较壮的，身高有一米七四，但其实胆小怕事，属于背后敢说话出主意、当面怕事的人。他告诉我：
警察和我们的争执引来很多围观群众，当时有上百人之多。有人就问他们：“为什么抓这些讨饭的耍猴人？”“警察怎么没有穿警服开警车？”围观群众当中，有人拨打110报警。110到场之后，这几个森林公安人员才出示证件。110走后，宋庆军继续把我往车里按，用脚把我往车里踹。我的上身已经被按在车座上，两条腿还在车外。一旁围观的群众同情我们这两个耍猴人，几个人就把我从车里往回拽，从警察手里把我给拉了回来，掩护我赶紧逃走。一个路过的出租车司机让我上了他的车，送我走了很远。这样我才没被警察带走。
田军安说到这里，鲍风山接着说：
在田军安被警察抓住往车里按的时候，围观的人对我说：“你还傻站在这里干吗？还不赶紧走。”我就赶紧牵着猴子往前走，一个警察始终跟着我，没有走出多远就被他拦下。抓田军安的那个人又过来抓我。围观的群众第二次报警。这次110来了两辆警车。我们跟警察解释说：“我们是街头耍猴人，他们不让耍，还非要把我们带走。”这时候，森林警察说：“我们只是要带他们去给猴子做一下检疫，要是没有事就放他们走。”他们这样一说，出警的110警察就对我说：“那你就跟他们走一趟，到那里检疫一下，没有事不就让你走了吗？”
就这样，我上了他们的车，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园。他们把猴子关进了公园里，把我带到了森林公安局。
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刑侦科长指着我说：“信不信我把你的猴子打死？”
我说：“你有权力也可以把我打死。”
看到我这么说，刑侦科长说：“你还狡辩，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
他们把我铐在审讯椅子上，让我交代其他几个耍猴人住在哪里。7月份正是最热的时候，审讯室里更热，他们审了我三个小时，我口渴得要命，几次要水喝都不给我。后来晕在审讯椅子上了，才给我拿来水喝。
这次抓我们几个耍猴人的时候，这些森林公安局的警察和群众在街头发生了摩擦，这让他们感到很没有面子。他们当着我的面，给上级领导打电话请示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还问是不是需要请记者来采访一下，澄清他们的执法行为。
下午，和苏国印搭班的鲍庆山听说哥哥鲍风山被抓，就拿上身份证和家里的猕猴养殖证，找到牡丹江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告诉鲍庆山，鲍风山是被森林公安局带走的，让他去那里找。
鲍庆山，1968年出生，家里有五亩地，和哥哥鲍风山搭班外出耍猴30年，几乎走遍中国每个省。他比哥哥胆小一些，也没有哥哥会说、敢说，人显得单纯、稳当。鲍庆山说：
我到森林公安局找他们的时候，公安人员也不说我哥哥是不是被他们抓到这里了，就问我：“你们那个田军安在哪里？他们把我们公安局的人员给打了。”
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住的那个旅店叫什么名字，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他们把我的身份证拿走后，就用手铐把我扣在了那里。
随后，几个警员找到了他们住的新安招待所。
苏国印，1957年出生，有近40年的耍猴经验，是这四个耍猴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一看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由于风吹日晒的原因，他脸上的皱纹比较多，显得比较老。他身材瘦小，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遇到麻烦事的时候，说话都哆嗦。苏国印说：
那时候天都快黑了，我在旅店里休息，田军安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田军安和警察之间发生的事情。几个警察一进来就问：“田军安在哪里？”我吓得不行，说：“我没有见到田军安。”他们一看我也带着猴子，就把猴子装进笼子，把我也带到了公安局。
这时田军安补充说：
我回到旅店，一看鲍风山、鲍庆山和苏国印三个人都被抓进去了，心想：我自己也跑不了呀，他们要把我定为袭警罪，要是跑了被抓到会判得更重，我还不如去森林公安局和他们三个在一起。于是我就拿着身份证去了森林派出所，对警察说：“我叫田军安，我来投案自首。”一个姓万的警官对我说：“嗨，你还知道投案？你们这次把事情搞大了。”
事发地当时就有监控，是围观的群众把警察推到一边，把我救了出来。要是没有监控，他们就能把我定为袭警罪，那就麻烦了。
他们把我们每个人都审问了一遍，做了记录。那时候天都黑了，就让我们在刑拘证上签字。当时我们都拒绝签字。不签也不行。夜里就把我们送进牡丹江第二看守所。当时刑侦科长对我们说：“让你们闹吧，把你们‘砸’在里面。”
我问：“你们几个进过拘留所吗？知道进去会怎么样吗？”
苏国印说：
没有，只是听说进去的时候会先挨一顿揍，牢里的犯人会打新进去的犯人。
进看守所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穿上看守所的红色号服。我进去的是18号牢房，进门的时候吓得浑身哆嗦呀，怕挨揍。这个牢房里一共有18个犯人。我刚进去的时候，里面的犯人都不说话，眼睛盯着我看，越看我越哆嗦。
牢头慢条斯理地问：“说说你是犯了什么罪进来的。”
我就说是在街头耍猴的时候被抓进来的。犯人们一听都哈哈大笑，说警察疯了，在街头耍个猴也成罪犯了。
