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你知道我去年在一家很有名的club里当bartender。认识了好多人，还见到了好多中国明星呢。”
“是吗，有谁？”
“不知道能不能说耶，他们可能不想normalpeople知道他们都去哪些club。”
“噢，好吧。”
这也是陈宏和夏瑞漫一起吃第一顿午饭时的对话内容之一。此时两人盘中的饭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夏瑞漫想赶紧离开的心愈发强烈，她看着不远处那些一个人安静吃饭的身影好生羡慕。
陈宏拒绝全用中文表达的毛病，夏瑞漫从与他交流的第三分钟开始就注意到了，听他的国语吐字也不太清楚，便想着等会问问他在国外待多久了。没等她开口，在第四分钟的时候陈宏就告诉夏瑞漫说他读完高中才出的国。这让夏瑞漫真不知道是该为他英文的迅猛进步而感到高兴，还是为他完全非天然的中文退化而感到悲哀。后来，夏瑞漫发现她不用这么纠结，因为这位“英语达人”只是披了一张老虎的皮罢了，他也就能蹦出几个《常用词汇大全》里的英语单词。
如果陈宏坚持要跟她说英语，夏瑞漫也就认了，毕竟在双声道同开的情况下她还能明白陈宏在说什么，她还可以把陈宏自动默认她完全理解这些单词的意思的做法看做对自己智商的认可。但没过多久，夏瑞漫就发现她错了，她高估了自己。因为陈宏同样自动地默认出租车司机、售货员、扫地的阿姨、某位路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夏瑞漫这才惭愧地发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的匮乏，对国内的发展是多么的不关心，感谢新东方、华尔街英语、英孚教育以及陈宏的行为等，她终于了解到中国已经达到了全民说英语的水平。
有时候夏瑞漫觉得自己是自讨苦吃，她明白陈宏人挺好，待人挺真诚，但夏瑞漫如果跟一个人无法沟通，此人对她再殷勤，她也不愿多说一句话。到底什么是‘可以沟通’她说不上来，也没个固定的标准，这得真的接触了才有感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每个人都在大声说些什么，扯着嗓子发表意见，却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一听别人有什么话要说。久而久之那些安静而有力的声音越来越弱，只剩无边无际的喧嚣。
有一天，在和陈宏一起吃过晚饭后，夏瑞漫打电话给五晓小说道：“有时候，我感到特别孤独，所以想找人说话。可大声聊完天之后，却发现自己更加孤独。在我一个人的时候，至少这份孤独的来源是无人陪，没人说话。再次见到朋友，或找到朋友，我便可以感到温暖。可在人群里的孤独呢，我虽然在说话，可我没有在与人交流，我说出去的话并没有起到它们应该起到的效果，一块石子扔进水里，却一点波纹都没激起。更多的时候，对面的人根本没有让我说出内心深处想法的欲望。如何改变这样的孤独呢，或许我该更努力地找那些可以对话的人，或许我该满足有你在我身边，或许我该改变自己。
“小的时候，能一起玩玩具、傻玩、疯笑的就是最好的朋友，在他们身边很满足。可长大后，‘朋友’这个词所包含的东西增加了许多。如果无法跟他们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跟他们待在一起，只会徒增烦恼罢了，‘有人陪’不会让我多快乐几分。这么看来，独自一个人真的不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身边最‘亲’的人离你其实是那样的远。”
这话不是针对陈宏一人说的，而是积攒许久的心里话，只是每次与陈宏的“交流”都让她再一次重温无话可说的痛苦罢了。
身处世间，得一说得上话的人足矣，但夏瑞漫又贪婪地想多有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什么叫真正说得上话不好定义，就跟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差不多，出现了自然就知道出现了，出现之前再怎么描述也描述不准确，有些人看似符合标准，其实又不符合标准。
从陈宏那里学到了一些简单事宜后，夏瑞漫一直跟着一个刚满30岁的姐姐学习，姐姐要到哪里采访报道，有什么活动要参加，都带着夏瑞漫。但她中午吃饭不带着夏瑞漫，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减肥。这姐姐的全名特别拗口，所以报社鲜有人叫她的大名，都叫她小枫。小枫告诉夏瑞漫，让她跟着大家一起这么叫就行了。夏瑞漫这么叫了几次觉得以“小什么”称呼比自己大十几岁的人实在别扭，就在后面加了个“姐姐”。
