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为了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广大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说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起因是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这是对的。但还不完整，有些问题在隋文帝时期就已存在，矛盾有个积累的过程。
隋朝建立后采取的经济措施，虽然有限制、打击豪族地主的一方面，但又有照顾他们利益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官僚地主阶层，更是优待多于限制。如均田法令规定，牛和奴婢可以分得土地，这二者实际上只有官僚和豪强地主才有，这就使他们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法令又规定，官吏按品级占有土地，诸王至都督可分永业田100顷至30顷，大官就是大地主，小官就是小地主，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集团。他们受田数额远比一般农民多得多。至于他们凭借权势和财力兼并的土地更无法计算。
隋朝统治还经常以各种名目赏赐大量田宅给有功之臣，如隋文帝两次赏赐给功臣杨素田130顷。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影响了农民的受田。太常卿苏威曾向文帝建议减少功臣的土地，分配给人民，但遭到大官僚王谊的反对。王谊说：“百官多年有功，削减他们的土地恐怕不妥。依我看，只怕朝臣不建功立业，哪怕人民土地不够。”隋文帝竟听信王谊的话，不采纳苏威的建议。可见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是使人民土地不够的主要原因，而隋文帝对此并不想加以限制。隋文帝尽管实行了均田制，并曾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还是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农民土地不够的现象。592年（隋开皇十二年），因关内、河东、河南、河北等地区人多地少，衣食不给，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均田，在狭乡地区，每丁也只能受田20亩，远远无法达到均田制所规定的数额，可见均田制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是打了折扣的。
在当时，还有比农民地位更低、生活更苦的被压迫者，那就是部曲和奴婢。奴婢是没有财产没有身份自由的奴隶，部曲的身份比奴婢略高，但也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和身份地位。奴婢和部曲都是依附于主人，直接受官僚地主们的压迫和剥削，甚至被当作财产赏赐之用。如隋文帝赐给窦荣定马3000匹，部曲80户，赐给周法尚奴婢前后几次共800人。大官僚杨素有家僮数千。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是对隋朝的统治最为不满和积极反抗的人。
隋朝国家仓库的充盈，为历代所罕见。但是，国富并不等于民富。依附于士族地主的农民，要交纳一半以上的租赋，均田农民的处境也日益艰难，除按规定每年交租粟三石外，还有其他各种变相的摊派。一遇上灾荒年景，统治者却不肯开仓赈济，以致民众生活艰难。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以节俭而闻名于世，但他的节俭并没贯彻始终。593年（隋开皇十三年），他令大臣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南）造仁寿宫。杨素迫使民夫平山填谷，营造宫殿，工程紧迫，逼死几万人。杨素把死人推到沟坑中，用土石盖上，筑成宫殿的地基。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仁寿宫才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杨坚去参观，听说杨素把死掉的大量民工埋在这里，起初很不高兴，认为有伤自己的仁慈面目，等进新宫游览后却非常高兴，称杨素为忠臣。598年（隋开皇十八年），杨坚又从京师到仁寿宫设置行宫12所，供自己休憩娱乐。
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刑罚比前代有所减轻，初期用刑大体还按律文，但他晚年，却经常喜怒无常，不按律文办事，另定了一些严酷苛细的条文，如规定：盗窃一钱以上者，四人共盗一榱角者，三人共偷一瓜者，都要处死。闹得天下人惊恐不安。
上面所说的，并不是要否定隋文帝的历史贡献。在统一南北、巩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隋文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隋文帝的表面太平景象下，掩盖着的是逐渐积累和逐渐尖锐的社会矛盾。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倒行逆施，则促使这些矛盾的总爆发。
如果说，隋文帝还有节俭的名声，辛辛苦苦把刻剥来的东西积贮起来，是个守财奴，那么，隋炀帝却是极尽挥霍浪费之能事，是历史上有名的奢侈昏君，是地地道道的败家子。隋炀帝弑父篡位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暴政。
隋炀帝在即位以后的几年中，在全国进行了空前的大征调，以兴建土木工程。他掘长堑、筑长城、修驰道、开凿运河、营建东都和西苑，修建离宫别馆。每次动用的民力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一两百万。607年（隋大业三年），隋炀帝征发丁壮百万，修筑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长城，绵亘千余里，限令20天完工，结果丁壮累死大半。608年（隋大业四年），隋炀帝发河北各郡一百多万民工开永济渠，丁男不够，开始役及妇女。频繁的征调，超过了民众的负荷能力，以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
隋炀帝好大喜功，纵情挥霍。为了夸耀隋朝的声威和强盛，从610年（隋大业六年）以后，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首领和西域商人聚集洛阳时，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戏场周围5000步，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乐人、舞人有数万之多，都穿着锦绣彩色的衣服，佩带五光十色珠宝，用花色羽毛做装饰，东、西两京几乎所有的丝绸都全被他们拿去做服装。百戏通宵达旦，彻夜不停，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烛照天地，一连闹了一个月。年年如此，而且越演越烈，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就达亿万。西域商人到洛阳丰都市交易，炀帝又令市内大作排场一番，整饰店肆，檐宇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就连卖菜的人，也用贵重的龙须席铺地，还用缯帛缠在树上，以示豪华。西域商人过酒食店，便被请进去随便吃喝，分文不取，还对他们说：“中原丰饶，酒食从来不要钱。”