我住的号子里面，有犯金融诈骗罪的，有滥伐林木罪的，还有一个小偷，都关在一起。我怕挨揍，在里面很听牢头的安排，每天抢着擦地、刷厕所、干活。就有一次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犯人的碗，被他给揍了一顿。
鲍风山说：
我被关进了13号牢房，里面有20个人，我进去的时候，牢头对我还不错。牢房里面有一个31岁的死刑犯，他叫姬典强，据他说他杀了11个人。他是重犯，戴着手铐脚镣，牢头让我睡在他的旁边。他都是快死的人了，却很开心，和我很聊得来。在牢里有一个规矩，不管谁家送来好吃好喝的，第一个要先分给死刑犯，因为他在世上活不了多久了，必须让他吃饱喝足。
我在里面经历了四个牢头：第一任倪玉成，犯的是金融诈骗罪；第二任董建锐，是个杀人犯，20年前过失杀人入狱；第三任施泽伟，犯的是容留吸毒罪；第四任徐大鹏，犯的是故意伤人罪。杀人犯最后会和我们分开，被批捕后，就转到了看守所的二楼。
鲍庆山说：
我进去的时候和他们都一样，脱光衣服，检查身体。我进的是8号牢房。脱衣服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藏在裤裆里的6200元钱。在公安局搜身时他们没有摸到我的裤裆，就没有被搜出来，到看守所必须脱衣服，这才被发现了。看守所的管教让我把钱数一下，让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拿走。
当时是晚上九点多，牢里面已经有19个人，加上我20个人。我睡在1号铺位。我怕夜里他们打我，躺在那里一夜都没敢睡觉。早晨第一个起来，抢着冲厕所、擦地板、干活。牢里的人看我怪有眼色的，就没有揍我。就这样，干了20多天后，和他们熟悉了，我才放心。这个牢房里也有一个杀人犯。这个人和朋友合伙把另一个朋友给杀了，但主谋却没有被捕，他成了主犯。他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里面还有一个城管大队的指导员，他是替市领导顶罪进来的。市领导开车撞了一个教授，就说让他先顶罪，过几天领导就把他给捞出去。关了一阵子，领导也没有把他捞出去，法院要开庭审判的时候，他才说了实话，说自己是顶罪进来的。一个星期后，他被放了出去。
在牢里住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人。我那个房间，出出进进，前后有20多个人是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每人交1万到4万不等的钱，就可以取保候审，否则就别想出去，等着被判刑。
监狱里的一个警官，当着我们的面说：“森林公安局抓这么多人进来，早晚会犯错误的。”
田军安说：
看守所有一个规定：在外面有冲突，身体有伤的人看守所不收。怕犯人受伤死在里面，那样看守所就要承担责任。
看守所给我进行身体检查，把衣服上有金属的东西都拽掉，以防自杀、自残。我被关进11号牢房。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19个人了。我住的那个牢房里也有一个杀人犯，他是在夜市喝酒，跟人发生摩擦，用酒杯把对方打死后投案自首的。因为投案自首，在牢里没有戴手铐脚镣。如果不是自首，被警察抓住的杀人犯，在牢里就要戴上很重的手铐脚镣。后来我又被转到8号牢房。
我做过建筑，我们住的牢房面积有30平方米。每个牢房里面都有监控，是无死角的监控。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是全国模范监狱，整体上比较规范。里面的犯人对这个监狱评价也不错。一天三顿饭，白菜汤加黄面发糕，虽说吃不上肉，但是能吃饱饭。犯人家属还可以往监狱里面存钱，有钱的犯人也可以点餐，吃些好的。里面的烧鸡80块钱一只，比外面贵很多。
我说：“因为是全国模范看守所，所以你们在里面能吃饱饭。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的哥哥被关了一个月，每顿饭就两个窝窝头，出来的时候人饿得瘦了20斤。所以，我印象中看守所里不但挨打还吃不饱饭，幸亏关你们的是模范看守所。”
鲍风山喝了口水说：
在牡丹江第二看守所里，我们基本上没有受罪。其实我们进去的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就知道猴子死了。牢房里的犯人都知道有四个耍猴的被抓起来了。放风的时候我们听其他犯人讲，牢里有公安局的卧底，为的是对犯人实行摸底，所以外面的消息能传进来。这些在牢房里做卧底的人被称为“金牌卧底”。他们用公安人员，更多的是用一些想立功赎罪的犯人做卧底。这些卧底主要是对付那些犯有大案又隐瞒、不彻底交代的在押犯人。森林公安局去看守所审讯过我们三次，每次审讯完，警察都会拿出七八张白纸让我们在上面签字，告诉我们说这是履行手续时用的，签完字我们就可以走了，猴子也会归还给我们。至于签字的这些白纸上后来被警察写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我问：“这期间你们没有向审讯人员申诉，要求提前释放你们吗？”田军安接着说：
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安局有30天刑事拘留权。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做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检察院来看守所审讯过我们，听完我的诉说后，就说：“你们这不算什么大事，到时候就释放你们了。”我们被关了35天后，8月13日被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