夏瑞漫第一次跟小枫去参加的活动是某国使馆搞的，为的是庆祝与中国建交30周年。活动地点就在使馆内部的一个类似会议室的房间里，房间不算太大，到场的媒体和其他相关人员并不多，也就坐满了前五排。大使坐在一张带点中国风的长方形木桌子后面，先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介绍。他的中文很蹩脚，坚持说上几句，有点与台下的中国人拉近距离和自我调侃的味道。大使的中文讲得虽然慢，但还努力地往北京腔上靠，每说几个字就要在不恰当的地方加上一个“儿”，惹得夏瑞慢直想笑。还好大使很快将语言转换成自己拿手的，普通话则由讲一口标准汉语的翻译来说。
虽然有录音笔，小枫告诉夏瑞漫还是要认真做笔记，以防录音笔坏了或中途没电等事情发生。从来大使馆的路上，小枫就叮嘱夏瑞慢以后自己工作一定不能完全依赖录音笔，想必之前肯定吃过这方面的亏。听了小枫姐姐的话，夏瑞漫从大使张嘴吐出第一个字起就奋笔疾书，生怕漏下一个字。没过多久夏瑞漫的笔记本里已经密密麻麻地记了三页，好像大使说的话句句是真金。其实，活动开始没多久夏瑞漫已经无聊得想打瞌睡，在她看来，大使说的话无非是一些听腻了的外交套话，夏瑞漫觉得她根本不用到现场来也能写出一篇关于大使发言内容的稿子。
直到最后20分钟前，夏瑞漫都只是在机械地完成任务。就在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大使突然说：“虽然这话不好听，也常成为与中国和睦相处的绊脚石，但我还是想说说人权问题。”听到这里夏瑞漫精神一振，心想，这些话得好好记下，等会要写。写着写着夏瑞漫突然发现身旁的小枫早就停了笔，她见夏瑞漫惊奇地看着自己，便小声在夏瑞漫耳边说，这方面的内容以后都可以不用记，反正之后也发不了。夏瑞漫便也放下笔，可现在她倒是希望能多写些东西。
在回程的路上，夏瑞漫问小枫有时候会不会心里堵得慌，就像一个钢琴家本来能弹奏出非常动人的音乐却无缘无故被人砍掉了左手，从那以后不管多么努力还是只能弹出单调的旋律。小枫长叹一口气说：“在这个行业干久了也渐渐开始习惯，刚毕业时的那股冲劲和棱角被磨平了不少。有时候花了好几个小时写的东西说不能用就不能用了，这一刀捅下来连半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进报社实习没多久，夏瑞漫就亲身体验了一把一刀捅下来半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的感觉。一天早上，夏瑞漫刚进办公室就被小枫姐姐带着去侦察一个郊区公园突然被改造的情况。正在公园周围绕圈子找人的时候，小枫姐姐又接到报社来的电话说：这附近一个叫令旗的小区的两个人因为发生一点小口角，其中一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捅成重伤，现在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叫小枫赶紧赶到现场去调查事情的原委，争取明天上报。小枫姐姐挂了电话便和夏瑞漫一起乘车往令旗小区赶。在出租车上，小枫又收到消息说被捅的人刚到医院就离开了人世。夏瑞漫知道那人不幸离开人世后，一边感叹人生无常、生命脆弱，一边又有些激动自己能碰上一个大案子。
出事地点一片混乱，原本安静的小区突然站满了人，其他报社的记者也陆续赶到。被捅者的母亲已经哭成了泪人，有些精神恍惚地坐在地上，旁边有几个貌似是亲属的人在不停地安慰她。他们嘴上念叨着“别太伤心了，别太伤心了”，但谁都知道做母亲怎么可能不为无端死去的儿子哭泣。看到这场景，夏瑞漫也悄悄地抹了几把泪。小枫姐姐倒是很镇定，完全没有被情绪左右，从进小区起就不断向周围的人打听事情的经过，虽然没在案发现场，没多久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两人争吵的原因很简单，就为了一个车位。两辆车从车位的左边和右边同时驶向车位，且都认为自己先到，车位是属于自己的。两位先是在车里小声骂，然后走到车外破口大骂，骂的内容也从车位本身转向各种本来毫不相干的事，骂的对象更从车主本人扩散到对方的祖宗十八代。后来，其中一人一胸腔的气没憋住，操起车里刚在超市买的水果刀就捅向另外一人。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大家都让一步就是了，谁知道只因一个车位就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为了让文章在第二天能出来，小枫和夏瑞漫忙到晚上8点。正准备拿包走人一起去吃点东西，主编突然从办公室里杀出来说这篇文章不能用。“为什么？！”夏瑞漫一下子没控制住说话的音量，整层楼都在回荡这个“为什么”。小枫却比夏瑞漫镇定，想必这种事她情早就经历过无数次了。
主编叹了一口气简短地回答道：“杀人者上头有关系。”
“那，那空出来的位置怎么办？”夏瑞漫也顾不得纠结捅人者到底何方神圣，还得着手解决眼下问题。
“多放个广告，或者别的文章能加图片的加一个。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了，早点回去吧。”主编回答得很轻松，这种事情处理得多了也就不是个事儿了。倒是夏瑞漫一直到离开报社的那一天都还在心疼自己的文章，她第一次感受到被迫引产是怎样一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