不仅隋炀帝如此挥霍浪费，整个统治集团也无不贪赃枉法，刻剥人民，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婢、部曲，无数的牛羊马匹和金银丝帛。大贵族杨素家后庭妓妾穿绫罗锦绣的数以千计，他在东西二京，都有华丽的住宅，朝毁夕建，营缮不停，又在各地广占邸店、水硝和田宅以千百数。大贵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等，也是非常贪婪腐朽。宇文述知道人家有珍异的东西，一定要设法搞到手，他有后庭妓妾数百人，都着锦绣，穿金戴银，还有家僮千人，都骑良马，并勾结商贾，扰害人民。地方官吏也普遍贪赃枉法，无官不贪。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奢靡腐朽。
当时人民所受的灾难相当深重，隋末有一首《挽舟者歌》，反映了由于隋炀帝到处巡游、任意挥霍所带给人民群众的灾难。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里，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
引得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从612年（隋大业八年）开始，隋炀帝连续三次发动了进攻高丽的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并直接成为隋农民大起义的异火线。事先，隋炀帝令在山东增置军府，督造战船。因需陆路运输工具，又敕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军用车5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供军士装载衣服、战甲、帐幕之用。还调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水上运输则调发江、淮以南的民夫及船只，运送黎阳、洛口等谷仓的米粮和兵甲之具，沿运河送往涿郡。船只首尾相接，长一千多里。当时，装载粮食、军队、武器和攻战的器具，往返于运河和陆路途中的往往有几十万人，日夜不停，死者不计其数，填塞于道，臭秽盈路。
为了保证前线的粮食储备，炀帝又征发山东一带车牛民夫运米，积于泸河（今河北东北）、怀远（今辽宁朝阳东）二镇。民夫运米，车牛一去不得回来，丁男大批死亡，田地多半荒芜，米价腾贵，东北边地一斗米竞贵至数百钱，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鹿车。仅鹿车夫就有60多万，两个人一组，共推一车，载米3石。道路遥远险阻，3石米还不够充路粮，至镇时已无粮可交，只好逃亡。而官吏却乘机大肆贪虐、尽量剥削，老百姓困顿穷苦，财力俱尽，生机断绝，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
早在610年（隋大业六年），就有民众起来反抗。这年正月初一，天色未明，洛阳城里有几十个人，戴白色的帽子，穿白色的衣服，燃香持花，自称是弥勒佛，闯进建国门，突然夺取卫兵的武器，要攻入皇宫，被齐王杨日东的卫队所杀。这次起义，震动京师，隋王朝在都城大加搜索，牵连坐罪的有1000多家。
611年（隋大业七年），也就是隋炀帝发动第一次征高丽战争的前一年秋天，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淹没30多郡。而隋王朝统治者却忙于为征高丽而对人民横征暴敛，将农民推入绝路。这年10月，王薄领导农民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首举义旗，王薄自称“知世郎”，意思是能预知世事将要发生变化，朝代将要改换，隋王朝就要灭亡。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参加起义，不要为隋炀帝去送死。歌词写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
纯著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
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
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
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
斩头何所伤！”
各地逃避征役的人，纷纷前往归附他。王薄以邹平县南的长白山为根据地，向齐郡、济北郡一带出击。
接着，平原郡富豪刘霸道起兵于豆子卤亢（今山东惠民县境），远近都来投依，部众十多万，号称阿舅军。张金称领导的一支起义军聚集在鄃县（今山东夏津）境内的河渚中，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活跃在蓚县（今河北景县）一带。漳南（今山东平原）人孙安祖，因这年山东大水灾，房屋为水所漂，妻子儿女饿死，隋朝官府还强迫他去当兵打高丽，因而刺杀县令，在同县人窦建德的帮助下，起义于高鸡泊（今山东平原）。各地义军纷起，声势日益浩大。
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地区（指潼关以东地区）爆发，这主要是由于山东地区是隋代最重要的经济区，人口密度大，占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仅冀州一地就有一百万户。这里豪强士族地主经济势力仍很强大，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造成土地高度集中。隋炀帝的各项力役，很大部分落在这个地区人民身上，这里又是进攻高丽的军事应地，人民所受的摊派很重，受苦很深。再加上611年秋天发生大水灾，山东、河南地区淹没30余郡，农民大都缺衣少食，而兵役、力役征调频繁，人民苦堪不已，民怨沸腾，因此，山东地区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策源地。
隋朝统治者对起义农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炀帝下令都尉、鹰扬（将官名号）与郡县互相配合，进行追捕，一抓到马上处决，并抄没起义农民的家，但是依然不能遏止。613年（隋大业九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势力如火燎原，他们多者10余万人，少者数万人，攻占城池，夺取粮食，杀死隋朝的官吏和地主。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急剧发展，这年6月，隋朝大官僚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看到农民普遍起义，也乘机在黎阳（今河南濬县）发动兵变，起兵反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