森林公安局去看守所为我们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时候，刑侦科长把我们叫到一个小屋里说：“小子们，猴子不给你们了，你们要是去告的话就随着你们告，你们要是想在这里折腾的话我们就对着折腾。”
随后，他给我们办了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可以随时传唤你，也可以随时再次把你关起来。他用我们的6000元，为我们强制办理了取保候审。
刑侦科长还对我和苏国印说：“我看你们两个人老实听话，你们乖乖地在这上面签字，等他们俩走了，我给你们俩在公园里找个驯养猴子的工作，你们就在这里干吧。”
我们俩当时还有些相信他。我和苏国印在上面签了字，刑侦科长还把取保候审剩下的200元钱给了我们俩，我们俩就先走了。
鲍风山、鲍庆山兄弟俩说：“我们始终不承认犯罪，我们不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我们俩因为拒绝签字，被扣到夜里才被释放。”
宋杨律师认为，公安局的做法是不正常的。按照正常流程，取保候审都是被拘留的人主动申请并交钱，不会有公安局代办的情况。刚被刑拘的时候，公安局曾经对鲍庆山的儿子说，只要交5万元，就能给他们四个耍猴人办理取保候审，但是他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田军安说：
释放后的第二天，8月14日，我们四个就去森林公安局要自己的六只猴子。刑侦科长对我们说：“每只猴子按2000元钱的价值计算，再按照十倍罚款，就是12万，你们要是交了这12万的罚款就把猴子还给你们。我看你们还是回家吧，给你们开一个证明，取保候审在当地执行，这也算是照顾你们了。”
四个耍猴人每天到森林公安局索要自己的猴子。公安局拒绝归还他们的猴子，他们只能到森林公安局的上级——牡丹江市林业局纪检处反映情况。这时候他们才知道，牡丹江林业局的副局长就是现任森林公安局的局长。
纪检处接待了他们，答应将这个情况向他们正局长反映，但是说正局长外出了，就让四个耍猴人耐心等待。就这样，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牡丹江打工、露宿街头，等待林业局的回复。这期间，他们还到省会哈尔滨去找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问题。
这四个耍猴人索要自己六只猴子的坚定决心，让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没有想到。更让耍猴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等来了第二次被抓捕、审判。
9月1日，刑侦科长开车把他们四人带到了距离牡丹江86公里的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起诉科，就此案提出起诉。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就此案提起公诉，以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为由让他们四人认罪。第二天就把他们给定罪了。
鲍风山说：
在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起诉科，我向审问我们的检察官申辩说：“耍猴在我们新野是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传统，而且我们有猴子的饲养证，证明猴子是我们自己繁殖饲养的，这怎么算犯法？运输证是给运输贩卖猴子的人办理的，我们是牵着猴子走江湖卖艺的人，又不是收购、运输和贩卖猴子的，怎么办理运输证？新野猴戏2009年6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玩猴戏怎么就犯法了？”
我告诉检察官，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在抓我的时候，有很多行为是违规、违法的。检察官听了几句就不让我说，在审讯记录上根本没有我说的这些话，只记录有我们四人怎么从家开始来东北、怎么把猴子运输到牡丹江的过程。
我问她：“为什么我说的公安局打人、没收我们的钱、猴子被打死你都不记录，为什么公安局说的你都记录？”
检察官指着我说：“你说猴子被打死，你有证据吗？你再说，再说信不信拿枪打死你，信不信我把这六只猴子的罪都扣在你一个人的头上，把你搞进去？”
我说：“你们的权力大，你们的权力大于法，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最后，她拿着审讯口供记录让我们签字，签字的时候还问：“你们认罪不认罪？我诱供你们了没有，威胁你们没有？”
看到这样的阵势，怕事的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三个人被吓得躲在起诉科的门外，只有鲍风山在和他们争执。最后也只有鲍庆山、苏国印、田军安三个人在认罪书上签字。
我问鲍风山：“你为什么不害怕他们？你们认罪没有？”
鲍风山说：
怕呀，怎么不怕？怕我也不认罪，都认罪了，人家就可以随便判你。我和他们争辩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容易，人心都是肉长的，总能唤起他们一些良心吧，不要把我们判刑。以前我们也被城管、警察抓过，我一说自己的情况，人家心里也明白我们这些耍猴人可怜，都是训斥一下就让我们走了，可是这次遇到大麻烦了。
9月4日，这个案子到了法院。按照审查程序，从检察院到法院一般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确定一个案件。
