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宾其缩回他那颤抖的手，急忙解开镶着银花边的皮带，从袷袢里面的口袋掏出一叠票子，有二三十元钱，塞到我手里，翻译同志告诉我，这是卡宾其给孩子的。
从父亲对儿子的感情来看，从教师、家长、学生的关系来看，我只能把钱递到孩子眼前。可是，援朝不但不伸手接，反而从这个墙角躲到那个墙角，又在低声啜泣了！
我只好把钱退给卡宾其：“不要再拿钱了！每月都发给他零花钱，按上级供给标准，每月除日用品费用外还能节余几块钱，节余的钱，有保育员替他存到银行里，现在已有一百多元了。”
卡宾其听了这些话，神情更加不安，望望背对着父亲的孩子，眼里扑簌簌地落下了痛苦的眼泪。
我把老人对孩子的心情告诉校长，校长又把黄科长请来，会同全校教职员开了个会。会上决定，进一步发动少先队员们来帮助援朝和卡宾其老人，并确定了内容和方式方法。接着，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少先队员们活动开了。
下午，一中队写出黑板报，中心主题是欢迎卡宾其伯伯的到来，内容是介绍他的悲痛的一生，这里面又特别强调提出，卡宾其过去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同学们应该为他来到学校而感到光荣。
二中队在少先队广播台上进行了广播。主要内容是祝贺援朝有了亲人，还提出援朝在学校里是优秀队员，在爸爸妈妈面前一定会做好孩子。
其他中队的队员们，分别照顾卡宾其和援朝，特别是经常和援朝在一起玩的小保华等几个同学，整个下午都没离开援朝。
队员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援朝有了很大的转变。
晚上，援朝主动到我宿舍里来，他向我提出了内心还没有彻底解决的疑问：
“老师，爸爸的话我听不懂。”
这是孩子内心存在的矛盾，必须立即解决。
于是，我便像在课堂上一样，给他解释起来：
“将来，你要帮助哈萨克族人学汉语，把许多革命道理、科学知识讲给哈萨克族人听呀。”
援朝听得入了神，小眼睛直盯着天花板，一手托着下颌。看得出来，在他那幼稚的沉思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为了进一步让他认识未来，我联系着他的生活习惯和爱好，给他讲起草原上的生活来。
“你不是喜欢放羊吗？你可以在父亲那里学到很多放羊技术……”
“你不是爱骑马吗？你可以在草原上学成一个最好的骑手……”
说完骑马的事情以后，援朝的神情激荡着，两只小眼睛滴溜滴溜地转。我突然把话收住。因为我觉得过多的从生活上启发孩子不好，它的作用只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到了草原上遇到风吹雨打，可能导致思想变化的不良后果。我是个辅导员，应当从政治上来教育学生。
星期六，从早上起来，保育员同志就给援朝换上了卡宾其买的那件皮卡衣和那双小马靴，把援朝送到卡宾其的宿舍。卡宾其看到自己的孩子乖乖地守在眼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一直到中午，援朝都没有离开那间房子，吃的饭是少先队员们给打来的。父亲的两只眼睛老是跟着儿子的身影跑，多年痛苦的皱纹里挂上了笑容。儿子看着爸爸再也不恐惧了。他一会儿看看画书，一会儿给进来的同学们让座位，俨然是个小主人了。他们语言不通，都没有多说话，但是，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几盘菜却是推过来让过去的。翻译同志在一旁止不住地摇摇头，笑一阵，好像是说：把我这个翻译闲起来了，父子感情，不用语言也可以传达！
今天又是少先队活动日。下午，少先队员将礼堂布置得五彩缤纷。幕帘拉开了，台中央放着毛主席像，两边都挂上了队旗，台前的桌子上摆满了两大瓶鲜花，这是庆祝卡宾其父子团圆的会场。这次大会是少先队主办的，所以，它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少先队活动。
下午两点钟，全体队员都到会场了。全校教职员也列席了这次盛会，黄科长在百忙中也赶来参加。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卡宾其、翻译同志和援朝被请到台上，少先队代表首先把一朵大红花献给卡宾其。卡宾其在这里受到了尊敬，被整个会场的真挚的友情所感动了。他那慈祥的面孔堆满了笑容。悲伤、痛苦从他脸上溜走了，皱纹也随之减少了很多，他再次把手贴在胸前，深深地向大家施礼。
另一位少先队员给翻译同志系上一条鲜艳夺目的红领巾，感谢在他的帮助下父子得到团圆。
小保华代表八中队，把一面队旗赠给了援朝，要他好好保存队旗，把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带到草原上去。小援朝高高地举起右手，庄严地接受了少先队赠给他的礼物。
接着少先队委托我向他们父子致祝贺词。
校长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援朝被救和与家庭重新团圆的经过。这是多么生动的一课啊！许多少先队员望着卡宾其和援朝，掉下了眼泪。
