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人徐元庆者②，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③，束身归罪④。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⑤，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⑥。
臣窃独过之⑦。
臣闻礼之大本⑧，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⑨。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⑩。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守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①《驳复仇议》是作者任礼部员外郎时写的。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人又去自首，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提出元庆杀人当处死刑，但他为父报仇是“孝义”行为，又应表扬。柳宗元不同意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对复仇案例作了具体分析。指出若徐父含冤被杀，元庆为父报仇、杀人自首理应受到表扬，不应治罪；若徐父有罪该杀，元庆为父报仇，杀人自首，就只能处死不能表扬。文章论驳透辟，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②伏：下对上的敬词。天后：指武则天，她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李治在世时便参与国政，后废睿（ruì锐）宗自立，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同州：治所在武乡（今陕西省大荔县）。下（guī归）：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③手刃父仇：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据《新唐书·张传》记载，武后时，下郢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改了姓名到驿站附近帮人做工。过了很久，赵师韫以御史身分住在驿亭里，元庆杀了师韫，自己叫人捆了到官府自首。④束身归罪：自己捆绑起来投案认罪。⑤陈子昂：字伯玉，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臣。当时徐元庆案报到朝廷，有人打算赦免徐元庆的死罪，陈子昂议曰：“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又说，“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旌，表彰。闾，里巷的大门。⑥编之于令：指把对徐案的处理方法编入法令。国典：国家的法律制度。典，制度，法则。⑦窃独过之：意谓我个人认为陈子昂的建议是错误的。窃，私下，谦词。独，独自。过，错误。这里作动词用。⑧大本：根本作用。⑨无为贼虐：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贼，杀人。凡为治者杀无赦：意谓凡是作官的杀了不该杀的人，他的罪也不能赦免。治者，管理民众的人，即官吏。⑩黩（dú独）刑：滥用刑法。僭（jiàn见）：过分，这里指过分的奖赏。趋义者：指想按照仁义原则办事的人。违害者：指想避开祸患的人。立：立身行事。制：制定，这里指制定礼法。刺：探听，考察。谳（艳艳）：审判定罪。原：推究。端：缘曲。判然离矣：明显地区别开了。陷于公罪：指犯了国法，陷入法律规定的罪刑中，非辜：无辜，指无罪之人。蒙冒：蒙蔽，包庇。吁（欲预）号：呼喊，这里指鸣冤叫屈。戴天：头上顶着天。以戴天为大耻，《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随时准备复仇。得礼：指合于礼法。《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戈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执事者：这里指有关的官吏。谢：道歉，认错。不暇：来不及。愆（qiān千）：过错。“不愆于法”，指未违反法律。戕（qiāng枪）：杀害。悖（bèi倍）骜：悖，违背；骜，轻视，傲慢。凌上：犯上。正邦典：正国法。亲亲相仇：意谓各人爱自己的亲人就相互报仇。大戮：死刑。暴寡：欺凌孤寡之人。胁弱：威胁弱者。《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它汇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下段引文出自《周礼·地官》篇。调人：《周礼》所载官名，“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难，指仇怨。《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为《春秋左氏传》和《春秋彀梁传》）。《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唐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说是由汉景帝时公羊寿和胡母生（子都）“著于竹帛”。推刃：往来相杀。两下相杀：指赵师韫杀徐元庆父和徐元庆杀赵师韫事。请下臣议：请发下我的建议。附于令：附在法令之后。唐朝法律条文有律、令、格、式四种，令是定下来作为制度的条文。
〔译文〕我看到在则天皇后执政的时候，同州下邦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最后他能够亲手杀了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子到官府认罪。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杀掉他，而又在他的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且请求把这种处理办法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作是错误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来防止人们作乱的。比如说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凡是作儿子的为父母报仇，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都要处死不能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用来防止人们作乱的。比如说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凡是作官的杀了不应该杀的人，要处以死刑不能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运用的方式却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做杀人没有节制，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该处死的人，这就叫做奖赏过分，破坏礼制太厉害了。果真把这种做法公布给天下人看，把它传到后代，那想按照仁义原则办事的人便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患的人也不知道如何立身行事，用这作为法制行吗？大概圣人制定礼法，是彻底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人情来确定奖惩，不过把二者统一在一起罢了。
假使能考察、审定案情的真假，查清是非，追究案子开始发生的情况，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便很明显地区别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法律规定的罪刑中，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私人的仇怨，施展他作官的蛮横气势，残暴地对待无罪的人，州官不知道要治师韫的罪，法官也不过问，上下蒙蔽包庇，大声鸣冤叫屈也不听。而徐元庆能够把与父亲的仇人同活在世上当做奇耻大辱、把头枕兵器睡觉当做合乎礼法的事，处心积虑，用兵器刺进仇敌的胸膛，很坚强地控制着自己，即使自己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奉行礼义的行为。
对他这种行为，有关官吏应该面有惭色，要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可是又为什么要杀死他呢？
如果元庆的父亲，犯了死罪，师韫杀他，没有违法，这样徐爽便不是被官吏错杀了，而是因为犯法被处死。难道可以仇视法律吗？仇视皇帝的法律，杀害执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而触犯皇帝的行为。把这种人抓起来杀掉，用来严肃国法，可是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还议论说：“人总是有儿子的，做儿子的总有父母亲，为了爱自己的亲人便相互仇杀，那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挽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糊涂了。礼制中所讲的复仇，是指冤屈很深，悲痛难忍，而且大声呼喊无处申诉，不是指的犯了法，以身抵罪，而被杀头的情况。他却说他杀了我的父母，我便杀掉他，不问谁是谁非，只是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他这样说违反经典、背弃圣人，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记载：调入，是专管调解众人的仇怨的。“凡是杀人合乎礼义的，就要被杀者的亲属不要报仇，要是报仇杀了人，就要处以死刑。”“有人再反过来杀死对方，全国的人就要把他当做仇人。”
这样的话，又怎么会出现由于爱自己的亲人而相互仇杀的情况呢？
《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相互仇杀的做法，这样报仇是不能根除相互仇杀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种标准来判断赵师韫和徐元庆的相互杀人，那便合乎礼制了。况且不忘记为父报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元庆能够不超越礼的范围，服孝而遵守礼义，他一定是一个通晓事理而懂得道义的人。通晓事理而懂得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作为仇敌吗？议事的人反而认为要把他杀掉，滥用刑法，破坏礼制，这种做法不能成为法律制度，是很明显的。
请把我的意见发下去，附在法令后面。今后有断这类案件的，不应按从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一些意见。