东京城镇林区法院一个工作人员对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人说：“要是有人保你们的话，你们交一些保释金可以在外面等待开庭，没有保人的话就只能再把你们羁押起来。”
田军安说：“你看我们身上也没有钱，流浪街头快一个月了，吃不饱饭，也没有地方睡觉，要是把我们羁押起来，我们还有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这次他们被关进东京城林业看守所，进去后还是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穿上号服。
鲍风山告诉我：
第二次进去，进的是002号牢房，有了第一次进看守所的经历，这次就不那么害怕了。里面有五个人，有三个都是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一个被判盗伐林木罪，获刑八年。另一个也是盗伐林木罪，在这里已经关了快一年了，我进去的时候他才刚拿到法院的判决书。还有一个也是盗伐林木加销赃罪，在等待法院的判决。一个是寻衅滋事，一个是偷摩托车的小偷。
田军安说：
我进的是003号牢房。里面关了五个人，牢头叫杨锦辉，是一个承包林场老板，因盗伐林木被关进去。里面还有一个杀人犯谭文国，因为什么杀人我没有问，问这个是比较忌讳的。这个人的案子，二审的时候省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维持原判了，正在等待最高院的死刑核准。他戴着60斤重的脚镣，基本上不能行动。因为是快死的人了，家里经常给他送一些吃的，他就分给我十几包方便面、十个苹果。我心里还挺感谢他的。还有一个犯寻衅滋事罪的，一个盗伐林木罪的。他其实很冤枉，老板让他干啥他干啥，结果被定盗伐林木判了四年。还有一个种植人参的人，在种植人参的时候清理了林子里一些树木，被定为盗伐。
看守所里要求我们每天吃完饭就打坐反省，上午打坐四个小时，下午打坐四个小时。这个看守所很差，跟牡丹江第二看守所不能比。每天连饭都吃不饱，一天就两顿饭，每顿就一碗白菜汤、一块包谷馒头。吃了上顿我们就想着下顿，饿得不行。
鲍庆山说：
我进的是004号牢房，里面有五个人，有两个被判盗伐林木罪，一个是寻衅滋事罪。犯寻衅滋事罪这个人26岁，他是去要账的时候，被债主骗到了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于是就把他定为寻衅滋事关了进来。还有一个在山上种地的人，拿着猎枪打野猪的时候把弟弟打伤了，被定为私藏枪支罪。最后一个是惯偷，因为偷盗进看守所八次了。
鲍风山说：
我进看守所12天后就得了肠炎，不停地拉肚子，向管教反映多次，也要了多次药，始终没有人给我治疗，一直到走出看守所。我的家属给看守所寄去了1000元钱，看守所也没有给我。
苏国印说：
我进的是007号牢房，牢房里面只有两个年轻人，都是因盗伐林木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我在这里被关押的19天里，这个牢房里前后关过20多个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人，定的都是盗伐林木罪。大多数都是交钱后被判缓刑，或者取保候审出去了，这两个人说他们没有关系也没有钱，只好在牢里待着。
在进去的第三天，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到看守所提审他们，让他们在认罪书上签字，并告诉他们：“认罪了就给你们判缓刑，那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去了。”
鲍风山说：“我是一个耍猴人，猴子是我饲养的，我是卖艺的，我没有犯罪，我不签字，不认罪。”
四个人里，只有鲍风山没有在认罪书上签字。
我问：“你们第一次进监狱，前后被羁押54天有什么感受？”
鲍风山说：“偌大一个公安机构，跟我们几个流浪街头的耍猴人斗气，把我们判刑，实在不光彩、不仗义、不敞亮。他们抓我们的时候，旁边的老百姓看我们可怜，本想帮我们一把，可没有想到把警察给惹恼了，非要治我们的罪才能解气，一步一步地整我们。其实他们当时要是罚我们一万块钱，我们也会给他们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问：“你们准备上诉吗？你们自己决定，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
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坐在我面前，低着头，面露难色，看起来他们心里很矛盾。
田军安说：
我们是农民，大老远地再跑到东北去上诉，要花费很多精力和钱财。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赔不起呀。耍猴人祖祖辈辈没有犯过法，法是个什么样，以前不知道，经过这次牢狱之灾，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黑暗和可怕的东西。再说了，要是上诉，我们是不是还要去牡丹江，到时候他们再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再被抓进去，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了。牡丹江在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了，我们新野的耍猴人都知道这事了，再出去耍猴，谁都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这些心理创伤别人是不会理解的。