忽然，许多人的脸扭向礼堂门口，我扭回头一看，啊！于明智同志来了。他来得真是巧极了。
援朝急忙走下台来，拉着于明智同志的手，问候着。为了欢迎这位拯救援朝生命的人，会场上又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把卡宾其的来历告诉了于明智同志，又把于明智同志介绍给卡宾其，他听说恩人到了，两只胳膊紧紧地搂住于明智同志，亲吻着。
老人又说了一阵，翻译同志告诉我们：“卡宾其说，解放军是他的亲人，也是他的恩人！”
于明智同志为了纪念这次幸福的会见，把自己身上佩戴的一枚纪念章摘下来，赠给了卡宾其。他们又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接着黄科长代表上级讲了话，最后他提议把援朝的名字更正为阿克列姆。卡宾其听了，一只手摇着，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大胡子对翻译同志边比画边说，通过翻译是这样，他说：“哈萨克族人是不会忘记恩人的，援朝的名字留作纪念，不能改。”
翻译同志从中间插了一句说：“为了纪念哈萨克族人与解放军的团结和友谊，两个名字合为一个就叫援朝·阿克列姆吧！”老人点点头同意了。
在散会前，管理员还特别宣布道：“我们已经给他们准备了三天后的车票，目的是让客人们参观一下学校和休息几天，同时让援朝·阿克列姆有充分的时间与叔叔、阿姨和同学们告别。”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两家人的故事赵知友郝富友一颗晶莹的水珠，可以辉映太阳的光辉。这里要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中华各民族手足情谊的一个缩影。
这个故事中的两家人，一家是哈密市法院院长、维吾尔族干部阿不都拉·热依木家；另一家是红星一场七连汉族离休工人马振福家。关于这两家，有着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1980年10月，阿不都拉·热依木在自治区体工队当射击运动员的二女儿阿达来提，要去内地参加比赛了。马振福老两口从阿达来提的来信中听说这事后，又是乐，又是夸，都说阿达来提聪明有出息。而他们的二女儿建辉更是为阿达来提妹妹的进步高兴得心花怒放。1972年，这小姐妹俩第一次相见就一见如故。1974年春节，阿达来提送了建辉一双尼龙袜子。为了答谢阿达来提妹妹，建辉把自己的一条绿裙子送给了阿达来提。阿达来提到自治区体工队以后，她们姐妹俩经常通信，互相帮助和鼓励。这次阿达来提要出远门，建辉提议给她捎几个哈密瓜表示祝福。大伯是连队的种瓜行家，他亲自到地里挑了几个麻登登的“黑眉毛”大哈密瓜。十分仔细的三儿子光辉，用防腐药液把瓜翻来覆去浸泡了一遍。最后，由建辉把瓜送到阿不都拉·热依木叔叔家，请他设法转交给阿达来提。
1980年夏天，阿不都拉·热依木的四女儿玉里也提，被录取到哈密地区技工学校学习，当她特意赶到红星一场七连报告喜讯时，心中尤其感激建辉姐对她的鼓励和帮助。原来，玉里也提1978年升入初中后，学习非常吃力。一上数学课就头疼，一看英语就眼花，失去了学习的信心。她来到马振福大伯家，悄悄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建辉姐：“混到初中毕业算了。”建辉听了这话，心头不觉一沉，她拉住玉里也提的手说：“好妹妹，你不该这样想啊！要把我们新疆建设好，没有大批少数民族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工人，行吗？”打这以后，她们姐妹俩常在一起，谈学习、讲理想，互相鼓励。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玉里也提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1957年秋天，马振福大女儿马建江被选送到新疆大学学习维吾尔语专业。进校后，她坚持用维吾尔文和阿不都拉·热依木叔叔通信，请他指正错误，做自己的“家庭教师”。阿不都拉·热依木总是细心阅读来信，耐心地指导她。每到寒暑假，建江经常到阿不都拉·热依木叔叔家，用维吾尔语和他们对话。每当这时候，一家人有的帮她纠正语病，有的帮她纠正发音，和睦的家庭充满欢乐的气氛。正因为建江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她无论口试、笔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当同学们知道她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家庭教师”时，无不为之啧啧赞叹。
