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个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抠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还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头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充足的理由没有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你来彼得堡我根本不知道。”
“你当上了检察官我也不知道……”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是这样到这儿来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完全缺乏根据。”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知。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这样说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暂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无辜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话锋一转，“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是不能这样说的。说来奇怪只有一点，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仔细瞧瞧谢列宁。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忧郁，却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太奇怪了。”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7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对往外走的谢列宁说，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他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