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田军安把苏国庆叫了出去，两人为上诉不上诉在外面吵了起来。田军安的意思是不想上诉，但是他一个人不上诉又不好。
在我离开的时候，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告诉我：“上不上诉，我们几个商量后再决定。我们当然希望猴艺协会能帮助我们，当然希望上诉能洗清我们身上的罪名、赔偿我们死去的猴子。”
10月8日，当田军安和苏国印还在为上诉犹豫时，鲍风山、鲍庆山兄弟俩已经在判决生效的最后一天寄出了上诉状。他们决定上诉洗清自己的罪名，也为整个新野的耍猴人寻求一条法律许可的生路。
耍猴人还说：“已经死了一只猴子，这个责任谁负？既然森林公安局将合法饲养的猴子以保护野生动物的名义暂扣起来，那就应该对猴子的生死负责任。这只猴子在他们的看护下死去，那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既然猴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应该还用地方、行政法规来限制，这是与初衷不相符合的，中央到地方及相关部门要出台政策制度来给予配套。
这个案子的很多法律矛盾，其实就意味着需要行政法规做出正确的解释。
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国内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其中媒体最关心的话题是：耍猴是一种陋俗，和现在的社会文明与进步有着很大的冲突。这些耍猴人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区贫富差异至今还很大，我们每个人不能以自己生活的地区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另一个地区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很多生活方式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一个人能找到一种不违反法律和伦理的方式生存下来，能自食其力，就很不容易了。这就像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不能去评价、指责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一样。
季卫东博士说过：“制定动物保护法既体现了人类对有生命的活物的关注，也是人类对自己道德标准进一步的提高，当然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的理念。这对人类社会还有一个影响，动物的权利尚且得到主张，那么人类的权利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有一种互动的关系。保护动物说起来是动物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的问题。”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2014年11月25日，黑龙江林业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位法官来到河南新野县鲍湾村，实地调查当地耍猴人的历史习俗、生活状态，并对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进行了问询记录。猴艺协会会长张俊然带着法官到村里几家猕猴繁育场转了转，还让留守在家的艺人带着猴子做了一些简单的猴艺表演，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让两位法官了解新野猴戏文化。
两位法官拒绝了媒体的采访。四位耍猴人对黑龙江林业中院的法院工作人员能前来做实地调查，既感动又欣慰，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有助于对他们四人有罪上诉的再审理。
英国大法官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
此案的公正判决，关乎一千多名猴戏艺人的声誉，关乎数千只猕猴的繁衍，更关乎新野猴戏这一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死存亡！司法机关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勿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人处在世俗之中，不可避免地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那些善良弱势的人，我们只有通过宽容、理解、帮扶，才能给他们带来改变的希望。
2014年10月4日，我来到鲍湾村，听四个耍猴人讲述在牡丹江街头耍猴被抓的真实经过。
四个耍猴人手持免予刑事处罚判决书，在看守所门前合影。
工作人员从冰柜里拿出冻得僵硬的猴子尸体，鲍风山抱着猴头痛哭不已。鲍风山说，这只猴子阿丹和他相伴多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演猴戏赚的钱，先后供养出了家里的两个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