有句维吾尔谚语说：“友谊的时间越长越诚挚。”天气冷了，阿不都拉·热依木小儿子阿德江会收到马振福老伴细针密线做的棉鞋；马振福的大女儿建江要结婚了，阿不都拉·热依木的老伴亲手给她裁剪、缝制了两条式样新颖的裙子；玉里也提和依沙拉提眼睛不好，好姐姐建江一手领着一个到医院去给她们验光检查；建江和阿达来提先后到乌鲁木齐市学习和工作，阿不都拉·热依木写信嘱咐她们：你们姐妹俩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马振福的三儿子光辉应征入伍前，阿不都拉·热依木把他找到跟前，嘱咐他好好工作，积极上进，做个光荣的人民战士……
两个普通的不同民族的家庭，是怎样结下如此深厚的手足之情的呢？这还要从两家人父辈的生死之交谈起。
1950年初春，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伊吾县城被暴乱的土匪围得铁桶一般。解放军一支小分队从哈密沁城出发，前去接应。小分队沿途受到土匪多次堵截。一天拂晓，部队在刺梅花泉驻地遭到土匪袭击，马振福和小杨在突围中同部队失去联系。白天，他们转了一条山沟又一条山沟，鞋子被锋利的山石撕开了花，脚底磨出了血泡，天黑了，他们点燃一小堆马粪，紧紧依偎在一起度过春寒料峭的夜晚。他们的干粮袋空了，水壶干了。第三天，小杨自告奋勇到远处的山头去取雪，但一去未归。马振福只身在山沟里跋涉。长时间的饥饿、干渴和疲劳，已经把这位坚强的战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大约是第十天下午，马振福踉跄地走出一条山沟，累倒在绿草茵茵的山坡上。可就在这时，他惊喜地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绿树丛中，有几间房屋，一头牛和几只羊在草地上悠闲地觅食。当他确信眼前绝非幻景时，就拼命朝这户人家爬去。这是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当他们发现门口的陌生人时，无不露出惊讶的神色。来人胸前和衣袖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和帽子上的“八一”五星，明确地说明了这个人的身份。在土匪猖狂活动的当时，这户人家没有惧怕，连忙把马振福抬进屋里，放到炕上，一口一口给他喂茶水。
过度的饥饿和劳累，使马振福一下子昏迷过去。当马振福慢慢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眼前站着一位英俊的维吾尔族青年，这就是当年的阿不都拉·热依木，他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马振福的喉咙一阵哽咽，泪水不禁滚落下来。
下午，马振福要告辞了，阿不都拉·热依木给他的行军壶里灌满了水，又往口袋里装了两个馕。并把他送出山口，指明了到骆驼圈子的去路……
由于当时情况险恶，阿不都拉·热依木和马振福没有互通姓名。后来，马振福回到部队，很快恢复了健康，他也曾到绿茵如画的草场去寻找救命恩人，但这是一位不知姓名的维吾尔族兄弟呀，又怎么找得到呢？马振福只得把无限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谁能料到，1969年，已经担任哈密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阿不都拉·热依木被抓进“牛棚”，隔离审查。因为有人诬指他在剿匪的时候，杀害过一个掉队的解放军战士。
“我救过一个解放军战士！”
一次又一次的逼供，阿不都拉·热依木的“口供”不变；
一次又一次的毒打，阿不都拉·热依木的“交代”照旧！
熟悉阿不都拉·热依木的乡亲和干部们都知道，解放初期，阿不都拉·热依木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当过农会的青年委员和区财粮干事。1954年，他被调到哈密县检察院，勤勤恳恳地工作至今。为了把这位好同志尽快从冤屈中解救出来，哈密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单位的领导同志，发出了一封封外调信函，派出了一个个外调小组。
一天，外调人员来到红星一场七连马振福家。当他们听完马振福讲述的被救经过后，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惊喜的目光：马振福的讲述和阿不都拉·热依木的“交代”是何等的一致啊！当他们确信面前的这位马振福就是阿不都拉·热依木当年救过的那位解放军战士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地握住了马振福的手。
1972年春天，两个干部模样的维吾尔族同志骑着自行车，来到马振福家的门前。马振福迎出门外，用惊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他们。
“老马同志，这就是二十二年前救过你的阿不都拉·热依木同志！”其中一位维吾尔族同志说。
马振福略微一怔，急忙扑上前，紧紧握住了阿不都拉·热依木的手。
“多亏了你，我才活到了今天！”
“不！兄弟，多亏找到你，我的冤案才得到洗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